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互不信任?

中国社会陷在各种恶性循环里。如果不能尽快从某方面找到出口,其结果就是更加快速地不断的下沉,越来越难以找到出口。

一个观点的纠纷再次将这一普遍在中国被回避的问题拉了出来:为什么我们互不信任?

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过于强调一个人的观点、认知,长久以来的失败足够证明我们对此强调得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连续发表了两篇专门分析这一问题的文章:

日前和一位中国记者交流后深感这个问题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

众所周知,互联网是以其广泛的连接力量为最大优势的存在,然而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没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优势。

营救 Julian 的全球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基于包容的联合性的极大程度发挥。线上七个国家、线下四个国家,横跨二十多个城市的集体行动,涉及至少四个不同语种,没有任何人被怀疑参与动机,没有任何不同政治立场和觉悟差异被鄙视或排除。凝聚力之高在我看来是惊人的。所有人都在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协助共同的目的。

而众所周知此案的敏感性之高,情报机构长期定位监控、抓捕和骚扰支持者志愿者。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这些事,但没有人害怕,没有人担心运动 “被渗透”,然而中国,一个国家内,同样的语种、文化,同样的生活环境,却几十年来做不到这点,这究竟是为什么?

和我交流的那位中国记者告诉我,他不敢在 Twitter 上回复任何人,因为他相信中文里看起来很激进的、振奋人心的内容中“很多属于五毛在钓鱼”。虽然也有真正的所谓民主派,但也因此不敢去互动。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都在互联网上,却很难找到可转化的强连接关系。

我告诉他,这需要权衡究竟是联合的利益大,还是被渗透的危险性高。很明显是前者。推特上钓鱼能钓到什么呢,你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公开讲什么不可以,使用 Tor 登陆,即便是钓鱼也伤害不到你,顶多是污染舆论环境。

Julian 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的想法。无所谓政治立场、党派、认知、年龄、阶层、性别、体制内外,只要来到这扇门前,不论从那条路上来的,都可以拉过来成为推开门的力量。

在观点如此极化的当下,这种包容的力量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并且具有非常的感染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双语的动员令发到了中国网络上。非常希望有华裔能亲身体验一下。是时候思考这个问题了。

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不信任就存在于某种文化传统中。真的是这样吗?

BR 刚来中国时,和一位此前一直线上交流的朋友约在咖啡馆见面。那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交流。其间 BR 要去洗手间,把他的背包留在了位子上,顺便告诉那位朋友说”帮我看一下哈”。

等 BR 回来后那位朋友表示出很惊讶的样子,”为什么你会信任我?”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他告诉 BR,在中国没人会这样做 — 信任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不会偷东西。

几乎每个外国人都有类似体验,在中国,信任是个非常微妙的事。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任?几十年来,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创造的诸多文献是复杂的,丰富的,也是深刻的。研究人员不仅定义了不同类型的信任,还开发了在调查和实验中测量它的方法,并构建模型来解释如何创建和维护这种信任。

回顾研究表明,有制度因素可以建立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这对一些民主指数滑坡的国家来说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尽管人们普遍知道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正在下降,但仍可以存有乐观的空间。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两个相关但不同的信任概念: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

一般情况下人们讲的更多是前者。但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

你需要分享陌生人的意识形态来信任他们吗?幸运的是,并不需要

社会信任也称为普遍信任,是对陌生人的信任。在我看来,社会信任就是相信人们会遵守社会规范 — 公众认可的,共同的社会规则,人们都期望彼此遵循,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你经常会需要希望一个人能在红灯前停下来,或者别偷你的手机,而不需要知道此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但我们通常也希望社会信任能够以正确的理由得到维持。然而没有“信任激素”这种东西。

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创造这种“激素”,也就是社会规则,他们将所谓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贴遍了大街小巷,甚至公共厕所里。但这并没有什么用。

一个可确立的规则不会是由政府编写的、强制施加给社会的,而是大众在长期交往中通过磨合和理解,酝酿出来的共识。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人们都知道如何才能令生活更加轻松。政府的施加只能起到相反效果。

政治信任有点不同

政治信任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对民主政府的宽泛的信任或对民主体制的信任,以及对更具体的机构和团体的信任,例如公务员、议会和特定的民选官员。

与社会信任不同,政治信任不是一种纯粹的好。因为民主政治就取决于对政府官员和政党的某种程度的政治不信任,也就是监督的动力。

但是,如果区分政治上的政治信任和对政党和民选官员的民主和政治信任,就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析,根据这一点,对民主和政府的广泛信任是好的,但是对某些官员和政党的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必然是可取的。

最理想的结果是,人们成为一般的政治信任者和特定的政治怀疑论者。

社会多样性的增加与社会信任的下降无关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相反,但社会的种族多样性程度与其享有的社会信任程度之间至多存在很小的负相关关系。你想到什么?移民、“外地人”论、伊斯兰恐惧症 … 是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些不会明显影响社会信任。

虽然种族多样性可以对信任产生消极影响,但这通常是由于缺乏联系和地方隔离造成的。当不同类型的人发生的互动越多时,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

关键是要创建这种互动。互联网是个好机会,就如你知道的那样。

经济不平等与缺乏社会信任密切相关

一些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信任度较高的社会往往会更倾向于支持财富重新分配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是公平的,而不是浪费或作为对懒惰的奖励。反过来,这种再分配也减少了经济不平等。

当人们觉得他们在经济上做得很好时,就会有更高的政治信任,而不是社会信任。

我们在《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这篇文章中谈到了阶层差异问题,根源就是上述。这是另一个恶性循环。

相反,社会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因交易成本降低而参与了更多的交换。

更直观的是,政府腐败导致不信任 

有很多证据清楚地表明,社会信任程度较高,法律制度腐败程度较低,反之亦反之。而且与其他可靠遵守法治的指标也再次存在密切联系。

尊重平等权利的一般精神似乎可以维持社会和政治信任。即使人们怀疑其他人的道德动机,公众对执行法律和宪法权利的承诺也有助于人们相信该系统是值得信任的。

反过来,又回到了反馈循环中,加强了产生信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所有这些都指明了为什么信任的差异往往被理解为文化差异,以及为什么中国社会很难被理解。

如果想要维持不同社会的社会合作并获得好处,就需要一些政策和机构,这些政策和机构一般对民主政府保持高度的社会和政治信任,同时允许特定政治家获得适度的政治信任。

这就是诸多权利组织和联合国所做的工作。

如上述可见:

  • 可以通过保护自由权利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结社自由和免于歧视和隔离的自由;

  • 可以通过保护民主来做到这一点,这有助于减少腐败,提高经济和体制运作的广泛性。

  • 可以通过保护法治来减少腐败并提高经济表现。

  • 还必须利用市场和社会保险来确保经济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保护大多数人免受危险,信任破坏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如果以上条件全没有,信任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信任就没有联合,不能联合就不能变革,没有变革就实现不了上述那些条件。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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