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自欺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2)

  • 真相经常不起作用。并非真相本身的能力问题,而是在于,拒绝讲述真相的人都是具有最大资源可以长期操纵大众认知的人,讲述真相的人是权势谎言的挑战者,并且没有这样的资源……这根植于人类固有的思维缺陷

战略性欺骗有着震撼级的效果,但其巧妙精致的筹谋过程大多鲜为人知。

众所周知“霸王行动”是二战战场的重要转折点,为“霸王行动”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欺骗计划早在1943年3月就开始运作了。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必须深谙德国人的心理,为希特勒制造决策陷阱,并要求挫败德国的情报和发展欺骗的努力。

这一典型的欺骗计划呈现了战略性欺骗的几乎全部精妙所在。

首先,欺骗行动本身作为一种心理干预的过程,为促进敌方的错误认知,对敌方的心理应该非常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误导对手。

其次,战略性欺骗可以看成欺骗者为博取战略利益而做出的决策选择,其最终目标是误导对手的决策过程,使其作出有利于己方战略利益的决策,而双方决策的博弈结果就是战略性欺骗的成败

再次,战略性欺骗并不是完美安逸的单向行动,它的任何一个漏洞都为潜在的被骗者识别欺骗提供了机会。从欺骗的筹谋到行动,对手的反欺骗努力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 ——

如上所述,使对手产生错误认知是成功欺骗的第一步。

Barton Whaley 说欺骗是一个心理概念,他曾沿着心理学的轨迹将欺骗作为一种错误认知和心理现象,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欺骗的理论。

欺骗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欺骗对象的思想产生预期的影响。

认知分为两种:错误认知和准确认知;错误认知分为两种:他人诱导,和自我诱导;他人诱导分为两种:欺骗(故意)和曲解(非故意);自我诱导分为两种:自我欺骗(幻觉,能看到但不愿意看到)幻想(不能看到)

⚠️他人诱导就是诸如社交工程攻击者、宣传战中的主流媒体、虚构事实的权势等等;自我诱导多数情况下是他人诱导的结果,当权势真正绑架了大众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时候,人们就会出现自动的自我诱导,因为潜意识在试图避免认知失调。

具体而言战略性欺骗的心理学纬度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1、“顺祥敌之意”

除了诡道之外,孙子还说过这句话:为兵之事,在于顺祥敌之意。即 谨慎考察敌方的战略意图对于作战指挥来说至关重要。

同样,对于战略性欺骗而言,熟知对手的心理倾向也是重中之重。

通过推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弄清敌人的想法。

在欺骗行动的筹划阶段,欺骗计划者应竭尽全力了解对手 —— 尤其是对方决策者和情报机构对相关战略问题的认知倾向。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战略性欺骗就充分考虑了美国和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认知倾向;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没有能力计划或实施协调一致的行动。

顺祥敌之意是情报工作的功能体现。⚠️情报工作不仅在战时发挥作用,更普遍的是在外交中发挥作用,并且同时能在政治反对派对当权者的抵抗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实是一份重要的资产,人们需要有牢牢抓住它的意识,调查性新闻就是将现实从权力手里夺回来的崇高艺术。—— IYP 《为自由而战(五)》

“Power is a thing of perception. They don’t need to be able to kill you. They just need you to think they are able to kill you” —— Julian Assange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认知倾向主要来自于经验和理性的分析结果。过去的经验往往使人产生对未来的预期。政治决策者和其他任何人类一样,普通人类存在的心理弱点,政治决策者都拥有。

Lambert 的人类认知模型

既然理性分析是决策的主要因素,那么使用同样的理性也能为我们提供了解对手认知的窗口。

二战后期,在盟军准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德国人也在猜测盟军的登陆点。以理性的观点,公认的最为合适的登陆点是加来,这是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地势平坦,离德国工业中心鲁尔最近,具有最佳战略意义。

但是,正因为加来在各方面都是上上之选,如果选择这一目标肯定会失去突然性。因此盟军反其道而行,绕过了最符合逻辑的这个地点,并将其作为诱饵,展开欺骗行动。

朝鲜战争时期,美军选择在仁川登陆也是同样道理,即 跳出对手的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

然而,⚠️理性认知不能完全决定心理倾向。

在很多情况下,非理性的情感因素 —— 自信心、亲进度等等,都会导致分析和决断上的心理倾向;⚠️决策者和情报机构习惯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意识形态信仰、军事学说、或者心理预期来评判对方 —— 也就是说,将对方看作是自己的镜像,这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弱点,美国在对中国的外交中屡屡吃亏的关键就在这里。

这种镜像思维也是大多数情报失误的关键所在。

换个角度说,我们很难确定行动一定是理性的。日本对美国发动袭击的重要历史事实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非理性的;而埃及在必败的情况下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也不是“理智行为”,但这些突袭都取得了最终成功。

这已经足够说明,决策者的行动并不总是沿着常规理性的思路,如果你一直以常规理性来判断它,肯定会失误。

这是Lambert研究的一般认知结构。从理解欺骗的角度来看,概念是基于其现状来解释达到认知系统感官世界的反射。欺骗目标是控制这些反射,以便在目标的感知中产生期望的变化,从而实现顺应性。这可以通过抑制或诱导该结构内的认知活动来完成。

理性认知和情感因素都是在特定的思维方式下发挥作用的。

人类思维模式具有稳定性、结构化、程序化的特点。在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思维方式的不同

思维方式客观且绝对地影响着分析和决策心理,⚠️因此在筹划欺骗的过程中,对手的思维方式正是欺骗者不可不知的工具要素。

除非有像破译 Enigma 这样的超级情报来源,否则,对对手心理倾向的把握都必须运用对手的思维方式,结合理性思维和情感因素综合作出判断

在战略性欺骗中,歪曲的认知分析可能是个人造成的,也可能是机构造成的,唯有“顺祥敌之意”,才能因敌制胜。

推荐一份资料,Michael I. Hande, “l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Strategic Surprise”, 正下面下载。

https://thecsi.org.uk/isi/wp-content/uploads/2018/07/Intelligence-and-the-problem-of-strategic-surprise.pdf?0856f5

2、构建误导性知觉体系

利用情报等手段获悉对手的心理倾向固然在欺骗的筹谋阶段就赢得了先机,但就欺骗行动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知觉是对外在刺激作出的主动或被动的反应;战略性欺骗的目的就是要诱使对手的知觉体系作出符合己方战略利益的反应。

因此,欺骗者需要依据对手的心理倾向为其构建误导性知觉体系,这才是真正的欺骗实践。

相关研究将欺骗分为两种形式:其一为“增加模糊度” 即“A模式”,这种欺骗寻求的就是使情况足够模糊,使对手始终无法辨明方向,以至于被迫分散力量对付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欺骗形式称为“将对手引入歧途” 即 “M模式”,这种欺骗与A模式相反,它寻求的是减少模糊度,使一种假情况非常具有吸引力。

这两种欺骗的效果常常是共存的,或随着欺骗的开展而互相转化。

这两种形式实际上都是欺骗者为其欺骗对象构建知觉体系的样式。

诱导性知觉体系 ——

与“M模式”对应的就是诱导性知觉体系,其任务目标是将对手心理认知诱入歧途。

⚠️当潜在的被骗者有明显的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在认知上存在某种先入之见或认知偏见时,构建诱导性知觉体系就很容易了。

由于认知偏见本身就是人类简化信息处理策略引起的思维错误,它根植于过去的经验中,而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会产生理性认知相符现象,但是也会使人们将接收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导致他们所知觉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本预期出现的东西

因此,按照对手的先入之见来构建欺骗信息体系就能够为对手迅速接受。欺骗成功率最大。

⚠️人类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往往令人难以分析与之前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证据,正是这点令任何一种欺骗计划迅速得逞的。也是为什么批判性思考要强加训练。每一个社交工程师都非常擅长捕捉人性弱点。

这张图可以为更高级别的认知欺骗提供额外的结构。这个模型开始研究人类如何相互作用以创造欺骗,以及这些欺骗如何在广泛的层面上导致目标中的解释和行为符合欺骗者的利益。它还显示了欺骗的递归性质,因为时间和对称性引起的递归。

迷惑性知觉体系 ——

在察觉对手心理倾向的过程中,有关对手的确切心理、尤其是决策机构的预设倾向,通常都是核心机密,并不易获得,即便是通过分析,也可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

此时,⚠️欺骗者就可以主动建构在逻辑和情感上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事态预期,引导对手的分析者和决策者陷入迷惑。

在现实情况下,构建迷惑性知觉体系更为常见,使对手“不知战地、不知战时”,疲于应付,造成*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尴尬局面 —— 这是游击队战略中以少敌多的精巧之处

日本海军曾经用过这个方法。他们发布了详细作战计划 —— 《联合舰队绝密作战第一号命令》,引发了700份,描述了进攻菲律宾、马来亚、荷署印度等地的全部细节,但是,避而不谈珍珠港任务的部队。

以至于突袭成功后,美军将领哈尔西将军说,“我们(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情报都表明,日本将针对菲律宾或马来半岛的南部地区及荷属印度群岛发起攻击。虽然考虑过珍珠港的可能性,但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我们手头的大量证据都指向其他地方”……

同样成功的战略性欺骗也存在于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制订的欺骗计划中。盟军的兵锋所指除了显而易见的加来和诺曼底之外,还有挪威、法国南部、巴尔干地区。希特勒完全无法确知盟军真正的进攻方向,不得不四处防备。这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在为对手构建误导性知觉体系时,必须使假情报看起来完全合理,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并且要保持与整个形势协调一致。这是关键所在。

⚠️尤其是,极为重要而经常被忽略的一点:不必非得让你的对手相信你为他营造的假象,只要他对假象保持足够的关注,你就成功地牵制了他的注意力。

⚠️在当权者采取的大规模在线心理战中,这个手段是极为常见的。下一次您在跟随“头条”刷热点时,请三思一下。

独裁者一直把民众当成对手,而异议还远远没能将其批评对象视为对手。这是基础性错失。

3、欺骗和自欺

许多研究者将欺骗和自我欺骗混为一谈了,认为所有欺骗“都是自我欺骗”,除非欺骗者彻底征服了被骗者的内心,否则欺骗无法达成目的。

就如歌德所言:“我们永远都不是被骗,而是自己骗自己”。

从严密的逻辑和认知角度上来看,欺骗和自欺都是错误知觉,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但是,欺骗和自欺显然不完全一样。

Barton Whaley 区分了这两者的语义,他将前者归为对手的诱导性欺骗,后者归位自我诱导性欺骗。

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种欺骗的认知过程虽然不完全相同,却十分相似。

事实上,我们利用对方的偏见或先入之见去构建将对方误入歧途的知觉系统时,由于欺骗计划是因对手而设置的,⚠️于是所有的欺骗性信息都是在强化对手的偏见,并防止这种偏见受到任何真实信息的影响而动摇。

因此,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功欺骗一定会涉及很大成分的自我欺骗。

在战略性欺骗行动中,当他人诱导和自我诱导朝着一个共同方向努力时,就会出现欺骗和自我欺骗共存的现象。

尽管,如文章开头所言,⚠️自我欺骗是欺骗行动的衍生物,但从最终结果上看,自欺比欺骗的效力更高

当两者同时出现在欺骗者身上时,往往是因为战略性欺骗行动由于欺骗者本身的心理素质未能将己方排除在欺骗行动之外,久而久之将自己散布的欺骗信息当真了。最终反而诱发了自身的错误评估和决策行为。

⚠️这是非常需要避免的。我们介绍过,CIA就陷入过这种尴尬,详见《媒体操控:战略性欺骗的重头戏》。当然CIA的案例没有对己方的重大损失(除了费钱之外),但必须知道,这种错误会导致致命的结果。后面介绍。

当欺骗和自我欺骗同时出现在被骗者身上时,也就是潜在的被骗者完全处于欺骗者建构的错误知觉体系之下时,⚠️其本人就会自行构建一个幻觉之网,更深层地陷入了错误知觉当中。

欺骗者从欺骗到自欺 ——

Michael Handel 曾经提到过一个从欺人到自欺的例子,

30年代,希特勒大肆夸大己方实力,成功进行了实力欺骗行动,赚取了英法的政治让步和绥靖政策。

但是在得到实际利益之后,希特勒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不仅主动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而且还沉浸在脱离实际、自欺欺人的幻想中,认为纳粹空军真的具有极大的优势,从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实际情况是,1937或1938年英德实力的对比,到1939或1940年就可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希特勒始终相信自己的谎言,并且以此作为行动的起点,最终作茧自缚。

类似的情况还有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战前四处夸耀意大利的实力,虽然欺骗行动并没有奏效,英法均通过其他途径获悉了意大利真正的军事实力,但是墨索里尼的蹩脚欺骗却成功骗了自己。

潜在被骗者的自欺 ——

自我欺骗和欺骗一样能够造成错误认知,甚至自我欺骗可以更好地达成欺骗想要的效果。

Barton Whaley 称之为幻想。

⚠️由于长时间接受错误的信息,潜在的被骗者就会形成特定错误的思维定势,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理性逻辑和想象力 —— 不论是洗脑还是心理战和宣传战,使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你会忽然发现,真相在一个民族、社会、群体中完全不起作用;独立媒体对幕后真相的曝光始终不可能与主流媒体的骗局获得同等的受众面。这就是权势长期灌输的后果。

被骗者和群体只接受想象中真实的信号,断然拒绝接受任何与自身预期相反的信息 —— 即使这些信息被任何方面都证明为真实

即便得到真相,当事人也倾向于不承认,以避免认知失调的打击。当年美国海军部长被告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时,他直接说:“上帝啊这肯定不是真的!这消息可能说的是菲律宾受到了袭击”……

苏德战争前的斯大林也是如此。他转不过弯来。

在这两个案例中,即便欺骗者的战略性欺骗手段已经昭然若揭,苏联和美国的决策者依然对明确的事实表现出强烈的质疑。这不仅证明他们成功被骗了,而且证明,他们都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欺骗之中。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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