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无国籍人士

  • 绘制无国籍人口的上升趋势 ……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国家” 的概念

我们此前发布过另一篇思考 “国家” 概念的文章,见《*国家*的危险神话》;这篇文章则是来自不同的角度。这是对一本新书的评述。

如果你乘船从夏威夷向西南驶向澳大利亚,你会经过一些在发展术语中被称为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集群。它们主要分布在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铜蓝色的海水环绕着斑驳的土地,在那里,你很容易想象到一种安逸的生活和不变的节奏 —— 如果你没有在这些岛屿上呆过足够长的时间,就不知道那里的时钟是如何跳动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将是世界上最先被淹没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势低洼,其人口和发展往往集中在沿海地区。其中许多国家都很贫穷。

基里巴斯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三十三个小岛组成,分布在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海洋中。从面积上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它的平均海拔仅高出水面6英尺。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幅度的最高估计在6英尺左右;从字面意义上说,当已经变薄的沙地边界被突破时,将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可以退缩。再加上海洋温度的变化、鱼类资源的减少和极端的天气状况,显然,气候变化将使基里巴斯的居民无一幸免。

所以他们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如果你能活到2100年,再一次从夏威夷包船向西南航行,你所经过的许多岛屿很可能已经萎缩、荒芜,无法支撑人类的生命。也许你不需要等那么久。

气候变化导致的岛屿人口流离失所不会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大战所产生的那种迅速和集中的灾难,但其造成的人类代价将是巨大的。基里巴斯目前有15万人口。马尔代夫是另一个低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口超过50万。它的一千二百多个岛屿中,只有一个岛屿的最高点是八英尺。马尔代夫人也将很快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

亚太地区的其他岛屿,也许是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可能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而变得不适合居住。但是,这些岛屿的居民至少可以选择搬到本国其他更安全的地方,从而保留他们的公民身份及其所拥有的一切。

而基里巴斯岛人被称为 “I-Kiribati”,他们没有这种保护。他们的国家在1979年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后,几年前在斐济购买了20平方公里的 “溢出” 土地,为可能发生的水位上升做准备,但对于有多少人可以搬到那里,以及他们的生活有多大保障,存在着严重的疑问。目前,这个国家正在下沉。当独立的基里巴斯消失时,基里巴斯人也将失去他们的国籍。

Mira L. Siegelberg 的《无国籍:一部近代史》这本书对目前全世界几百万无国籍人口的命运以及未来几十年将有更多人加入这一阵营的命运感到焦虑。

她在书的结论中写道,“在可能并不遥远的未来,当整个国家 … 变得被淹没的时候,被剥夺家园的人口在目前的政权下将不会享受任何政府的保护。”

在绘制无国籍的谱系时,Siegelberg 详细介绍了现代世界被分割成界限严密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些国家的成员资格赋予了政治上无家可归者所得不到的保护。这个过程应该为下个世纪的发展提供线索。“国家的边界正在以新的方式打破,强迫移民与这一进程密不可分”,她写道。

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国家是国家和主权概念重组的产物,许多理论家认为,这种重组始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的瓦解和更多分立的政治单位的出现,它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参数。因此,尽管 Siegelberg 对无国籍状态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处理方式的研究是深入的,但她这本书的时间框架必然是被浓缩了的。

只有当整个国家开始采取更好的形式以区分公民和非公民时,无国籍状态才成为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固定的、明确划定的边界;文化上毗连的人口(或其领导人可能希望如此);以及单一的统治当局。与这些相当现代的特征相比,之前的时代在领土压缩和扩张方面的表现更为流畅。

从哈布斯堡帝国到阿比西尼亚帝国,帝国精英、君主和宗教当局不断寻求扩大其边界,在此过程中积极吞并不同种族的人口。由于边界频繁移动,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属于不同的国家,或者有时根本不属于任何国家,这很常见。那些在领土之间流动的人 —— 商人、游牧民族、逃离冲突和饥荒的难民 —— 往往要面对对统治者而不是对虚无缥缈的 “民族文化” 的忠诚度的审查。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受到急切的、狭隘的所谓 “适应性” 测试,而这种测试在今天的移民经历中已变得如此普遍。

对现代无国籍危机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作为关键。就在那场战争结束两个月后, Max Weber 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他在演讲中概述了也许已经成为欧洲分裂后形成的新国家形式的经典定义。

Weber 写道,在以前的时代,法律制定往往是一系列 “社团” 的领域,它们的权威力量因背景不同而不同。这些社团可能是氏族系统、私人军队、城邦当局;也可能是君主制或教会。但是,随着战争的到来,这种规模巨大的事件要求战斗人员作出全国性的反应,这就要求这些社团抢夺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这样一来,对人的控制和权力杠杆就集中在一个权力机构之下了

这场战争标志着当代民族国家形式开始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 Siegelberg 这本书的地理重点。那个时代奥匈帝国的崩溃、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其他危机,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促使调查这些流动人口的系统得到完善。

护照或许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两千年,但只有在战争年代,护照才成为国际旅行的必备品。对于那些有幸在战后仍然属于一个国家的人来说,它们既提供了通行安全,又提供了国家归属的证明,随着国籍成为身份识别的决定性来源,它们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价值。

但护照的流行并不普遍。Vladimir Nabokov 持有 Nansen 护照 —— 这是1922年后向无国籍人士发放的第一本国际公认的难民旅行证件,他认为 Nansen 护照是 “欧洲官僚设计的沉闷地狱”。但是,那些连这种地狱式护照都没有的人,却对没有护照所代表的剥夺权利的行为嗤之以鼻。

这场战争还引发了一个世纪的法律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对待数以百万计的人,这些人发现自己没有了可以称之为家的国家。

Siegelberg 对形成现代无国籍问题的复杂争论和对事件的掌握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看到欧洲法院如何在战争及其后伴随的俄罗斯、德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促使重新划定边界并将数百万人分散到欧洲大陆的过程中对这一新兴类别进行争论。

甘地认为,欧洲无国籍人士人数众多,表明欧洲文明的衰败及那里草率的建国模式;汉娜·阿伦特因逃离纳粹德国而成为无国籍者,她认为对无国籍者的诋毁标志着19世纪公民解放理想的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通过加入政治共同体才能保障基本权利的框架。

法律上的争论开始集中在是否可以扩大国际法的权威,将保护无国籍者纳入其范围。这与战后向国际主义的转变相吻合,1919年国际联盟的诞生使国际主义的形式变得生动活泼,但随着扩张主义法西斯政府的崛起,国际主义也出现了邪恶的转变。伴随着这些发展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 国家能否被拆解为国际政治的核心主体。“越看越觉得可能”,Siegelberg 写道:

国家并不是国际舞台上唯一的行为者,这一点似乎越发明显。事实仍然是,人们可以找到联邦、联盟、保护国、势力范围、宗主国和自治领地,所有这些都与 “世界上所有领土都在某个主权国家的专属主权之下” 的正统理论背道而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绝对主权的国家激增,有效地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民族国家秩序钙化。然而,Siegelberg 对这种不可避免的信念提出了质疑。

她指出,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已经 “开始恢复集体自决、主权、政治代表权和民主自治等观念在整个二十世纪是如何以各种方式被概念化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反驳了民族国家模式在二十世纪政治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以至于压倒所有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假设。相反,只是在1960年代,联邦、保护国、域外飞地和其他复杂的政体才 “让位于更单一的世界政治地图”。她认为,这些对政治生活的另类看法迫使我们质疑 “现代国家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政治组织的主导形式”。

这将使全球的无国籍者在现在和未来的世纪中处于何种境地?Siegelberg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有充分的理由:从当前政治时代的混乱中预测未来可能是不明智的。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乐观的曙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全球无国籍者并不沉默;正式的政治并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争取和实现权利的唯一领域。由于我们的世界更加互联,无国籍群体拥有游说的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可以组织起来 —— 巴勒斯坦人民、罗兴亚人和西藏人只是其中的三个例子。

Siegelberg 还对阿伦特关于 “自然权利” 的空虚的执着表示质疑,这些权利是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类而应该拥有的,但这位哲学家认为,二十世纪的大规模权利剥夺行为证明了其空洞性。这种关注也忽略了较小的成就,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案例中,无国籍者能够在没有国家保护的情况下,通过维权行动来维护其法律能力。

他们还得到了也许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法律头脑的支持。 Hersch Lauterpacht 在纽伦堡法庭的工作对于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指控载入国际法至关重要,他还试图重塑国际法律框架,以便能够保护无国籍人士免受许多势力的侵害。

然而,这些努力取得的成功有限。1961年的《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禁止国家撤销国民的国籍,如果这样做会使他们成为无国籍人士的话。但就在去年,该公约签署国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就剥夺了 Shamima Begum 的国籍,因为这位孟加拉裔的伦敦女学生在2015年加入了ISIS。英国政府认为,孟加拉国可以照顾她;孟加拉不出所料地拒绝了,这样一来她也进入了政治荒野。

Begum 的事件是一个个案。然而,更不祥的是,这场危机是如何自动产生的。每年有7万名儿童出生时就处于无国籍状态,其中许多人是在难民营中出生的,其父母是无国籍人士。1961年《公约》要求他们的出生国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如果不给予他们公民身份,他们就会失去《公约》表面上提供的保护,但有一半以上的国家不是1961年公约的缔约国,因此不受其规则的约束。国际法的范围不足以保护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免遭这种命运

全球无国籍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足以证明实现和保障公民身份的政治框架基本没有改变。当然,除非你有足够的财富和地位。

Siegelberg 引用了记者 Atossa Araxia Abrahamian 的观点,他认为金融精英们已经居住在一个 *后国家* 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护照可以被购买,有钱人可以将财富保存在一个新的国家 —— 通常是免税的。因此,国家边界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它将向它所希望的人屈服。毫不奇怪,无国籍状态与不平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一点使国家沉没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Siegelberg 的重要研究报告最后提到了一个不祥的未来。第一批将沉入海浪之下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它们的人民将没有办法购买新的国籍。

因此,现代法律和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确实已经迫在眉睫。谁来接收那些其国家实际上已经消失的人?他们很可能有强烈的庇护要求 —— 他们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其保护任务也不复存在 —— 但另一个国家欢迎他们的决定总是受到当地政治的阻碍。对于寻求庇护者返回家园后所面临的风险,各方意见不一,这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例如,1月,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各国政府将气候难民遣返回国是非法的,但它拒绝推翻联合国先前对一名来自基里巴斯的农民工的庇护申请作出的裁决,理由是它认为他的生命 “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即使给予庇护,那些获得庇护的人的过去和未来的身份会如何?基里巴斯人是否不得不停止成为基里巴斯人,而成为澳大利亚人、或印度尼西亚人、或其他任何他们登陆的地方的人?他们的民族身份是否要在事实上被取消?

“在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移民的新时代,国家身份的定义将是什么,谁来决定?领土是否仍然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吗?” Siegelberg 问道。

也许已经被削弱的国家模式不会存在太久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重新设计国际法,不如说是想象新的政治形式,使公民身份与领土脱钩

正如作家 Rana Dasgupta 所指出的那样,公民身份在今天发挥着 “一种极端形式的财产继承式” 的作用。“97%的公民身份是继承的”,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基本范围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

因此,无论需要进行何种重新构想,最好都要尽快完成。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产生的全球秩序的持久性并不完全安全。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全球性金融机构、公司权力的加强、国内民族宗教暴力的频繁爆发、远程战争技术、甚至有人认为还包括公司国家的回归 — — 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家的独立性及其统治者似乎享有的权力垄断,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破坏。

【注:公司国这个概念源自 Charles Reich 于1970年出版的《绿化美国 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一书中公司国不受人控制、无视人权的价值观】

然而,国家模式的衰落正在遭到坚决抵制。当今整个西方世界表现出更充分的孤立主义行为 —— 表现为试图重新确立一个绝对主权至上的国际秩序。随着民族国家的瓦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领导人找到了更多的理由来加固其边界。美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可能曾经为现代的无国籍者提供过庇护。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本应联系更紧密的世界不断地原子化,它们已经很难被视为新家园的可靠提供者。⚪️

A Long Way fro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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