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和底层的心理如何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 奴才把自己打扮得像主子一样 —— 从外表到精神,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希特勒如何利用这种心态确掌了他可怕的权力?

每一年的反法西斯纪念日上,你都会听到人们高呼 “never again”,是啊,这应该是终极理想和追求目标,但如何才能做到呢?

事实上做到 “never again” 并非容易。

几个月前,就在BLM运动最火热的阶段,关于种族歧视的争论也同时爆发在中文网络上;于是一个IDR国际实验室小测试游戏开始在中文网络流行,题为 “您有多法西斯?”

结果是,一些参与者惊讶地发现,自以为很正直正义,却测出了较高的 “法西斯主义比重”。

这也许说明人们对法西斯主义仍然存在一些误解

心理学长期的医学经验已经足够表明,“法西斯主义” 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请注意,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正相反,它是普通的和国际性的

从人的性格结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 是具有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器主义秘密生活的被压抑者的基本情感态度。

听起来很惊人吗?一点也不。纳粹之所以能动员如此多的人支持他们,正因为这点;也是为什么即便反纳粹战争胜利后的多年中,纳粹的思想依旧在各个国家层出不穷。

正是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神秘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党,而不是相反。

如果人们真的想要它 “never again”,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上述 — — 正如德国电影《Er ist wieder da(希特勒回来了)》中所警告的那样。

错误的政治思维只会造成更多的错误解释,很可能导致不断的 “again”。

过去和现在的很多解读都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小撮反动派的专政,这有损于争取自由的真正努力。人们之所以固执地坚持这种错误思想,原因在于害怕承认事实真相,即:法西斯主义是一种 **国际**现象,它渗透到**所有**民族的 **所有人类社会** 的肌体中。这一结论与 “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后的几十年内的国际事件相吻合。

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法西斯主义情感和思想因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 — — 它是由人民大众产生和拥护的。

这一结论可能在今天仍然令人惊讶,但是,了解和理解它,正是我们能否真正做到 “never again” 的关键。

一人一票却选出了希特勒2.0,这不仅不是笑话,而且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危险现实。

前几天我们上传了一本书,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滑入法西斯陷阱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点

本文将翻译这本书的一个章节。如果您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可以在这里下载这本书:https://www.patreon.com/posts/ru-he-cai-neng-40000840

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充分表明,希特勒的成功既归因于他的 “个性”、也归因于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中所起到的客观作用。正因为如此,也不归因于追随他的大众的 “十足糊涂”。

我们强调的是事情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大众追随一个其领导层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与劳动大众的基本利益截然对立的政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应该记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它最初的成功突袭时,依靠的是所有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广大阶层 —— 即 几百万私营和公职人员、中产阶级商人和中下层阶级农场主。

从它的社会基础来看,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中下层阶级的运动,不管在哪里都是如此 —— 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匈牙利、阿根廷还是挪威。

因此,这种以前站在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的中下层群体,一定是经历了某种内在的转变,使它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中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心理结构,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和差别,提供了一种解释。

法西斯主义的中下层阶级与自由民主派的中下层阶级是同一个阶级,只是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时段而已。

在1930年到1932年的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党获得的新选票几乎全部来自德国民主党,很少一部分来自德意志帝国其他各党,即使在1932年普鲁士选举中,也只有天主教中心保持着它的地位。

只是到了后来的选举,国家社会主义党才再次成功打入产业工人群众中。中产阶级过去是而且现在继续是纳粹党徽的主要支柱。正是这个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登上了政治法庭,并在资本主义制度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灾难时期(1929年~1932年)阻碍了社会的革命重建。

政治反动势力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的估价是绝对正确的。1932年3月8日德国民族党的一份传单上就这样写道:“中产阶级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

1933年1月30日以后,中产阶级的社会重要性问题才引起左派的广泛讨论。在此之前,中产阶级很少被人们注意到,这部分是源于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反动势力的发展上和国家的权威主义领导层上了,部分地是由于建立在大众心理学基础上的探索路线对于那些政客来说是陌生的。

从此时起,“中产阶级的造反” 在各个地方越来越突出。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法西斯主义 “不过” 是上中层阶级的党卫队,另一种并不忽视这个事实,但强调了 “中产阶级的造反性”,结果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被指责忘记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作用。

为了证明这个指责,人们引用了一些例子,如赛森被提名为经济独裁者,解散了中产阶级经济组织,断然拒绝了 “第二次革命”。总之,大约从1933年6月底开始,法西斯主义十足的反动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

在这些非常热烈的讨论中,某些含糊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掌权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越来越表明自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坚决要把一切 “社会主义的” 东西从运动中清除出去,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准备战争。

这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并不矛盾,即 从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基础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运动。如果希特勒不许诺将反对大商业,他就绝不会赢得各中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这些阶级反对大商业,它们便帮助希特勒取得了胜利

由于他们施加了压力,当局不得不 采取资本主义措施,如同后来在大商业的压力下当局又不得不放弃这一措施一样。

如果反动运动在大众基础上的主观兴趣同客观的反动作用无法区别,那就无法理解了 — — 请注意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初期的纳粹运动总体上却神奇地保持一致了。

前者从属于法西斯大众的反动兴趣,而后者从属于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角色。

法西斯主义所有的矛盾都起源于法西斯主义在这两方面的对立,正像这两方面的统一以 “国家社会主义” 这一形式标志着希特勒运动的特点一样。

就国家社会主义不得不强调它作为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特点而言,它事实上是反资本主义的和革命的。但是,由于它没有剥夺大商业的权利、而且不得不巩固并坚持它已经得到的权力,所以,它自身的资本主义职能越来越突出,直至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极端的辩护者和斗士。

在这一方面,它的领导人是否具有或者有多少人具有忠诚的或不忠诚的社会主义倾向(按照他们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就像有多少领导人是不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和权力贩子一样的无关紧要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两点考虑来确定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政策。为理解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矛盾心理所必需的一切,都能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了解到,因为后者也显示了这两种既总体上相一致又彼此尖锐矛盾的职能

那些要么否认法西斯主义大众基础的作用、要么不能给其以公平对待的人,因这样一个事实而麻木不仁,即:由于中产阶级既不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又不靠这些生产资料来工作,所以,该阶级根本不可能是历史的永久动力,因此摇摆在资本和工人之间。

而他们看不到 — — 正如我们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那里了解到的那样 — — 中产阶级完全可以是而且实际上已经是 “一种历史的动力”,就算不是永久的动力,也至少是暂时的动力

这样说不仅意指对工人组织的破坏、无数的牺牲品、野蛮行为的爆发,而且,尤其意指它阻止了经济危机酿成一场政治起义、一场社会革命。

显然,一个民族的中产阶级阶层的范围越大、地位越重要,它们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的意义也就越是决定性的。

从1933年到1942年,我们碰到了这样一种怪事:法西斯主义能够战胜作为一种国际运动的社会革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滋长了关于革命运动相对于政治反动势力的进步的幻想。

这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杀,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这个问题极其值得注意。

在过去十年中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各阶层所经历的过程,比起一个平庸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即 法西斯主义构成极端的政治反动势力来说,更值得注意。单纯关于法西斯主义反动性质的事实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相反的政治策略依据,从1928年到1942年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产阶级卷入了这场运动,并以法西斯主义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希特勒或戈林的反动目的,而是,在于中产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利益。

就其性格特征而言,中产阶级具有的社会权力大大超出了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正是这个阶级,保存了几千年的父权制,保持着它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矛盾。

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存在,无疑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表现。然而,这个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并能够掌握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帝国主义作用),这应该归因于它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的充分支持

只有依次考虑这些对立和矛盾,才能理解法西斯主义现象。

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取决于:

  1. 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
  2. 它在权威主义国家机构中的地位;
  3. 它的特定的家庭状况,这一家庭状况又直接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且是理解它的意识形态的关键。小农场主、官僚和中产阶级商人的经济状况的确有一些差别,但他们的家庭状况的基本性质是一样的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连续而快速的生产机械化,各个生产部门以垄断的辛迪加和托拉斯混合,构成了中下层阶级商人和手艺人进一步贫困化的基础。中小企业无力同廉价的、更经济地运行的大工业相竞争,走上破产,一蹶不振。

“中产阶级不能不被残酷地从这个体系中清除掉。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我们都将陷入巨大的黑暗惨淡的无产阶级化之中,都将获得同一种东西 即 一无所有,要么活力和勤勉将使个人能够重新依靠艰苦劳动而获得财产。做中产阶级还是做无产阶级!这就是问题所在!” — — 这段话是德国民族党人在1932年选举共和国总统之前告诫给大众的。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没有这么直率。他们在宣传中很小心地不去制造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巨大裂痕,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更容易取得成功。

反对大百货商店的斗争在希特勒的宣传中起了很大作用。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大商业的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同它为了作为它的主要支柱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希特勒同尼克博克的谈话中

“我们不会因一个男子服饰用品商店而影响德美关系 …… 这些企业的存在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种鼓励 …… 它们破坏了许多小企业。因此,我们将不容忍它们,但是你放心,你们在德国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我们不会按照对待德国类似企业那样来对付它们 ……”

【注:在3、4月掌权后,人民群众抢劫了这些百货商店,但纳粹党的领导人很快制止了这种做法 — — 禁止随意干扰经济、解散中产阶级组织等等。“男子服饰用品商店” 指的是柏林伍尔沃思商店】

 

外国私人债务是中产阶级一个巨大负担。由于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对外要求的实现,他同意偿付这些私人债务。因此,中下层阶级反抗 “这种制度”, 即 该阶级用来理解社会民主党的 “马克思主义政权” 的那种制度。

尽管这些中下层阶级的阶层在危机的压力下渴望形成有组织的联盟,然而,小企业的经济竞争却不利于确立一种像产业工人那样的稳固感

中下层阶级的人,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既不能与他们的社会阶级联合起来,也无法和产业工人联合起来。之所以不能与他们的社会阶级联合,是因为 *竞争* 是这里通行的规则;之所以无法与产业工人联合,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正是无产阶级化。

然而,法西斯主义运动却造成了中下层阶级的联盟。

在大众心理学上,这种联盟的依据是什么呢?

中下层阶级那些公私营职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普通职员的经济地位比普通的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更糟。这种更贫困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靠不怎么客观的职业前景来补偿的。

因此,在这个阶级中,盛行对政府权威的依赖、对自己同事的竞争,这种竞争性严重削弱了关系的稳固。

职员的社会意识的特点不在于他和他的同事共有的命运,而是在于,他对政府和 “国家” 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由同国家权力的完全自居作用构成的。在公司职员中则是由同公司的自居作用构成的。

【精神分析学理解的自居作用,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开始感到和另一个人相一致,采取这个人的特点和态度,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这一过程必须使自居的人发生一种实质的变化,因为自居的人将自己的模式特点 “内在化” 了。】

职员像产业工人一样顺从。但他们为什么没有产业工人那样的稳固感呢?这归因于他们在权威和体力劳动之间所处的中间地位。

尽管他们对上级俯首帖耳,但对那些居于他们之下的人来说,他们又是 “权威的代表”,因而享有一种有特权的道德层面的地位(而非物质层面)。

在大众心理学中,这是一种经典的主要人格化,你能在军队的军士中找到明显的案例。

管家、贴身奴仆、贵族家庭的其他此类佣人,都是这种自居作用的典型案例。他们由于采取统治阶级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举止,而起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 — 他们在努力地最大程度上去除自己出身低下的痕迹时,经常笨拙地模仿他们侍候的主子。

【想想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当下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想看,大国骄傲者?大牌企业的职员?白人至上主义者?贴身秘书 ……】

这种同权威、公司、国家、民族等等的自居作用,可以概括为 “我就是**国家、权威、公司、民族……”。这种自居作用构成了一种心理现实,是一个对已经成为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的最好说明。

佣人或职员的头脑里最初只是想象自己像上级一样,但逐渐地由于压抑性的物质依附的作用,他们的整个人格都在按照统治阶级的样式被重新塑造了

中下层阶级的人们总是准备着去迎合权威,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裂隙。他们生活在物质上受限的环境中,却在表面上装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常常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他们的食物既低廉又不足,但却非常看重 “一副体面的服装”。大礼帽和燕尾服成了这种性格结构的物质象征。

最适合对一个民族的大众心理作出第一印象评价的媒介莫过于他们的服装了。特别能把中下层阶级人士的性格结构同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区别开的,正是这种迎合权威的态度

这种同权威的自居作用究竟有多么深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自居作用是存在的,然而问题在于 — — 除了对他们直接起影响作用的经济生活条件之外 — — 情感因素是如何增强并巩固中下层阶级人士的态度,以至于他们的性格结构在危机时期、甚至在失业灾难破坏直接经济基础时,也不会有波动。

如上所述,中下层阶级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家庭状况的基本特点都是一样的。正是在这种家庭状况中,我们找到了上述性格结构的情感基础的关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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