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失败了吗?我们还能找回最初的公平和自由吗?

  • “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我们相信:粗略的共识和运行代码。”

编者按:作为 Jefferson 派死党、互联网最初所承诺的平等和自由的忠实捍卫者,iYouPort 鄙视一切审查、坚决抵制中央集权和其滋生的完全无可避免的权力滥用。但我们翻译了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因为要想赢得这场论战,人们必需了解全局,才能知道,去中心化 — 分散化 — 的系统所带来的利好一定会大于其弊端。

暴民论从来都是统治阶级为了压迫社会而制造出来的虚伪概念,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精神病态者,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希望获得美好的生活,没人会不懂得一个环境的美好是个人生活安逸的前提条件。任何理解道德之养成的人都懂得,好和坏、善和恶,是我们自幼通过经历习得的认知,经历告诉我们,当坏和恶出现时它将带来灾难,所有人最终都不会好过。暴民就来自于暴政,当坏和恶的环境让人们不得不屈从甚至模仿从恶者时,应当被惩治的是那个暴虐环境的制造者,而不是大众。

经济学人的文章对中国和美国在互联网层面上瓜分全球的暗示,虽然不够充分,但这点一直是 iYouPort 着重强调的警惕。也是我们认为的,中国不会离开互联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原因包括: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合法性的部分重要来源;民族主义,北京政权的权力根基;数字极权,高侵入性控制社会的绝佳途径;数字霸权,反转 GFW,渗透世界。

是的,中国致力于毁掉互联网最初承诺的美好,从而更为深刻地利用它,以加固自身的权力。对中国政权来说,互联网有可能带来的颜色革命之威胁,远低于上述之利。当美国陷在 Jefferson v Hamilton 的争议中时,中国正在将 Hamilton 主义变成 Hamilton 巨魔。然而指望在这点上由美国来遏制中国的想法,是绝对荒谬的。因为,

互联网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全球人类的,它必然是民主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或党派能全权统治它。然而当下,高堡奇人的故事已经在互联网世界中实现,却依旧有太多人迷信“对面的国家会更美好”。最终他们很快就能发现,两个霸权都是同样的性质,地缘政治游戏也许可以偶尔作为策略的存在,但依赖其中任何一个,你都不会有自由。

是时候了,把互联网拿回来,它本应属于我们。这是互联网 2.0 时代每个人都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

How to fix what has gone wrong with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was meant to make the world a less centralised place, but the opposite has happened. Ludwig Siegele explains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互联网原本的目的是让世界变得不那么集中化 — 给人们公平和自由,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还能找回互联网本该有的样子吗?应该怎么做?

互联网失败了吗?坐在他的位于牛津基督教会学院的办公室里,万维网的发明者 Tim Berners-Lee 先生已准备好了他的答案。“我不会说互联网已经失败了,但它未能提供我们许多人所希望的那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

二十年前,他会嘲笑那些“互联网和网络应该做任何事情以让这个星球变得更美好”的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Weaving the Web”自传中他总结道:“通过成千上万的基层努力看到网络起飞的经历给了我巨大的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创造我们想要的世界”。

直到几年前,询问大多数用户对互联网的看法时你都会发现,他们喜欢的东西不外乎这几种 — 互联网能让自己与朋友们保持联系,提供即时访问大量信息的渠道,激发创新,甚至有助于摧毁专制政权。不消说在某些方面,互联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从第一个网络浏览器发布后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世界上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在线。就像 Tim 那样,最近很多人对互联网表示了批评,认为会造成网络成瘾、大量吸取每个人的数据、并给了网络水军和骇客以极大的权力。

这篇特别的报告认为,所有令人失望的问题之核心是,互联网已经变得更加“集中化”,比十年前更加“集中”。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个全球网络所带来的活动基本都是由 Facebook 和腾讯等少数巨头主导的。历史学家 Niall Ferguson 在他的最新著作“广场与大厦”中解释说,这种模式 — 一个破坏性的新网络被新的层次结构所渗透 — 具有许多历史先例。包括印刷机的发明和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互联网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当访问互联网仍然主要通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时,用户可能会偶然发现惊人的新服务并欣然去尝试。如今上网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将用户限制在精心构建的空间或“围墙花园”中,这几乎不比电视频道更令人兴奋。

移动操作系统的制造商可以通过他们的应用商店决定智能手机用户可以访问哪些服务;另一个控制点是云计算,它本质上让外部人员负责应用程序及其相关数据。与此同时,长期不参与互联网的政府已经建立了对网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通常使用大型互联网公司作为自愿的执法者,例如让他们阻止不受政府欢迎的内容。

这些现状与早期互联网构建者的意图是相反的。哈佛大学的 Yochai Benkler 表示,近半个世纪前,即1969年10月29日,当第一条信息通过互联网发送时,该系统“偏向于权力下放和行动自由”。它的技术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作为冷战的产物,互联网意味着连接不同的网络和计算机,这样即使中央连接不可用,人们仍然可以进行通信,例如在发生核攻击时。

“我们希望连接到网络的任何东西都能够连接到网络上的任何其他东西,”Vint Cerf 解释说,他是开发通信协议的工程师之一(他现在在谷歌工作,讽刺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Cerf 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在今天的行话中使互联网“无需经过许可”- 没有审查。只要遵循协议,任何网络和任何计算机都可以加入。

无论内容如何,​​数据包都从一个网络传递到另一个网络。这种松散耦合的体系结构后来启发了 Tim,他设计了适用于互联网的万维网协议。

这些协议得到了一系列组织的补充,这些组织允许规则发展,以及令规则生效的软件,并使两者不被外部利益所捕获。其中最主要的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其理念完全就如其创始人之一 David Clark 所总结的那样:“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我们相信:粗略的共识和运行代码。”

开放式技术规则和灵活治理的结合引发了创造力和创新的狂热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建立了数百万个网站,并启动了数万家创业公司。即使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这种分散的活动仍然有增无减,例如以博客的形式。用户实际上做到了 Tim 所希望的那样:在线发布并相互链接,创建了一个很棒的虚拟对话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野兽。传输信息的连接仍然存在,协议仍然存在,但互联网产生的扩展已经大大超过原始网络:数十亿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以及足球场大小的云计算工厂,包含难以想象的数据量。描述所有这些的最佳方式是作为大量数据仓的集合,它们之间有着大型管道,连接到各种设备,这些设备既提供服务又同时收集更多数据

互联网的集中化和数据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得马里兰大学的 Frank Pasquale 在最近发表在《美国事务》的一篇论文中说,大科技评论家称之为“杰斐逊/汉密尔顿之辩”。其中一个群体是 Thomas Jefferson 的传统,他是美国的创始人之一,他赞成政府规模较小,商业集中度较低。

其成员希望通过更严厉的反托拉斯政策(包括打破)来控制技术巨头。

另一组遵循另一位创始人 Alexander Hamilton 的想法,他支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强大中央机构。它的拥护者认为,为了获得人工智能(AI)的好处并公平地分配它们,在线巨头应被视为公用事业。

Jefferson v Hamilton

这种框架也有助于更普遍地理解对集中化的反应。Jefferson 方面担心集中化互联网提供的创新空间会很小。尽管在线巨头本身是许多发明的来源,但它们在其他方面对其进行了挫败,因此可尝试的新想法会很少。风险资本家现在谈论“杀戮地带”,就是他们不会投资的领域,因为其中一个大公司很有可能会挤压创业公司的生命或以低价收购它们。

互联网日益集中化的政治后果更加麻烦

围墙花园经常限制言论自由,就如 Facebook 那样对其社交网络进行的监管。不得不破解只有少数平台的算法,这使得俄罗斯网络水军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们更容易通过传播错误信息来干预选举。

在一个地方集中大量的个人数据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泄漏。一个例子是最近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这是一家政治咨询公司,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了 8700 名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因此停业)。

集中化的平台对于大规模监视来说也很方便,正如前中央情报局员工 Edward Snowden 在 2013 年所披露的那样。情报部门只需要控制几个计算云就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在线巨头有足够的现金来影响线下政治。

不过在 Jefferson 主义者中,一种新开始的感觉也正在萌生。今天的技术会议上的嘈杂声让人想起1995年,在万维网诞生不久之后,一个名为浏览器的新软件成为网络主流,互联网也随之而来。在今天的活动中,初创公司们正在推行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通常基于区块链技术,承诺“重新分散”在线世界。

而另一方面,Hamilton 主义者则认为,如果没有像谷歌和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提供的免费服务和易于使用的界面,那么使用互联网的人就会少得多。如果没有云计算,它可以让公司处理大量数据,那么人工智能将无处可去。控制一些强大的公司也有助于遏制权力下放的“恶魔”,例如所谓的网络犯罪和仇恨言论。

长期以来,用网络巨头来反对监管的这种思想在西方左翼获得了一些牵引力。但它在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蓬勃发展的,政府希望科技巨头帮助它实现将国家变成网络超级大国的白日梦。

在以上双方之间衔接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他们正试图通过监管来设法控制大科技。他们的一些建议更多是 Jefferson 主义者的思想,比如迫使企业放松近期的合并。而其他人更像 Hamilton 主义者,主张包括让公司分享他们的一些数据。

本专题报告将首先记录互联网如何被集中化的,然后轮流讨论所有的三个方面。它将得出结论,要重新分散互联网,需要来自所有三个阵营的想法。没有中央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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