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新闻到”作”新闻:维稳机构如何成功废掉说真话的媒体?

  • 从禁令、到恐吓、到传唤、到收编…… 从被迫摧毁真相、到自我审查、到主动投怀送抱、到成为纯粹的帮凶;一个曾经被信赖的揭露者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彻底变成了间谍机构的玩偶,这其间发生了什么?

自2013年6月开始发布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的内容后,英国维稳部门就将枪口对准了《卫报》。

众所周知斯诺登的重磅炸弹事件持续了数月之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密信息泄露事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同等的间谍机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机密文件透露了这两个机构实施的恐怖级大规模监视计划。

根据英国国防和安全媒体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些泄密消息引起了英国间谍机构和国防部的警觉。

在这份会议记录中显示,2013年11月7日国防部说:“这一事件非常令人担忧,因为一开始,卫报就没有在发布第一批机密信息之前与[委员会]接触。”(这里的“接触”指的是主动接受审查

DSMA委员会由国防部运营,每六个月开会一次。还邀请了少数记者参加。其明确的目的就是审查,它们称此为 “防止不经意的公开披露损害英国军事和情报行动的信息”。它可以向媒体发布“通知” —— 也就是禁令,以阻止记者发布某些信息。

该委员会目前由国防部安全政策总干事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 Wilson)领导,他此前曾担任英国内阁办公室的情报总监。其秘书是 Geoffrey Dodds 准将,他形容自己是一位“有成就的、资深的前军事指挥官,具有丰富的作战层面领导经验”。

该委员会将审查禁令描述为 “自愿执行”,称 “媒体没有义务遵守发布的任何禁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意味着在发布斯诺登文件之前,卫报应该无需咨询国防部。

但是,该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中却说:“卫报有义务根据条款寻求……建议”。会议纪要补充说:“未能寻求建议是引起关注的关键原因,并且[该委员会]已经为解决问题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他们把真相的曝光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当大的努力”

这些“相当大的努力”包括,该委员会于2013年6月7日(即《卫报》发布第一批斯诺登文件后的第二天)向所有英国主要媒体编辑部发出了禁令,称:他们应避免发布会 “危及两国国家安全和危及英国人员的信息”。

而且,该禁令本身还被标记为 “机密: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播或使用”。

显然,该委员会不希望这份禁令被大众知道,甚至他们几乎成功了。只有右翼博客 Guido Fawkes 公开了这份禁令。

根据委员会的会议记要,当时,“特别是情报机构,继续要求提供更多咨询意见(也就是审查禁令)”。

情报部门清楚地知道,此类禁令绝非仅仅是向媒体提供建议的工具,而是一种威胁,威胁媒体不要发布斯诺登文件。

一天晚上,就在第一个斯诺登文件的报道发布后,时任该委员会秘书的少将 Andrew Vallance 亲自打电话给《卫报》编辑 Alan Rusbridger。

一位卫报 记者说,Vallance “明确表示了对《卫报》在发布文件之前未能事先咨询他的担忧”。

在那年的晚些时候,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再次将该委员会的禁令系统用作对媒体的威胁

他在给议员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不想使用禁令或通知书或其他更严厉的措施。我认为呼吁报纸的社会责任感要好得多。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某种社会责任,政府就很难不采取行动了。”

当权者的威胁发挥了作用。

当时的 Press Gazette 杂志报道说:“《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都没有提及斯诺登最初的揭露……而《电讯报》只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只有《独立报》“追随了实质性的揭露和指控”;“BBC 也选择了不理会斯诺登的故事”。

但是,当时的《卫报》仍然不为所动。

A poster showing a photograph of US whistleblower Edward Snowden is fixed to an umbrella during a pro-Snowden march in Hong Kong, China, 15 June 2013. EPA/JEROME FAVRE

根据该委员会会议纪要,《卫报》继续发表斯诺登文件这一事实,“无疑在某些方面引发了对该系统未来用途的质疑”。如果禁令系统无法阻止《卫报》发布令GCHQ最丢脸的机密,那还有什么用?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时候控制《卫报》并确保这种抗旨的情况不再发生了。

GCHQ和笔记本电脑

间谍部门在其 “相当大的努力” 之上继续加力,尽一切办法阻止媒体的曝光。

2013年7月20日,英国间谍机构GCHQ官员在第一篇与斯诺登相关的文章发表六周后,直接闯进了卫报在伦敦国王十字区的办公室。

结果是,应政府和维稳部门的要求,《卫报》的副主编 Paul Johnson 和其他两个人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销毁了所有存储斯诺登文件的笔记本电脑

据该报的一位记者说,《卫报》的工作人员带来了 “角向磨光机、带钻头的电动打磨机、还有口罩”;“间谍机构提供了一种高科技设备,即 “消磁器”,可以消磁并删除数据。”

副主编 Johnson 说,销毁计算机是 “纯粹的象征性行为”,并补充说:“政府和 GCHQ 都知道这点,因为我们已经告知他们,这些文件已被带到美国与《纽约时报》共享。揭露报告会将继续进行。没有任何改变。”

真的没有任何改变吗?不,有些东西的确变了。正如那个发禁令的委员会在2013年11月的会议记录中概述的那样:“ [在7月底(由于计算机被销毁),卫报已开始寻求并接受本委员会的建议,不要公开某些高度敏感的细节,从那时起,与委员会的对话是合理的,而且正在改善 ……”

Johnson 显然轻敌了。英国间谍部门所做的不只是“象征性行为”;它既是权力的表现,也是明显的威胁

当时,《卫报》是揭露美国和英国间谍机构大规模监视真相的举报人所依赖的唯一主要报纸,依靠其接收文件并保护举报人的身分;这对间谍机构构成了挑战。

对《卫报》施加的越来越强悍的压制奏效了。该委员会指出,在GCHQ监督了该编辑部的笔记本电脑捣毁之后,“与 Guardian 的互动……持续加强”。(请把“互动”理解为传唤/喝茶

主编 Rusbridger 后来向民政事务专责委员会作证,关于斯诺登事件后,D-Notice 委员会的 Vallance 与他本人“合作”(贴身审查),并且 Vallance 甚至 “在《卫报》办公室里与所有记者交谈”。

但是,这种胁迫和威胁攻势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使《卫报》同意加入 D-Notice 委员会本身。该委员会的会议记要对此很明确,其中指出:“[原文]这一过程最终结束于任命 Paul Johnson(卫报副主编)担任 DPBAC [即 D-Notice 委员会]成员”。(请理解为收编

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的某个时候,Johnson 被要求加入该 委员会。Johnson 是副主编,曾在英国情报人员的注视下捣毁了编辑部的计算机。他在2014年5月参加了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一直在那里待到2018年10月

简单说 ,他一直与那些阻止他的报道发表的审查人员坐在一起。

一个新主编

卫报主编 Alan Rusbridger 在斯诺登文件的报道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同意了 Johnson 加入 D-Notice 委员会,以此作为对维稳部门的战术手段。在他的整个任期内,《卫报》继续发表一些批评间谍机构的报道。

但是,在2015年3月,《卫报》任命了一位新主编 Katharine Viner 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新主编 Katharine Viner 在处理间谍机构相关报道方面的经验显然比 Rusbridger 少得多。

Viner 最初来自时尚和娱乐杂志《Cosmopolitan》,她在国家安全报道方面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据内部人士称,在斯诺登事件中,她的领导力要比美国的 Janine Gibson 差得多(Gibson 是 Rusbridger 继任者的另一位候选人)。

当时,Viner 是澳大利亚《卫报》(Guardian Australia)的主编,澳大利亚卫报是在斯诺登文件报道首次发表前两周成立的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了斯诺登揭露的“五眼”监视联盟的五分之二

这对那些间谍机构来说是个好机会。他们的诱导似乎从第二年就启动了。

2016年11月,《卫报》与军情五处 MI5 负责人 Andrew Parker 合作发表了史无前例的 “独家新闻”。该文章指出,这是 “该间谍机构在107年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任负责人接受报纸采访”。

请注意,这篇所谓的 “独家” 是由副主编 Paul Johnson 共同撰写的,他以前从未写过有关间谍机构的文章,并且他当时仍在审查部门 D-Notice 委员会中任职。而且那篇文章中未提及这件事。

Johnson 和他的合著者写道:“尽管斯诺登文件已经发表,但军情五处的负责人 Parker 是在和卫报、而不是其他报纸交谈”……(请感受狗粮的兴奋

Parker 告诉两位记者:“我们认识到,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我们也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有责任谈论我们的工作并进行解释。”

在军情五处的表演性采访结束四个月后,2017年3月,《卫报》又发布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所谓 “独家报道”,这次是与英国军情六处的现任领导人 Alex Younger 的“合作”。(请感受收编的代价

这份独家情报是由英国秘密情报局授予《卫报》的调查编辑 Nick Hopkins 的,他在14个月前被任命。

Head of MI6,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lexander Younger wait for a visit of Britain’s Elizabeth II outside Watergate House to mark the centenary the United Kingdom’s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Cyber Agency (GCHQ) in London, Britain, 14 February 2019. PA-EFE/FACUNDO ARRIZABALAGA

这次采访是 Alex Younger 第一次接受全国性报纸的采访。这篇文章题为 “MI6 returns to ‘tapping up’ in an effort to recruit black and Asian officers”,但几乎完全集中在情报部门表示要从少数民族社区招募的愿望上。没有披露性内容。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吸引现代英国最棒的人,” Younger 在这篇报道中说, “英国各地的每个社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需求,无论其背景或地位如何。”

最近的2019年8月,《卫报》再次获得了“独家殊荣”,这次是大都会警察局助理专员尼尔·巴苏(Neil Basu)、英国最高级别的反恐官员。

这是 Basu “自去年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采访”,并导致了三部分的系列文章,其中一篇题为“警方检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索尔兹伯里袭击中的作用”。

这些间谍部门不断向《卫报》提供这些所谓的“独家”信息,很明显是牵制行动的一部分,从而令这家唯一的独立报纸变成间谍部门的喉舌 —— 因此不再能拥有接收和掩护斯诺登这类泄漏的资源(没有任何举报人会与官宣合作,卫报被选中是因为曾经它是独立的)

新主编 Viner 在任职期间究竟有没有和那些间谍部门进行过私下对话,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在2018年, Paul Johnson 最终离开 D-Notice 委员会时,其主席、国防部的 Dominic Wilson 称赞 Johnson 说,他 “在[令该审查部门]与卫报建立联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重要报告的数量严重下降

除了间谍机构操控的那些所谓的独家之外,这个新主编 Viner 在任职期间还监督了《卫报》著名的调查记者小组的解散,这些专门揭露当权者丑闻的调查记者被告知 “去别处找工作,别干调查性新闻了”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当时在 Press Gazette 上透露,该调查小组的记者 “在去年就没有得到高级编辑的支持”,并且“有些人还认为该报在同一时期变得更加自我审查了”。

自斯诺登文件以来的这段时间里,《卫报》已经失去了许多报道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调查记者,其中包括希夫·马利克(Shiv Malik)、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大卫·利(David Leigh)、理查德·诺顿·泰勒(Richard Norton-Taylor)、埃温·麦克阿斯基尔(Ewen MacAskill)、和伊恩·科本(Ian Cobain)。

他们空下的多数位置最终由少数经验不足的记者接任,这些记者对揭露当权者阴暗面的承诺显然非常少

一位《卫报》现任记者告诉我们:“似乎他们[间谍部门]已经摆脱了所有以对抗性方式报道维稳部门和军事部门的记者。”

确实,在 Rusbridger 担任主编的最后两年中,《卫报》每年在其网站上发表约110篇对军情六处的批评性文章。而自 Viner 接任以来,每年的平均值减少了一半,并且逐年下降。

一位前《卫报》记者告诉我们:“对情报机构的有效监督似乎已被放弃了,其中就包括斯诺登的独家新闻以及许多其他报道。”

这位前记者补充说,近年来,“有时卫报会表现出惊吓过度的状态。”

另一位前《卫报》记者补充说:“卫报已经不再与情报部门保持那种具有挑战性的关系,自斯诺登事件以来,卫报也许正在寻求缓和与间谍机构的关系。这很令人担忧,因为惊吓总是被操纵的,不可信。”

尽管仍然有一些批评间谍机构的文章刊发,但是,其“独家”越来越多地侧重于间谍机构可接受的问题

自从斯诺登事件以来,《卫报》再也没有接受那些未经审查部门批准的信息来源的爆料。

相比之下,《卫报》开始就间谍部门的主要官方敌人俄罗斯,不断发布独家报道,揭露了普京、他的朋友们及其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的许多工作。

每个人都记得2016年4月的《巴拿马文件》泄漏,其中揭示了世界各地的公司和个人如何利用离岸律师事务所避税,当时《卫报》的头版稿件由 Luke Harding 撰写,他收到了许多来自间谍部门的提示关于 “俄罗斯的威胁”,结果他这篇报道的标题为:“Revealed: the $2bn offshore trail that leads to Vladimir Putin”。

巴拿马文件中有一个超大的故事,卫报选择将其保留到第二天,以淡化其影响。这个故事涉及当时的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父亲,他“经营着一个离岸基金,通过雇用巴哈马的一小批居民来签署文书,从而避免了在英国纳税的麻烦”。

我们了解到,选题会上记者之间存在一些争论,即 究竟要不要把卡梅伦的报道发头条。结果是,普京的朋友最终被认为比本国首相更重要。

对 Julian Assange 的人格暗杀运动

卫报似乎也参与了针对 WikiLeaks 主编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抹黑运动,Julian Assange 曾在2010年 WikiLeaks 的早期揭露中与卫报合作。

A file photograph showing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shows an issue of the British daily newspaper The Guardian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Frontline Club in London, Britain, 26 July 2010. EPA/STR

2017年的一个故事来自调查记者 Carole Cadwalladr,她为《卫报》的姊妹报刊《观察家报》撰文,题为 “当奈杰尔·法拉奇遇到朱利安·阿桑奇”。

这涉及前 UKIP 领导人 Nigel Farage 在2017年3月由伦敦广播公司组织的对厄瓜多尔大使馆的访问。Farage 在LBC制片人的陪同下参加了会面,但 Cadwalladr 的报道完全没有提及

相反,她认为这次会面是 WikiLeaks、Farage 和 Donald Trump 之间的 “潜在……交流渠道”,她甚至说这些参与者是“政治联盟”,并且“ WikiLeaks 在许多方面都是所有中心的涡旋”。

但是,Cadwalladr 做出此猜测的唯一官方来源是一个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家伙,此人告诉她,“当热度上升并且必须假设所有电子通信都有可能受到严格监控的情况下,情报交流就落到了人类信使身上……

显然,是美国情报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人在背后试图抹黑 Assange。

并且,在2018年,《卫报》对 Assange 的诽谤企图大大地提高了。一系列新文章于2018年5月18日开始发表,其中指控阿桑奇与俄罗斯国家广播公司“与RT的长期关系”。没有任何证据

Luke Harding 再次合著的另一个报道声称,“俄罗斯外交官在伦敦与……朱利安·阿桑奇身边的人进行了秘密会谈,以评估他们是否可以帮助他逃离英国 — 《卫报》获悉。”

Fidel Narvaez 当时是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的前领事,他坚决否认存在任何涉及俄罗斯的“逃逸阴谋”,并参与对《卫报》的投诉程序。

这种明显的抹黑活动一直持续到2018年11月,都是根据所谓的匿名消息来源,最终在头版大放异彩,声称阿桑奇在厄瓜多尔大使馆与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议。全是假的

这个“独家新闻”使所有新闻记者的信誉都清零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人可以三度进入厄瓜多尔这个高度安全状态的大使馆。

卫报自己肯定也觉得太离谱了,在此后的所有相关报道中再也没有提及是个魔幻故事。但是,《卫报》仍未对其网站上的虚假报道予以撤回或道歉。

在副主编 Paul Johnson 促进《卫报》与间谍部门之间 “重新建立联系” 成功而受到祝贺的两周后,“独家”又出现了。

这是一连串的《卫报》文章,以及其他英国媒体对阿桑奇的污辱和抹黑报道,为厄瓜多尔、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将阿桑奇于4月驱逐出大使馆,创造了条件。

阿桑奇现在在贝尔马什(Belmarsh)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里,即将被引渡到美国,面临永无止境的监禁。

政治斗争中的玩偶

在 Viner 的领导下,《卫报》的另一个主要重点是攻击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宾。

其背景是 Corbyn 最近已成为间谍部门的目标。

2015年,在他当选为工党领袖之后不久,《星期日泰晤士报》就警告说:“如果 Corbyn 当选首相,军队会直接挑战”。

2017年5月20日,即2017年大选之前的两周多,《每日电讯报》声称 Corbyn 与爱尔兰共和军有联系。大都会警察特别处也在同一时期监视 Corbyn。

Jeremy Corbyn,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makes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day before Parliament returns, Manchester, Britain, 02 September 2019. EPA-EFE/PETER POWELL

然后,在大选前夕,《电讯报》发布了一篇采访MI6前局长 Richard Dearlove 的文章,标题是:“Jeremy Corbyn 对这个国家构成威胁”……

自2015年 Corbyn 当选以来,《卫报》自己就发表了大量批评 Corbyn 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并且该报纸明显的敌对立场已广为人知

《卫报》和《观察家报》发表了数百篇抹黑工党“反犹主义”的文章,并且自去年年初以来,共发表了50多篇此类文章,标题显然都指向 Corbyn。

尽管工党中确实存在反犹主义,但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始终处于很低的水平。自2015年9月 Corbyn 成为工党领袖以来,已经对那 0.06%的工党成员进行了调查,以制止反犹言论或帖子。

2016年,由工党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该党 “并没有反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或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反,该党发起了每一项英国种族平等法律。”

但是媒体的联手抹黑还是起效了。Corbyn 在任职的头两年中支持率大幅下降。自2016年1月以来,《卫报》已经发表了1,215篇抹黑工党的报道,平均每天大约一篇。

可靠的出版物?

2019年5月20日,泰晤士报报道了 Rendition Project 提出的信息自由请求,该组织是一群从事酷刑问题研究的学术专家,研究表明国防部一直在“制定一项秘密的酷刑政策,可能导致虐待被拘留者的行为”。

传统上,这应该是卫报报道的东西,而不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拥有的泰晤士报。然而,据一位民间社会人士透露,许多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民间团体不再信任《卫报》了

一位前《卫报》记者也是这样说的:“重要的是,最近有关英国在酷刑和勾结中对嫌疑人和其他被拘留者进行审讯的独家消息已经传递给泰晤士报而不是卫报。

泰晤士报以 “酷刑:英国在国防部的秘密政策中违反法律” 为标题,发表了独家新闻。但是,请注意,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国防部就向《卫报》提供了泰晤士报即将使用的相同文件,官方认为卫报可以通过侧面描述来减轻泄密的影响。

《卫报》在《泰晤士报》的独家之前就发表了他们自己的文章,其标题肯定让政府感到高兴:“国防部表示,修订后的酷刑指导方针不会降低标准”。但是,对文件的检查表明这显然是虚假信息。

《卫报》从过去的短短六年间,就自然地从一个揭露者变成了间谍部门的帮凶,只为了扩展其业务

曾经相对独立的媒体平台已被间谍部门废掉了 —— 就是那些始终在担心自己的阴暗面被曝光的家伙们。

这就引出了问题:下一个斯诺登可以投靠谁?⚪️

How the UK Security Services neutralised the country’s leading liberal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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