“下一个十年可能会更糟”

  • 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他发现了可以预测社会兴衰的铁律。但他有个坏消息…

【注:历史动力学 (Cliodynamics) 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整合了文化演变,经济史/计量经济史,宏观社会学,历史过程的数学建模以及历史数据库的构建和分析。历史动力学将历史视为科学。它的从业者发展了一些理论,可以解释诸如帝国的兴衰,人口的兴衰、以及宗教的传播和消失等动态过程。这些理论被转化为数学模型。】

不论您是否信任这一预测,今天阅读这篇文章的人们大多有机会见证这一预测的准确度;也许,还包含能改变这一预测的人。

人类学专家 Peter Turchin 在康涅狄格大学主校区斯托斯教书,今年夏天他在这个校园里很不情愿地会见了我。像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许多人一样,他宁愿尽可能少地与人类接触。他本来也怀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否会有很大的价值,反正他的数学模型已经可以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的一切了。

但他不得不在某个时候离开他的办公室。自从防疫封锁全国后,我们俩都没怎么见过人。校园里很安静。动物们正在怯生生地开垦校园:松鼠、柴鸡、鹿,甚至偶尔还有一只红尾鹰。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管理员和几个玩滑板的孩子是仅有的能看到的其他人类。

2020年对 Turchin 来说是仁慈的,而由于许多同样的原因,这一年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地狱。城市起火、民选领导人支持暴力、凶杀案激增 —— 对一个正常的美国人来说,这些都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而对 Turchin 来说,这些状况只是在表明他的模型 —— 其中包含了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数据 —— 正在发挥作用。(“不是所有的人类历史,只是过去的一万年”,他纠正我说)。

十年来,他一直在警告,一些关键的社会和政治趋势预示着一个 “糟糕的时代”,内乱和屠杀比大多数人所经历的更糟糕。2010年时他就预测到,动荡将在2020年前后变得严重,除非这些社会和政治趋势发生根本性逆转,否则不会停止。如何衡量一下的话那就是: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那种程度的浩劫是 “最好的” 情况,全面内战才是 “最坏的” 情况。

他说,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弊病的黑暗三驾马车:精英阶层膨胀,而精英工作岗位太少;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政府无法弥补其财政状况。

他的模型追踪了历史上其他社会的这些因素,太过复杂,无法在非技术性的出版物中解释。但它们成功地打动了非技术性出版物的作者,并为他赢得了与其他 “宏大历史” 类作者的比较,如 Jared Diamond 和 Yuval Noah Harari。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Ross Douthat 曾经认为 Turchin 的历史模型没有说服力,但 2020这一年让他成为了一个信徒:“在这点上,我觉得你必须多关注下 Turchin” ,Douthat 最近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承认,

Diamond 和 Harari 旨在描述人类的历史,而 Turchin 为同龄人展望了一个遥远的、科幻的未来。2006年出版的书《War and Peace and War》是最容易理解他的一本书,其中他把自己比作 Isaac Asimov 《基地》系列中的 “特立独行的数学家” 哈瑞·塞尔登,他可以预言帝国的兴衰。

在那一万年的数据中,Turchin 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铁律。

他说,至少在短期内,这个社会的命运不会美好。当我们经过镜湖时,他告诉我:“已经太晚了”。康州大学的网站将镜湖描述为学生们最喜欢的 “阅读、放松或荡秋千” 的地方。

这些问题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的 —— 不是民主变革的繁琐过程能够及时解决以防止出现混乱的那种问题。Turchin 把美国比作一艘直接驶向冰山的巨轮。“如果你只是在和船员讨论该如何转向, 那你只会来不及转向, 直接撞上冰山。” 过去10多年来,这些讨论一直在进行。而你现在听到的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脆响 —— 钢铁扭曲、铆钉爆裂的声音 —— 就是船撞上冰山的声音。

“我们几乎可以保证 5年地狱般的生活”,Turchin 预测,而且很可能是10年或更久。他说,问题就在于,他指着我:“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 你们是统治阶级。”

在推动社会暴力的三个因素中,Turchin 最强调的是 “精英生产过剩” —— 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增长速度往往快于供其成员填补的职位数量。统治阶级成长的一种方式是生物学上的 —— 想想沙特,那里的王子和公主的出生速度超过了为他们创造皇室角色的速度。

在美国,精英阶层通过经济和教育的向上流动来过度生产自己。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有,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这些本身听起来都不坏,难道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富有和受教育吗?但是,当金钱和哈佛学位变得像沙特皇室的头衔那般稀缺时,问题就开始了。如果很多人都有资格,但是只有一部分人有实权,那么没有实权的人最终会反过来对付有实权的人

Turchin 告诉我,在美国,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为了一份糊口工作而奋斗,比如说,在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在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府部门中,或者在一家全国性杂志社工作。也许是看到了我 T恤衫上的洞,Turchin 指出,一个人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精英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精英。(他不认为自己是这两者中的一员。他说,一个教授最多能接触到几百个学生,“而你这样的记者接触的是几十万人”) 。

精英的工作岗位不会像精英那样快速繁殖。参议院的席位仍然只有100个,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拥有足够的金钱或学位,并认为自己应该管理国家。“现在的情况是,有更多的精英在争夺同一个职位,其中一部分人会转化为反精英”,Turchin 说。

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看起来是个精英 —— 富豪父亲、沃顿学位、镀金商品,但特朗普主义是一场反精英运动。他的政府里挤满了有资格却没有能成为精英的无名小卒,他们被前几届政府拒之门外,有时是出于好的原因,更多时候只是因为格罗顿-耶鲁大学的机构里根本没有任何空缺了。

Turchin 说,特朗普的前顾问兼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个反精英的 “典范”。他从小是工人阶级,上过哈佛商学院,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并通过拥有《Seinfeld》的辛迪加版权的少量股份而致富。而这些都没有转化为政治权力,直到他与普通人结盟。“他是一个反精英,他利用特朗普来突破自己,让白人男性劳动力重新当家作主”,Turchin 说。

精英的过度生产造就了反精英,而反精英则在平民中寻找盟友。如果平民的生活水平下滑 —— 不是相对于精英,而是相对于他们之前的生活水平的下滑 —— 他们就会接受反精英的示好,并开始给自己的车轴上油。

平民的生活越来越糟,少数试图把自己拉上精英救生艇上的人被那些已经上船的人推回水中。Turchin 说,即将崩溃的最后诱因往往是国家破产。

在某些时候,不断上升的不安全感变得越来越昂贵。精英们不得不用施舍和免费赠品来安抚不满的公民 —— 而当这些东西用完后,他们就不得不用警察来镇压异己和加强压迫人民。最终,国家用尽了所有的短期解决方案,而之前连贯的文明也解体了。

即便现在还没有发生解体,大体上就像 Storrs 预言家10年前所警告的那样,Turchin 的预言会更容易被当作吧台理论。如果未来10年像他说的那样震荡,他的见解就必须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解释 —— 当然,前提是还有大学能雇用这些人。

Peter Turchin, photographed in Connecticut’s Natchaug State Forest in October. The former ecologist seeks to apply mathematical rigor to the study of human history. (Malike Sidibe)

Turchin 1957年出生于俄罗斯的奥布宁斯克,这座城市被苏联国家建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天堂,科学家们可以在这里合作和生活。他的父亲 Valentin 是一名物理学家和政治异议人士,母亲 Tatiana 曾接受过地质学家的训练。在他7岁时,他们搬到了莫斯科,1978年作为政治难民逃到了纽约。

在那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说着家庭语言的社区,一个科学氛围的社区。他父亲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学习生物学,并在杜克大学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

Turchin 写了一篇关于墨西哥豆甲虫的论文,这是一种可爱的瓢虫状害虫,在美国和危地马拉之间的地区以豆类为食。当 Turchin 开始研究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学正在以一种某些领域已经有的方式发展。

研究虫子的老方法是收集它们并描述它们:数它们的腿,测量它们的肚子,并将它们钉在刨花板的碎片上以备将来参考。(去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老旧的储藏室里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些钟形罐子和标本箱的架子)。

70年代,澳大利亚物理学家 Robert May 已将注意力转向生态学,并帮助将其转变为一门数学科学。然而,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Turchin 告诉我,“大多数生态学家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数学恐惧症”。

事实上,Turchin 确实做了很多实地工作,但他对生态学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收集和使用数据来模拟种群的动态 —— 例如,确定为什么松树甲虫种群会占领森林,或者为什么同一种群数量会下降。他还研究过飞蛾、田鼠和旅鼠。

在90年代末,灾难发生了。Turchin 意识到他对甲虫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把自己比作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戏剧《阿卡迪亚》中的天才女孩,她痴迷于在德比郡乡间别墅周围的松鸡和其他生物的生命周期。这个角色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生活在混沌理论发展之前一个半世纪。“她最终放弃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复杂了”,Turchin 说,“我也放弃了,但那是因为我解决了问题。”

Turchin 出版了最后一本专著《复杂人口动力学》(2003),然后向他的康州大学同事们透露了一个消息,他将永远告别这个领域,尽管他将继续作为他们部门的终身教授领取薪水。他不再加薪,但他告诉我,他已经 “处于一个舒适的水平,而且,你知道,你不需要这么多钱”。

“通常中年危机意味着你和老妻离婚,然后娶一个研究生”,Turchin说,“而我是和一个老科学离婚了,娶了一个新科学。”

他最后的一篇论文发表在《Oikos》杂志上。“种群生态学有一般规律吗?” Turchin 问道。大多数生态学家都说没有。种群有它们自己的动态,每一种情况都是不同的。松树甲虫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繁殖、乱跑、肆虐森林,但这并不意味着蚊子或蜱虫的数量会按照同样的节奏上升和下降。Turchin 提出,“有多个非常普遍的类似于规律的东西” 可以应用于生态学。

在经历了漫长的收集和编目的青春期之后,生态学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数据来描述这些普遍规律 —— 也不再假装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特异性。“生态学家知道这些规律,应该把它们称为规律”,他说。

例如,Turchin 提出,生物体的种群是以指数方式增长或下降的,而不是线性增长或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买了两只豚鼠,你很快就不只是多了几只豚鼠,而是一个家 —— 然后是一个邻居 —— 到处都是这些该死的东西(只要你继续喂它们)。

这个定律很简单,高中数学学生都能理解,它描述了从蜱虫、椋鸟到骆驼等各种动物的命运。Turchin 应用于生态学的定律 —— 他坚持称它们为定律 —— 在当时引起了尊重的争议。而现在,它们已经被教科书所引用

离开生态学后,Turchin 开始了类似的研究,试图为不同的动物物种:即 人类,制定一般规律。他是长期的历史爱好者,但他也有一种掠夺者的本能,即 调查人类知识的大草原,扑向最弱小的猎物。

“所有科学都会经历这种向数学化过渡的过程”,Turchin 告诉我。“当我遇到中年危机时,我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向数学化科学过渡的学科。当时只剩下一门了,那就是历史学。”

历史学家阅读书籍、信件和其他文本;偶尔可能挖出锅铲和硬币。但对 Turchin 来说,仅仅依靠这些方法就相当于研究虫子,把它们钉在刨花板上,然后数它们的腿。如果历史学家不打算自己迎来一场数学革命,他就会冲进去,为他们做这件事。

“关于历史是否具有一般规律,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他和一位合著者在《Secular Cycles》(2009年)中写道,“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可以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用来研究自然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社会。”

Turchin 创办了一本杂志就叫《Cliodynamics》,致力于 “寻找解释历史社会运作和动态的一般前提”。他已经在《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宣布了这门学科的到来,他把不愿意建立一般前提的历史学家比作生物学界的同事,“他们最关心的只是莺莺燕燕的私生活”。他写道:“让历史继续关注特殊的事物”。

历史动力学将是一门新的科学。当历史学家们在大学的地下室里掸着罐子上的灰尘时,Turchin 和他的追随者们将在楼上,回答宏大的问题。

为了给杂志的研究提供种子,Turchin 策划了一个历史学和考古学数据的数字档案。他告诉我,对其记录的编码需要精巧,因为(例如)确定中世纪法国精英有志阶层规模的方法可能与衡量当今美国同一阶层的方法不同。但一旦输入数据,经过 Turchin 和其审查的历史时期的专家们的审核,它们就会对历史现象提供快速而有力的建议。

长期以来,宗教史学家一直在思考复杂文明的兴起与对神的信仰之间的关系 —— 尤其是 “道德化的神”,就是那种会骂你犯罪的神。去年,Turchin 和十几位合著者挖掘了数据库(来自世界各地30个地区的414个社会的记录,这些记录跨越了过去1万年的时间,使用了51个社会复杂性的衡量标准和4个超自然执行道德的衡量标准),最终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发现,复杂的社会更有可能有道德化的神,但神往往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之后,而不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之前才开始骂人。随着数据库的扩大,它将试图把更多的问题从人文推测的领域中剔除出来,并把它们锁在一个标有答案的抽屉里。

Turchin 最不受欢迎的结论之一是,复杂的社会是通过战争产生的。战争的效果是奖励那些组织起来战斗和求生的社区,而它往往会消灭那些简单和小规模的社区。

“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生活在如此富足的社会中是由于战争那种丑陋的东西这一事实”,他说。但数据很清楚:达尔文式进程选择复杂的社会,是因为它们杀死了简单的社会。认为民主在其相对于竞争对手制度的基本善良和道德改善中找到优势的想法,同样是虚幻的。相反,民主社会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它们具有被外敌几乎消灭的记忆。它们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避免了灭亡,而这种集体行动的记忆使得民主政治在当下更容易进行,Turchin 说,“采用民主体制和不得不为生存而战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他同样不受欢迎的结论还有:内乱可能很快就会到来,而且可能达到国破家亡之地步的结论。2012年,Turchin 发表了一份关于政治暴力的分析报告,同样从数据库入手。他将1780年~2010年的1590起事件 —— 暴乱、私刑、任何至少杀死一人的政治事件 —— 进行了分类。

有些时期是平静的,有些时期是血腥的,1870年、1920年和1970年是残暴的高峰期,50年一个周期。Turchin 将最终的暴力事件 —— 内战作为一个 “特殊事件” 排除在外。这种排除看似可疑,但对统计学家来说,“修剪离群值” 是标准做法。相比之下,历史学家和记者倾向于关注离群值 —— 因为它们很有趣 —— 这些人有时反而会错过大趋势。

【注:离群 即 特殊现象,比如媒体总是聚焦那些最神奇的、高难度和昂贵的网络攻击方式,而这些方式并不是攻击者最常用的;如果普通公民的防御策划基于媒体的这些报道,反而有可能会错过攻击者最常用的方式 —— 也就是最危险的最容易中招的部分】

这种周期性观点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学习美国历史的部分内容,特别要注意精英阶层的人数。Turchin 说,19世纪中叶开始的北方工业化使大量的人富裕起来。在南北战争期间,精英群体被清除,这场内战使南方的奴隶制阶级被杀死或贫困化,在重建期间,美国又经历了一波对共和党政治家的暗杀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是第20任总统 James A. Garfield 被一名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得到政治任命的律师所暗杀)。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改革,以及后来的新政,精英阶层的过度生产才真正放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这种在暴力与和平之间的摇摆,以精英阶层的过度生产作为美国启示录反复出现的第一骑士,激发了 Turchin 的2020年预测。2010年,当《自然》杂志调查科学家对未来十年的预测时,大多数人把调查当成了自我宣传的邀请,并梦幻般地狂想着自己所在领域即将取得的进展。但 Turchin 则用他的末日预言进行了反驳,并表示,除了根本性的改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阻止另一次暴力的转折。

Turchin 提供的药方总体上是模糊不清、无法分类的;其中一些听起来像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想法 —— 向精英阶层征税,直到他们人数减少 —— 而另一些,如呼吁减少移民以保持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则类似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其他提议则根本是 “异端”。

例如,他反对以学历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他说这是一种大量生产精英的方式,却没有同时大量生产精英的工作岗位供他们占据。他告诉我,这种政策的设计者是在 “制造过剩的精英,其中有些人就将成为反精英”。更聪明的办法是保持精英人数足够少,而普通民众的实际工资不断提高。

怎么做呢?Turchin 说,他真的不知道,这也不是他的工作。“我并没有真正从具体政策的角度去思考”,他告诉我,“我们需要阻止精英生产过剩的失控过程,但我不知道什么办法能做到这一点,别人也不知道。你增加税收吗?提高最低工资?普及基本收入?” 他承认,这些可能性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

他回忆起自己还在做生态学家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林业局曾经实施过一项计划,用杀虫剂减少树皮甲虫的数量,结果发现杀虫剂杀死甲虫的捕食者甚至比杀死甲虫本身更有效。干预的结果是甲虫比以前更多了。他说,这个教训就是要实行 “适应性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和调整你的方法

Turchin 希望,最终,我们对历史动态的理解将成熟到没有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会不反思自己是否正朝着数学上预设的灾难前进。他说,他可以想象一个阿西莫夫式的机构,它能随时关注领先指标,并提供相应的建议。它将像美联储那样,但它的任务不是监测通货膨胀和控制货币供应,而是避免文明的全面崩溃。

历史学家总体上并没有大方地接受 Turchin 的投降条件。至少从19世纪开始,这门学科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历史是不可还原的复杂,到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依旧认为,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将挫败任何想得出一般规律、特别是预测性规律的尝试。

正如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历史学家 Jo Guldi 对我说的那样,“一些历史学家看待 Turchin 的方式就像天文学家看待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士一样”。相反,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被爱护地描述,它的特异性被理解为与其他事件的相关性有限。一件事引起另一件事,以及因果模式可以告诉你另一个地方或一个世纪的事件序列,这种想法是陌生的领域。

人们甚至可以说,将历史定义为人文事业的原因是由于相信历史不受科学规律的支配 —— 人类社会的工作并不像台球那样,如果以一定的角度排列,并以一定的力量击打,它们总会恰到好处地散开,滚向战争的边袋,或和平的边袋。

Turchin 反驳说,他以前听到过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说法,而科学方法的稳定应用已经成功地管理了这种复杂性。考虑一下,他说,温度的概念 —— 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是如此明显地可量化,别忘了人们曾经一直在嘲笑它太模糊而无法测量。“早在人们知道什么是温度之前,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说你很热或很冷”,Turchin 告诉我。这个概念取决于很多因素:风、湿度、普通人的感知差异。而现在我们有了温度计。Turchin 想为人类社会发明一种温度计,它可以测量人类社会何时可能沸腾成战争。

有一位社会科学家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论证与 Turchin 对话,他就是赵鼎新,一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也是一位前数学生态学家。“我是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赵告诉我,“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 Turchin。如果你是自然科学出身的社会科学家,你看世界的方式就很强大。但你也可能犯大错。”

赵说,人类只是比虫子复杂得多。他告诉我:“生物物种的策略并不是很灵活。” 经过几千年的进化研发,一只啄木鸟会想出巧妙的办法把嘴伸进树里寻找食物;它甚至可能具有社会性特征 —— 一只啄木鸟可能会强势地将另一只啄木鸟的喙插进树上,让它先吃到最美味的白蚁。但人类是更狡猾的社会性生物,赵说。

啄木鸟会吃白蚁,但它 “不会解释自己这么做是因为这是它的神圣权利”。而人类一直在拉动这样的意识形态权力动作,赵说,要理解 “一个特朗普,或者一个习近平的决定”,一个自然科学家必须结合人类战略、情感和信仰的无数复杂因素。“我做出了这种改变”,赵告诉我,“而 Turchin 则没有。”

然而,Turchin 却在填补一个由学术史学家留下的空白,这些史学家不仅对科学过敏,而且对过去的广角观过敏。他把自己置身于俄罗斯的传统中,容易对历史的道路进行扫视性的、托尔斯泰式的思考。

相比之下,美国的历史学家大多像微观者。很少有人敢写美国的历史,更不用说人类文明史了。Turchin 的方法也是俄罗斯式的,或者说是后苏联式的,他拒绝接受曾是苏联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理论。

Turchin 完全放弃了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历史的弧线不是向进步弯曲,而是一路向后弯曲, 在繁荣和萧条的无休止的循环中。这让他与美国的历史学家们产生了分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怀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即 认为自由民主是所有历史的终极状态。

如果你在这个领域之外接受过训练,以这种扫描式的、周期性的方式书写历史就会更容易。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 Walter Scheidel 告诉我:“如果你看看谁在做这些大历史就会知道,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 相反,他们来自这些禁忌的不占优势的科学领域。

该流派最著名的书《Guns, Germs, and Steel》(1997年)中见证了13000年的人类历史。它的作者 Jared Diamond 的前半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胆囊生理学专家之一。Steven Pinker 则是一位研究儿童如何获得语言能力的认知心理学家,他写了一部关于几千年来暴力的衰落、以及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繁荣的大历史。我问及这些人的时候,大多数历史学家 —— 出于某种原因,大历史几乎都是男性的追求 —— 都用笑柄式的和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词汇来形容他们。

Pinker 反驳说,历史学家们对像他这样的 “学科提包客” 受到关注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并得出了旧方法所无法得出的结论。

【注:提包客 (Carpetbagger) 在美国历史上是对美国北部人的贬义词。他们被认为是在剥削当地民众。实际上,“提包客”一词通常适用于在重建时代出现在南方的任何北方人。】

他对 Turchin 关于历史周期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他相信数据驱动的历史调查。“鉴于人类行为的嘈杂性和认知偏差的普遍性,很容易通过挑选适合自己叙事的事件来欺骗自己关于历史时期或趋势的想法”,他说。唯一的答案是使用大型数据集。

Pinker 感谢传统历史学家整理这些数据集的工作;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值得对他们的原创性研究表示非凡的钦佩”。他呼吁的不是投降,而是休战。“传统的历史和数据科学没有理由不能合并成一个合作”,Pinker 写道,“想要了解一些事是很难的,我们需要使用每一个可用的工具。”

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 Guldi 是一位接受了以前被历史学家蔑视的工具的学者。她是数据驱动历史研究的先驱,她的主要技术是对文本的挖掘 —— 例如,筛选议会辩论中捕捉到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以了解大英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土地使用历史。

Guldi 似乎是历史动力学的潜在新兵,但她处理数据集的方法是以传统的人文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她计算单词的频率,而不是试图找到比较不同文明之间大的、模糊的类别的方法。

她告诉我,Turchin 的数据库是好的,任何试图对谁构成一个社会的精英这样复杂的东西进行编码的数据库 —— 然后试图进行跨千年和跨大洋的同类比较 —— 都会遭到传统历史学家的怀疑,这些人只是在否认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课题可以用 Excel 格式表达。Turchin 的数据也仅限于可观察到的1万年历史,或约200个生命期的大局特征。按照科学标准,200个样本量是很小的,即使这基本是人类的全部。

然而,200个生命期至少比平均只有1个生命期的历史范围更有野心。而这种雄心壮志的回报还包括每个作家都想要的东西:观众。小小的想法很少能让你被《纽约时报》引用。Turchin 还没有吸引到像 Diamond、Pinker、或 Harari 那样多的大众读者,但他已经吸引了政治灾难的鉴赏家、寻找紧迫问题大答案的记者和专家,以及期待将科学用作为征服不确定性和改善世界的力量的真正信徒。他当然比大多数甲虫专家更胜一筹。

如果他是对的,很难看到历史将如何避免同化他的见解 —— 如果历史自己能避免被这些见解废除的话。私下里,一些历史学家告诉我,他们认为 Turchin 使用的工具很强大,如果不是有点粗糙的话。历史动力学现在是一长串方法中的一员,这些方法有望彻底改变历史。

许多人都是过眼云烟,但有些人在那个阶段幸存下来了,在不断扩大的历史学工具箱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Turchin 的方法已经显示了这一力量。历史动力学提供了科学的假设,而人类历史将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机会来检验它的预测。我很少看到有思想家更渴望看到自己被证明是错的。⚪️

This article appears in the December 2020 print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The Historian Who Sees the Future.” by Graeme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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