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谍战第三部分:科技巨头公司是间谍活动的一部分

  • 科技巨头作为间谍机构工作的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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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内容是该系列最后一部分。再一次提醒,该系列来自 “外交政策” 杂志,它不是独立的;而且,本系列的内容均来自对美国情报机构官员和相关人士的采访,对这些官员的话的转述,而不是调查,更不是吹哨。而且,鉴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根据惯例,稿件在发表之前已经经过了情报部门的审查。

并不是说它公开的信息中有错误,而是说,您所看到的可能不是全部真相。于是我们在其中添加了一些关联文章(绿色的链接),以尽可能将中美关系幕后的图景补充完整。

IYP 不关心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利益,我们关心的是您的利益,以及时局分析对反抗战术部署的启发性。

2017年,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开始了与中国的贸易战时,另一场战斗也在幕后激烈进行着。中国和美国情报机构之间酝酿了十年之久的数据冲突正在升温,其驱动力既包括日益自信的北京的野心,也包括华盛顿新政府中的关键人物的信念,即: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挑战的规模是美国几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  — — 如果有的话。

北京给美国的对华鹰派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同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黑客策划了对美国最大的信用报告公司之一 Equifax 的大规模入侵。与军队有联系的黑客携大量个人数据潜逃,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家庭住址、出生日期、驾驶执照号码和信用卡信息。大约有1.45亿美国人的个人数据被黑客曝光。

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可能是自20世纪60年代冷战高峰以来美国总统任期内最对立的一次。不过,即使在政府内部,关键的中国顾问也存在分歧。“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特朗普时代]的第一年,我们在争论和辩论[中国政策]的方向”,罗伯特·斯波尔丁回忆说,他在2018年初之前一直担任该部门的战略规划高级主管。斯波尔丁说,在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后,环境在2018年发生了变化,它决定升级贸易战,以及国务院亚洲政策最高官员苏珊·桑顿的离职,斯波尔丁说她阻碍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在与中国有关的起诉中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的尝试。(桑顿拒绝发表评论)。

但对一些批评者来说,美国政府不断变化的理由削弱了其观点在中国和技术问题上的可信度。特朗普政府中一些官员强调中国科技巨头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而其他人 — — 最明显的是特朗普本人 — — 则认为这些公司进入美国商品和市场的机会是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中国的一家大型电信公司中兴通讯,在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供应商与其合作后,几乎被赶出了业界,直到特朗普给予该公司缓刑,似乎是作为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的贸易相关谈判的一部分。“中国的习主席和我,正在共同努力,给中国的大型手机公司中兴通讯提供一个快速恢复业务的方法。在中国失去了太多的就业机会。商务部已接到指示,要完成这项工作!”,特朗普在2018年5月的推文中说。

在总统提出放弃对因逃避制裁而在加拿大被捕的华为高管的引渡请求以换取贸易救济后,美国政府对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全面压制失去了动力。政府官员也从暗示该公司目前代表中国间谍部门的恶意活动转向了强调它 “在未来” 可能构成的威胁,一旦它垄断了世界上大部分电信基础设施时。

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中国的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从属于党国,或与党国交织在一起,尽管这些关系的起源往往很模糊。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企业的主导者,拥有从医院到避孕套工厂的各种业务;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多次试图迫使军队剥离以打击腐败。

但美国官员说,中国的情报部门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拥抱已经变得更加紧密。2017年,在习近平不断加强的威权主义下,北京颁布了一项新的 “国家情报法”,迫使中国企业在被要求时与中国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合作  — — 此举将 “以前多年来的情况几乎都编入了法律,尽管腐败已经削弱了它”,一位前中情局高级官员说。

奥巴马政府的最后几年,国家安全官员曾指示美国间谍机构加强对中国国家和中国私营工业巨头之间关系的情报收集。据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称,到了特朗普时代,这一努力已经取得了 “成果”,美国情报界收集了大量关于表面上的中国私营公司与该国情报部门之间协调的证据,包括来回的数据传输。据一位前特朗普时代的国安官员说,有证据表明,公私部门的密切合作 “每天都在发生”,“这些商业实体是该党的商业部门”,该消息人士说,“他们当然会与情报部门合作,以实现该党的目标”。

美国最高反间谍官员威廉·埃瓦尼纳 (William Evanina) 说:“北京接触并筛选了大量偷窃到的和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数据的能力”,使[中国]有大量机会针对外国政府、私营行业和世界各地其他部门的人员,以收集他们想要的额外信息,如研究、技术、商业秘密或机密信息”。他说:“中国的技术公司在处理这些大量数据并使其对中国的情报部门有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据现任和前任官员称,在相当于情报任务的情况下,中国的间谍部门命令具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中国私营公司 “调整” — — 即处理或加工 — — 大量的信息,包括来自像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的通过大规模入侵获取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情报价值。他们说,这些数据随后迅速回流到中国国家实体。

“试想一下,在任何一天,如果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正在收集信息,比如说,关于[中国军队]的信息,我们可以带回7、8、10、15PB的数据,把它交给谷歌或亚马逊或微软,然后说,‘周末你们整理下这个吧。我们想要所有这些分析;下周把结果还给我们。这就是他们[北京]所做的。他们有阿里巴巴,有百度”,一位现任高级情报官员说。

美国官员说,通过与中国公司的数据处理能力合作,北京的间谍机构可以迅速筛选大量信息,以找到具有情报价值的关键碎片 — — 例如,通过交叉检查实时旅行情报和中国国家安全部(MSS)收集的其他来源,帮助识别中情局的卧底间谍。官员们说,通过将这些昂贵的数据处理功能外包给私营公司,中国情报机构还可以利用这些商业能力,其规模是他们自己不具备的,或者不想在内部建立的。阿里巴巴和百度没有对多个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这种合作并不总是无摩擦的。“私营公司在其中只是人质”。一位前反间谍主管说,“争论随之而来”。这位前高管说,有时,美国情报官员会了解到中国公司内部 “生气的员工” 对代表中国情报部门 “做额外工作” 感到不满。但他们有义务服从指挥。这位前中情局高级官员说:“所有主要的中国公司都受益于在不同时期知道如何不因规模过大而失败”。这些公司有时勉强地与北京的情报机构合作,但最终仍是对后者的一种服从。

中国专家、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 Elsa Kania 说:“许多中国科技公司” 可能想成为正常的科技公司,而不想处理这些意识形态的期望,或国家安全的期望。“大多数中国科技公司与硅谷的同行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一点是,他们正试图在一个系统中运作,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与政府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激励和期望,或者说,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越轨,就有可能遭到报复”。

中国公司在谈论这种关系时走的是一条棘手的路线。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英语语境中,他们否认与北京的情报或军事机构有任何联系。华为公司面临着大量关于这些联系的指控,它难以置信地声称其是独立的。但在国内,这些公司却一再声明对党的忠诚,并愿意协助情报部门

有些联系更加根深蒂固。例如,这位前中情局高级官员说,根据 “高度可信的报告”,中情局得出结论,运营最受欢迎的微信信息服务的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在成立初期就得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资助。这位前官员说,该组织是中国的主要民间情报机构,提供了 “种子投资”,“当时他们正试图建立GFW和监控技术”。

【注:这应该不奇怪。硅谷巨头的起源同样的如此,只是对于中国科技巨头来说,相关揭露信息太少了。见《谷歌的真面目 — — They’re always watching》,以及《解密文件:科技产业巨头为什么能成为巨头?私有化间谍活动如何发动了认知战争?》】

“这是完全错误的”,腾讯说,“我们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首先由我们的创始人资助,然后是IDG和电讯盈科,而且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所有权透明超过16年”。

【注:电讯盈科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环球公司,在电讯、媒体、资讯科技服务方案、物业发展及投资以及其他业务均持有权益。】

前中情局高级官员说:“当微信成为一个东西时,合作就开始了;这并不是说腾讯或[其创始人]马化腾在完全按照国安部的指示行动,但是,如果在任何时候中国的安全部门需要援助,他们就会提供”。

“腾讯,像任何其他在中国经营的公司一样,以透明的方式遵守[中国]法律”,腾讯说,“除此之外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多年来,中国间谍机构的经济间谍活动使大陆公司受益匪浅,中国情报部门入侵或窃取的数据流向私营部门,使中国公司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虽然知识产权盗窃在中国很常见,而且往往是由私营部门推动的,但长期以来,国家在工业间谍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网络时代,美国公司凭借其高额的政府和军事合同,成为多汁的目标。2011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局网络问题官员的肖恩·卡努克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信息已经从中国情报机构流向了私营部门实体”。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威胁行动中心前副主任史蒂夫·瑞安(Steve Ryan)说,早在2000年,美国官员就观察到中国旨在刺穿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网络行动 — — 瑞安说,这种情况在2006年左右就 “经常发生” 了。他回忆说,中国人 “只是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技术上对国防工业基地进行盲目的抢劫”;“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成立一个公司,然后让美国方面的利益集团倒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这些网络入侵变得无处不在,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国家黑客在一年内成功破坏了五角大楼美国运输司令部(USTRANSCOM)承包商的网络20次。2018年,中国特工人员成功入侵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承包商,盗取了与潜艇导弹开发有关的高度敏感信息。

当中国推出新的战斗机和其他抄袭美国设计的武器系统时,美国官员感到不安。美国情报官员利用自己的技术间谍能力,也观察到黑客信息正从中国情报机构控制的数据中心转移到准私人、准公共的中国国防企业。一位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说,但几年前,这些被窃取的数据会留在中国公司,用于 “竞争用途”。此人回忆说,这就像中国情报部门给其国防部门合作伙伴的 “一份可以有效利用的礼物”。然而,这种早期的合作模式是单向的,数据从中国的间谍传递到它自己的工业基地,作为北京与华盛顿的技术平等竞赛的一部分。

但美国官员说,利用中国私营企业集团为中国的情报机构提供技术和数据处理火力,代表了这种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前特朗普时代的国家安全官员说:“他们使用的公司将自己描绘成大型的、合法的、有跨司法管辖区足迹的跨国企业。这些不是简单的小型的 …… 国防承包商在中国境内工作。它们是在世界各地都有足迹的大型跨国公司”。前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瑞安说:“中国” 利用其私营部门实体不仅促进了他们的情报收集,而且促进了情报处理。

美国官员说,关键的法律限制和文化规范意味着美国间谍机构不能诱使美国公司筛选其网络间谍活动的成果;他们不得不自己建立这些数据分析能力。例如,他们不能征用美国私营公司的数据处理能力来帮助他们创建一个中国人所知道的综合情报图景,例如,基于北京以前的黑客攻击,针对美国政府雇员的那次。

但据三位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称,综合这些平行的数据库一直是美国官员的优先事项,他们一直在努力将他们认为中国人拥有的东西至少镜像化。这可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现任高级情报官员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调整这些数据”,数据来自OPM入侵事件。

但是,当美国官员最终分析所有这些数据时,出现的关于事实上中国人知道什么的画面并不漂亮。这位高级情报官员说,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报告是 “令人作呕的”。

在 FP Analytics 的 “数据治理权力图” 系列中,研究了正在出现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这些法律、法规和技术既支持更多的数据收集,又影响着跨境数据流动。这一系列目录中的数据本地化法律、全面的国家数据法规、政府数据收集以及监测和监控技术,正在塑造全球数据治理格局,并对个人、公司、政府、多边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产生了广泛影响。

“看看Equifax,再加上安泰,金融的东西,万豪等等,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现任情报官员说,指的是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进行的一系列破坏行为。他们说,“我们一直在努力推测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可能成为中国间谍目标的美国人的情况。然后我们将其与我们获得的关于他们的利益的情报结合起来”,现任高级官员说,“然后我们回去向这些潜在的间谍目标提供防御性简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商业模式”。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情报官员担心,中国可能也在试行一种 “新的商业模式”。据前特朗普时代的国家安全官员说,在特朗普政府的头几年,国安委和美国情报机构内部的对话 “不断反弹”,讨论中国如何通过数据寻求安全 — — 例如,通过综合来自 Marriot、Equifax、OPM和其他被入侵的组织的数据来识别美国间谍  — — 可能已经与其更大的经济目标相一致。这位消息人士说,在这一领域的思维 “仍然相对不成熟”。但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可能正在利用被盗的个人信息试图破坏美国经济,通过使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部门的公司面临财务压力,即使这些公司不从事机密工作。

官员们说,这些数据集也可能被用来以其他方式使中国企业受益。美国前最高网络情报官员卡努克说:“如果我想扩大一家连锁酒店或扩展到国际旅游市场,拥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万豪酒店或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户记录” 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明显的潜在优势,“用于尽职调查和市场研究目的”。同样,卡努克说,对安泰保险公司的黑客攻击可以让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医疗保健市场有清晰的洞察力。情报官员们说,这些大量的数据也可以作为输入,为人工智能项目建立更好的算法。

虽然这些武器化的数据有的可能来自黑客攻击,但特朗普时代的情报官员还担心,一些中国企业试图投资美国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美国公司掌握的个人数据的控制权 — — 这些数据随后可能被传回给中国情报部门。官员们说,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 — — 一个机构间小组审查外国采购是否存在国家安全威胁 — — 来阻止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公司的收购,部分原因就是这些担心

驾驭美中关系将是现在的拜登政府面临的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但是,在两党的官场上,北京的综合威胁可能是国家安全领域的最后一个伟大的统一问题。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可能与其前任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肯定不是种类上的不同。

对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来说,对中国政府与其遍布全球的私营企业  — — 包括华为这样的电信巨头、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以及运营TikTok的字节跳动这样的社交媒体巨头  — — 的关系的深切担忧,将日益影响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与全球数据生态系统隔离开了(GFW);现在,作为一种防御性的镜像,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制定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旨在将美国人的数据与中国公司以及北京强大的情报机构隔离开。

由于担心内部不稳定和外部对其统治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决定,数据安全等同于政权安全。但这一战略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内部紧张。一位前高级情报分析员说:“今天的中国网络安全系统需要有后门能够进入中国的每一家公司和个人。而且他们愿意承认,这些[后门]可能使攻击者得逞,并可能降低公司的网络安全。”

这是中国领导人似乎愿意做出的权衡,至少目前是这样 — — 尽管这些政策可能催化与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经济脱钩,尽管这种脱钩本身可能导致国内不稳定。与此同时,中国情报部门和中国工业界之间继续紧紧相连。毕竟,美国前高级情报分析员说,“这是一个国家政权可以伸入一切本土公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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