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用的觉醒

  • 人们经常兴奋于”民间觉醒”,但是有一种醒悟是完全无用的:
    社交媒体的”智者”们和异议群体的内部互掐其结果是什么?

我们正处在一个令人惊讶的和危险的时期,这多年来造成如此深刻创伤的长期社会问题,正在被视为迫切需要迅速被大众所关注。

正如许多人被这些政治痼疾“惊醒”一样,似乎人们顿悟了,懂得了其中最深刻的道理。但是,有一种非常广泛的“醒悟”是完全无用的,为什么?

在许多社会正义领域,特别是在线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游戏般的竞技场,在那里,人们争先恐后地关注这谁最先“醒”来,然后互相辱骂“傻逼” — — 他们认为行动主义只是在于挑战其他人的沉闷。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在打击破坏我们生活和环境可居住性的统治形式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那就必须找到相互支持的方法,学习如何共同努力以促进社会变革。

其中一些方法与对刚刚进入状态的人的关怀和帮助有关;另一些与认识到我们面临什么和需要挑战什么样的制度结构相关的东西有关,而不仅仅是关于身份和人际交往。

随着人们对世界政治的错误感到沮丧,他们已经开始看到隐藏在社会现实背景下的权力模式和结构。希望在此之后,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理解并将其转化为行动,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当一切都能进展顺利时,这种参与可以成为一个人生活的积极方面。挑战主流,大胆地相信一个人可以有所作为,投入时间去挑战权力并不容易。而当人们认为自己是数百万人或者更大团队的一员时、自己和所有人一起正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时,他们就会坚持下去,并成功地发挥作用。(具体分析详见:《为什么越是威权主义的国家人们越是难以联合反抗》)

这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在1980年被政治化,反对美国支持萨尔瓦多的独裁统治。我很快就参与到讨论、阅读和分析的群体协作中来,而最终的成功加深了我的意识,与那些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的伟大人物接触,丰富了我的生活。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即将清楚地了解到问题所在的人不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甚至投身于维护恶劣生态的环境系统中。最近,我遇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非常了解他们所存在的统治体系是什么样,但是,他们发现支持“社会变革”的群体存在很多弊端,他们没有成为活动家。或者即便参与了,也会在短短的几年后就离开。

在中国,目前为止依旧有很多人得意于“民众觉醒”,但这种觉醒的结果如果只是陷入了虚无和无力感,而不是奋起反抗,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目前,虚无是一种全球性的气氛,详见《什么是高峰冷漠?从白宫到微信》)

如果不能与旨在改变社会模式的参与保持一致,那么觉醒并看到错误就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人们没有能通过参与发现收获,那么任何人都不会长期留在社会变革的工作中,从长远来看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改变。不幸的是,有些人会与社会变革保持不健康的关系,就像火焰与飞蛾的关系那样,它只满足了精神需求,而没有治愈这种需要。

在进入批判意识之前,人们可能会对世界有一个既有认知,即按照给定的方式处理事物,并按照社会的要求定位自己以履行社会所提供的角色。这种对世界的定位使压迫系统永久化。巴西哲学家 Paulo Freire 认为,在进入批判意识之后,我们就会能看清权力的结构,看到自己的位置,成为能够改变社会的行动者,帮助我们打破那些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的死循环。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社会系统中那些权力结构会使我们从根本上脱离彼此时会发生什么?Freire 在巴西农村地区开展了一些调查,与之合作的农民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来自政府的压迫。该系统拒绝他们进入自己生存所需的土地,通过暴力来控制土地。但那些农民并没有完全融入消费意识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文化。他们生活在社区中,这些社区的结构具有深刻的统治模式,但也存在于社区间相互依存的复杂系统中。他们并没有在和我们一样的社会中长大,这个社会教导我们说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快乐和个人幸福。

在一个更为彻底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由深层次的断裂模式构成的,在这种模式中,我们认识到,世界各地的意义体系已被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完全殖民化,批判性思考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挑战。

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中“醒来”时经常会发现自己与其他人完全脱节。在超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有毒文化中形成的意识可能使得很难找到解开权力结构的下一步必要步骤:即 采取有效的行动。(关于超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后果《nobody cares 的背后》)

有效行动涉及与他人协调以改变社会模式。它涉及战略、涉及对往往遥远和难以捉摸的目标的行动。当事情似乎前途渺茫、并且进展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时,人们需要坚持不懈。

它还涉及关系,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投资于与他人的集体协作。它涉及将协作视为比我们个性化的自我更重要的事物。最有效的社会变革工作要求我们从战略角度思考并采取大胆行动。这是关于我们如何改变社会结构,而不是关于我们如何做一个出色的自己。

我们根据自己作为被压迫群体成员的身份所经历的痛苦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深度。当我们与这些团体的其他成员联系时,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深刻理解所面临的统治体系的基础上制定战略。

但是,我们为建立有效行动的运动所做的工作必须比个人成就更重要。

当社会变革工作如愿完成时,参与其中的人会能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安慰。许多社会正义工作涉及将我们的个人痛苦置于更大的统治体系背景中,并努力改变那些伤害我们的事物。

于是,不是将自己看作受害者,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新的赋权自我叙述,作为大规模疗愈过程的一部分。在那项工作中,有不仅能治愈自己,而且能治愈世界。

如果只专注于自己的痛苦,将个体构建为孤独的受害者,实际上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痛苦。当这项工作在没有与他人发展积极关系的情况下完成、也没有对变革采取最实际的行动时,就会导致进一步的孤立。

我们认为中国的维权群体和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非常值得同情和帮助,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功,这些群体就必需能改变追求个人安慰的思考方式。

并且,不幸的是,为了社会正义的有效行动的发展、对于通过有效行动来推动变革而发展真实关系的艰苦而有益的工作,有一种诱人的旁路。这种旁路导致我们与被体制问题本身错误的共鸣:即 在社交媒体世界中茁壮成长的喧嚣政治。

在这里,“觉醒”的人把自己的“觉醒”只是当成了棍棒,去抨击那些没有像他们那般“觉醒”的其他人。他们参与的只是学者和活动家 Elizabeth Martinez 称之为压迫奥运会的东西。他们从中获得了一种自我正义感,使他们在短期内感觉良好。

但是,这种“正义感”完全无助于治愈他们的个人创伤、更不用说导致他们痛苦的社会创伤。

在谈到她对社会正义社区的幻灭时,作者 Kai Cheng 写道:

我在当地社区变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非常擅长使用正确的语言并做正确的事,而且当我搞砸了时,我倾向于毫无保留地道歉。我现在认识到这是一种创伤承受技能:能够不断准确地扫描周围人,以便了解他们并取悦他们,不论长期成本如何。这项技能是一个精彩的短期生存战略。正如大多数创伤策略一样,它仅仅旨在交涉惩罚的不可预测性和残忍性 — 而且不幸的是,许多社会正义深深植根于这种关于的惩罚叙事中。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我们有着对当局实施惩罚的充分且深透的理解,这种理解能让我们之间产生强烈的共鸣,似乎我们只是一群受害者,而淡化了作为改变者的责任。

将社会正义工作建立在同情和对健康世界的追求上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惩罚的危险本身。当我们担心如果自己被流放、被监禁或被杀害时,我们还有多大可能对自己负责?当我们生活在彼此的恐惧中时,我们怎能相互信任?

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实现正义的方法。

通过网上的嘴炮生活和尝试赢得“压迫奥运会”的彼此抨击并不是解决创伤的唯一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专注于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世界大局,并尽可能地尝试在我们的工作中实现这个世界。

在#BlackLivesMatter和#MeToo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线有一些形式的连接,可以有效地传播有用的想法,分享策略和改变文化意义。但是,这两种运动在转变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当那些在网上流动得如此迅速的联系所释放的能量也被在当地实践社区工作的人们捕捉和调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时。在面对面工作中形成的关系,也包括分享膳食、分享乐趣、互相依赖以获得相互支持,是对异化感和残忍经历的重要对抗。

我们许多曾经成为压迫系统目标的人都会遭到误解、沉默、暴力和贫困等创伤的伤害。社会正义工作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会遭遇那些伤害,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改变了导致人们经历大部分创伤的社会系统。

这样做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与其他人建立积极的关怀关系,和他们一道参与有效的、深思熟虑的工作,以挑战统治体系。

社区就是答案。我们需要彼此,需要找到对方,才能生存。

中国的圈子不是社区,如果把某人赶出去比与他们进行一系列艰难的对话更容易,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社区。在拥有真实社区的社会中,驱逐是最极端的制裁,无异于杀戮。在许多层面上,失去社区及其所涉及的所有关系,与死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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