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由来

  • 他们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妥协,妥协于审查、人情社会和中国式“思考”。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正在不少方面成为抗争的阻碍。厌恶、鄙视和逃离都不是解决之道,我们更希望能正视、警惕和改变。本系列借时效话题分析中国社会常见现象,给动员以参考,也期待能引发广泛思考。

1、中国人为什么容易被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影响他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西方文化强调个性和自由,人们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独立自我被尊重。

然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他律,因此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这就变成了中国人的行事特征,导致人们总是先接受后理解,面对一项事物、尤其是群体认可了的事物,更是如此——先选择认同、再慢慢去了解,最后逐步下意识的强迫自己喜欢上它。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夫妻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没得选择,只能直接接受、再在自认为不可逆转的基础上强迫自己去享受这种状态。

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包括并远不限于普通意义上的从众。近日,南昌铁路局一对新婚的职工在洞房之夜抄党章的消息,“震惊”墙内外。其中就有网友跟帖说:“如果一个部门十一个人,十个人都在忙着抄党章,剩下你一个没资格抄的,白天端茶倒水研磨晚上加班做报表,你还笑得出来吗?”

由此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多年前采访过一位使用八两称被买家打伤的小贩。八两称就是用八两当一斤的假称,记得那位商贩说:“整个市场都在使用这种假称,如果你不用,生意不好自己兜着,万一生意好过别人,你就死定了(那被视为一种背叛)。也就是说,用假称可能死在买家手里,不用就可能死在同行手里。但买家对此不容易察觉,而同行容易”……

服从对中国人来说已不止于接受权威的压制,还有来自同等级的、貌似影响的潜规则压力,也就是本系列的主题:他律型社会的思维和行为特征。

有时这种效应已强过自上而下的灌输。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好事,它可能形成一种反洗脑的表面现象——前提是个体的周边群体支持反洗脑。之所以称之为表面现象,是因为它形成的认知并不是经由思考得来,而是来自于直觉认同、对近距离关系的硬性迎合。于是大部分程度上它不是好事,不论是营销炒作推广垃圾内容、小圈子互捧固化错误意识、还是当局统战大v渗透维稳思路,都将更容易起效。

2、阶层压榨:压抑和报复

他律文化中人们的性格是内敛的,情绪是紧张压抑的,这种紧张让人们不擅长也不敢去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过于直接是一种罪过、含蓄才是美德。压抑久了会形成心理阴影,因此熬到一定程度上不是抓紧享受,而是伺机报复,就如古代的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一个绝对主动一个绝对被动。这种报复并不仅仅是针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而是对那些处于自己过去的阶层、或情境中的弱者。

在日前反思文革的舆情中,历史学家李江琳形容国人时说“自己被奴役被屠杀,有机会屠杀别人的时候毫不手软”,就是这个意思。

李江琳认为,一片文革反思声中感到有个严重缺失,我们为什么不反思我们自己的愚蠢?”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文革主要口号之一,文革能发动起来,是因为“毛挥手”和“我前进”的组合。要避免文革再次发生,必须斩断这个组合……

这可以说是权威性社会人格造成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中,似乎是进化偏差的结果,孕育了一种天生服从于权威的可能,这种进化的趋势与社会结构和特定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产生了具体的服从个案。当个体选择服从的时候,自身便转变为一种“代理状态”——一种不再认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理状态。

文革运动之所以容易煽起不只缘于服从权威的潜意识,还有那种“终于翻身”的压抑释放,这种释放直接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每一种心理极端都暗示其反面,或与其反面维持着某种密切的根本性的关系,情况越是极端,人们越容易预期一个“矛盾对立的运作”。于是不论红卫兵们怎么折腾,始终处于第一序改变内,结果是不仅中国文化的时代特点毫发无损,实际上反而强调了它,所以不会发生任何第二序改变。

国人的压抑是长期存在的,当下的互联网阶层间也能发现它的踪影——不知名的网民极少有机会得到网络名人的协助;大v们拿平台当自我宣传的窗口,不轻易回应粉丝的提问;影响力足够高后化作党产,如果反抗,影响力的扩展将会被掐断,于是加倍自我审查……如果普通网民有一天积攒出足够高的影响力,也就是换位,很可能会重复上述。

3、“自己人”和瞒骗

“自己人”是中文语境里最常出现的词条之一,它使用在希望对方放心的场合下。有自己人,就有旁人,前者指的是圈内,后者是圈外。

共产党官员们私下凑在一起时也为低迷的经济状况担忧、党校不公开的讲座也会提及共产党的命运问题,但他们离开那个圈子后,面对老百姓时都是一致的“不许唱衰”。

他律文化的特征是“互相监督”,人们用自己的三观去约束他人,也用他人的三观来约束自己。但有监督者自然就有监督权力,而权力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在高阶层面前往往会自动失效。同时有监督也一定就有监督的适用范围,监督的准则是道德,那么范围自然就是道德惩罚可以触及的地方,也就是熟人圈子。一旦超过这个范围,道德监督也就失效了。这便导致圈子内都是好人、圈外都很可疑,在圈子内诚实,在圈外虚伪。在圈子人身上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瞒骗。

骗——有学者说中国人是情境化的,在希望来临之前会将期望值放到最大,从而将对圆满的追求变成对圆满的崇拜,同时又从舒缓走向了紧张。其实不仅在追求完美方面如此,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大多数人有理想主义情结,下意识将期待描绘得极其美好,并认为那是一种会发生的景象。很多骗子并没有太高明的骗术,只是他能猜到你的期待,并告诉你那一定会成功。如果骗子本身还带有足够的权威性的话,行骗就极其简单了。虽然他们可能描绘的漏洞百出,人们依旧深信不疑,因为崇拜期待是非理性的。包括并不限于股市、互联网创业、渐进改良……

瞒——骗子们利用了人们的崇拜期待,而骗子面对的是圈子之外,不需要为自己的恶劣行为负责,自然就导致了欺诈横行,而人们的内敛性格带来的有话不能好好说、不敢表达自我的特性,造就的就是瞒。

4、“现实理性”的目光短浅

社会学家帕累托曾说:人是非理性但却会进行理性思考的动物。这里的理性指的是综合思考、对比后认定最合适手段的一种能力。但中国文化的理性却与此有些差别,它更多是基于眼前而产生的现实理性,是为现实尤其是当下的现实服务的。

这种现实理性造成了目光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网络舆论上不难体察到这点,那些强调“就事论事、解决一件是一件”的人,占据最大比重,他们也反对当局的一些做法,但完全不去考虑类似的恶性事件还将频繁发生,只因根源未除。

曾经目睹过一场来自微信群的激辩,众人相信孙志刚事件“带来的‘变革’必能在雷洋事件的追讨后重演”,且否定独立网友(圈外人)指责体制问题的观点。人们很有信心的说:我们必须一件一件地解决,渐进推动……这句话您一定不陌生,它是大陆公知的常用措辞,已多有被政治反对者批评,此处不赘。政治反对者无一不认为此乃公知之犬儒,不过也许还有上诉“现实理性”特点带来的目光短浅,至少它应该在公知们庞大的支持者群体中存在。

5、乞食心态和体制依赖

一个彼此监督的环境里一定会产生不同的等级,有不平等的存在就会有资源分配的倾斜,产生强烈的贫富分化,同时贫富分化反过来加强固定等级的分野。这种单向的不具备流通性的财富分配方式自然会造成畸形的财富观念。这种观念会导致另外一种矛盾,即人们一边仇富,一边又想发财,一边鄙视为富不仁,一边又强烈的希望做个不仁之徒。

人格的缺失会产生人身依赖,于是以丢弃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利益的乞食行为和乞食心态异常发达。其最终结果就是淡化了奋斗的意义和必要。人们的眼光紧紧盯着结果不放,只要能获得结果,不惜一切手段。到那个时候,道德的约束就会失效,这种约束本身就是他律的,其定义权和解释权在他人的手中,因此当获取结果成为强者之后,也就相当于拥有了道德的定义权和解释权。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难理解中产阶层对体制的依赖,但也能体察到渐进改良支持者的人数之众,他们的数量之所以远超过激进抗争者,其中的怕变心态是存在的,本身也属于乞食性质。自称民主派却选择微信公众号“发展”、拒绝翻墙融入自由环境的那些人,会能讲出很多理由来捍卫自己的选择,甚至听起来有理有据,他们不会承认被粉丝经济诱惑、被小圈子绑定。但他们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妥协,妥协于审查、人情社会和中国式“思考”。

6、人情法则和情境化思维

中国人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上诉思维的外在延续。人们有时也会以接受他人的救济为耻,但如果这种救济来自于自家圈子,就会坦然。于是如果你让一个中国人认同你,那么你必须跟他亲近,当他在你面前感觉不会紧张的时候,你就能彻底走进他的世界了。如果你还做到了急他之困、雪中送炭,他甚至会将人格拱手于你,甘心为你卖命。其内在根源是一种饿怕了穷怕了的无意识恐慌。

在社会中,人们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会是依托熟人,于是看起来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但并不代表它很懂人情,恰恰相反,是人情匮乏——当人情被用来交易的时候。

并且,人情法则的背后是情境化的思维,是一种过度的紧张。

情境化思维指的是在一种情境下国人的代入感会很强,从而做出跟那个情景相符合的事情来。这件事甚至可以是他平时所不想、不愿甚至不屑的事,在那个情景中他也会去做。经常能看到批评中国人双重标准的观点,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这其中如果有某一面处于正面比如抗争情境,其结果就有可能促成好事。但这种思考方式肯定是坏的,因为它并没有上升到推理型认知的层面,也就是说,个体本身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选择。如果再换一个情境比如反日、文革情境,结果甚至完全相反,然情境并非我们所能控制,当权者掌握了其中绝大部分。

曾经与欧洲媒体讨论过中国的民意调查存在的问题,我说有些调查需要考虑到情境,西方文化环境下长大的记者不甚理解这点。日本媒体也不理解反日砸车、饭店标语等行为,民族主义者真的那么多吗?或许还不好定论。

在人情社会眼中,情分多了自然好办事,不过这种无逻辑、依赖具体情境而散发的情,往往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会让人陷入麻烦——当人们将人情无限放大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紧箍咒,变成了道德准则的一种。可这种准则又是没有具体标准的,它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境中基于人情道德信条成立、换做另一个情境时它就不成立了。因为人们总是在不同情境中穿梭,两个人处于同一情境中的时候,一个人基于人情的道德法则做出的事,在另一个人眼中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但又不能公然反对这种基于人情的做法,于是便会受到道德的约束。结果矛盾就来了,当人情力量足够大,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时候,它便有了一种魔性……

7、在汤锅里反鸡汤是无效的

人情法则几乎坑害了所有的人。在中国文化里,为别人好是一种闪光的品格,然而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个人需求都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即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着想,但这份好心并非是对方想要的,甚至是对方所避之唯恐不及的。

父母对孩子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为你好”的伤害。父母能说服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们营造一个情境,让他们感动。比如一个动人的故事,经常是以父母的自述形式出现的,自己有多么的甘愿付出、伟大、无私,让孩子感觉到亏欠,从而听命于父母代为选择。这种方式不只限于家庭内使用。

励志内容的点击量就能验证其受众之庞大。中国媒体很喜欢请“成功人士”做访谈,尤其是创业、投资方面,如果你注意过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们有个规律,就是上诉模式——名人们会营造一种情境,称自己曾经有多少失败、依然心怀远大理想,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挑战、谦虚隐忍等几乎一切优秀品质于一身。之后就靠着这些战胜了困难,终于“成功”。

等你上钩了,他就开始卖大力丸了。

虽然拼爹、抱大腿等词汇在日常舆论中不绝于耳,但那些鸡汤励志的内容依旧有超高的收视率和点击量,并还将继续制作下去。难道读者观众都是为了吐槽才去接收那些内容的吗?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但可以判断的是,我们已经收集到的反馈,它们显示出一种无奈——“不是富二代就只能自己拼”,继而就是侥幸心理——“万一那些成功人士说的是真话呢?不尝试就放弃岂不可惜?”……其最终结果与直接认同毫无差别。继而行为反过来改变认知,从怀疑变为信任。

有两种品质往往最容易营造让人被说服的情境;奉献和不屈,也是极权政府打造英雄模范形象时最管用的元素。被塑造者或自我塑造者会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保持了清廉、是正义的化身,如果有人反对,就相当于反对清廉和正义,那反对者就是邪恶的。

我们经常提醒体制外观察人士不要用正常的价值观去分析当权者的言行,当权者有可能不是在装,他们或许真的认为自己很宇宙真理。

个人崇拜(个人英雄主义)本身的问题并不在于崇拜对象是什么人,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反对者如果使用极权习惯的方式去反洗脑和动员,是很难成功的。(最常见的比如有些政治异议人士虽然调侃鸡汤、正能量,但同时他们采取的思考模式就是口水炖鸡汤,那样的调侃毫无疑义)

此外,我们并不是在说“吃苦耐劳、勇于挑战”等等都是坏的品质,而是希望解释:道德是自律的,不是用来律他的,错位产生的是道德绑架、是一种貌似温情的暴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注定紧张,继而为策划者所利用。

8、弱者情结和清官明君梦

中国领导人的“反腐”唱了多少年,国人肯定大多了解,但每一次换届后的换汤不换药,都会被为数不少的老百姓称颂,并据此抱以期待,仿佛并不记得曾经。访民们举着“拥护习近平反腐”条幅的照片至今仍频频出现在维权新闻上,批评者使用的方法也没超出那几样,已经成了车轱辘话,渐渐失去效力。

却少有人想到,国人的清官梦是根植于文化的。从包拯形象在民间的影响力上就不难体察到这点。对清廉的崇拜源于国人的弱者情结。

对于弱者,我们会产生同情心,同时又因为弱者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与之对应的同情心总是摇摆不定。而在强弱对比的环境中,比如官民间,如果此时官员营造出一种情境——自己放弃了牟利的机会、表现出公正廉洁,就很容易产生感召力,前因是,老百姓预设了“有机会不贪白不贪”是为“人之常情”,所以清廉反而是委屈了的结果,弱者情结令人们投之以信赖。

似乎不少人信奉一个逻辑“廉洁等于公正”,其实这个逻辑并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缺乏思考能力和专业才能,盲目听信他人,即便其再廉洁,也难以给民众带来公正。但公正和廉洁相比自然是后者更容易判定,它是可视的、基于日常生活判定的,于是更容易形成心理冲击。

情境化思维的人必然是情绪化的,最强烈的情绪化表达就是走极端。在极端的思维中,爱戴的感情化作崇拜,就是我们常见的架神坛,造神运动。不论是古代的孔、孟、包拯,还是现代的偶像网红,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被粉丝层层加码的造神过程,信息发达的今天都没能完全磨灭这种盲目,可见其根基之坚固。

9、权力和面子

文化体制的特殊性让人们失去了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但人注定要寻找自我存在感,从自己身上找不到,就从他了身上找,由此产生的就是依附关系。而有些强势的人则会反其道而行,他们寻找存在的方式不是依附别人,而是控制别人,在献媚和称颂中获得存在感。前者和后者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供需关系。

这两种情况下的自我都是虚无的,实则是一种面子,它只有放在群体中才存在。中国式圈子里总会有个中心、加一大群边缘,如果一个圈子里没有中心,每个人地位均等,很可能会出现勾心斗角、明捧暗拆等现象,虽然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却把彼此当做竞争对象去防备。其中包括我们被理解为名利欲的东西。

一旦权力中心产生,权力依附者也将随之出现,献媚是常见的依附行为,献媚者的自我贬低会反过来激发权力者的控制欲望,进而对权力的使用更加严苛。待到这个群体的各种规矩越来越完备,等级制度也会逐步完善,权力中心的权力更加强大的同时,底层的自由空间自然加速缩窄,最终形成又一个集权统治……如今我们以各种方式强调独立自我,就是为避免上诉模式的延续和加固,摆脱他律对判断力的干扰。

10、局域网中的辩论

人们喜欢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世界,但却不是解读,而是定义,也就是说,不在自己经验之内的一概否定之,尤其喜欢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去否定别人。

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偏执的自信,中文舆论场上特别是社科内容相关的话题讨论中很常见这种现象,有些人就是为了骂人而加入的,他们不需要思考分析,甚至不愿听取对方真实的观点,只要抓住一点非个人常识性的信息便强力反驳。

有趣的是,争辩中的对方可能也处于这种状态下,其结果就是完全的认知错位,双方都用高傲的姿态去指责对方,根本辩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常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那种感觉。这便给沟通带来很多麻烦,本网早前专门用一个系列的话题研析社交网络沟通的技巧,为人际关联打底,但如果上述思维模式较为普遍,再高明的沟通技巧也没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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