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分析心理学:局部一致的骗局和不确定性证据(2)

  • 曾经有一位外媒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问行人是不是支持反腐(也就是是不是支持习),结果……

在《做个聪明的信息消费者》中,我们强调了对信息源的评估,是基于经验的判断、凭借直觉型认知,本系列则着重对信息本身的分析法,属于推理型认知,主要介绍一些常见的误区。

继续前文的内容。

一致性显然是评估证据的适宜指针之一,它指的是提出各种解释和估计,然后挑选出在逻辑上一致的情况下覆盖证据最多的那个。但某些时候,一致性也会成为骗局,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之间高度相关或彼此重复——很多报道互相转载,基本相当于一份报道;或者信源之间连接强度很高(比如同属一个小圈子),十个信源也只等于一个。

搜索引擎形成的就是上述效果一。人们搜索使用的都是关键字或句,显示的结果基本是所有刊发相关内容的媒体列表,最多只能从媒体公信力上去判断,如果是知名度高的媒体对信息分析有误,那将会在短时间内带来一大片误判。比如当年关于“江泽民去世”的消息,经历过并留心过传播全程的人能体会到这点。很可能就是多信源高度一致造成的误判,忽略了常识性概念——有权确定一个人死亡的只有医生。

在信息分析中,例如调查一个相对更加封闭的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态度,分析人员能掌握到的信息可能很少,那么这种问题就更容易产生——如果掌握的证据彼此一致,分析人士就会忽略它们很可能是极小样本的事实。

曾经有一位外媒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问行人是不是支持反腐(也就是是不是支持习),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人都表示“非常支持”,之后该记者就得出个结论:中国人大多支持习。很明显他没有碰到政治异议,或者说其中有部分人没有直言(在摄像机面前对外媒表达政治反对具有一定风险)。再比如,近期党宣环球时报搞了一个对“武统台湾”的调查,也导致一部分媒体引其为推测“大陆人对台立场”的议题。更糟糕的是,对于一个封闭型社会,外界只能了解到这些可信度极低的信息,如果它们彼此一致,则很容易产生虚幻的有效性。

这种过分依赖少量样本的倾向被戏称为“少数定律”,它是对“多数定律”的一种反讽。多数定律是统计学基本原理:即大量样本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被分析的对象群体,民意调查证据就是基于这一原理的。但绝大部分人并非有与生俱来的统计头脑,对于取得可靠结论之前所需要的样本大小没有直觉上的认知。所谓“少数定律”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会把远不充分的样本当作大样本来处理。

即便是受过训楼的数学、心理学家也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比如设计实验,心理学家没能认识到少数样本中存在着高度不可靠性、对最初的反映样本趋于盲目自信,对想象中的结论产生不合理的期待,等等。

在面对少量但具备一致性的证据时,必须考虑这些证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已有的信息?如果还有更多的报告,那么新信息与已有证据也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不能确定这些,哪怕已有的少量信息具备再高的一致性,也无法对判定做出过分自信。这同样是彰显专业性的一个规则。

再说说不确定证据。

有很多种情况能导致信息不一定完全准确,比如,理解错误、认知错误、掌握的不全面、传递过程中有扭曲却不被感知等等,此外还有,分析人员在运用证据时是从记忆中检取来的,却往往记不住信息来源,更不用说最初得到这些信息时的准确性了。

人们的思维很难处理各种复杂的概率关系,因此习惯于使用一些简单的经验法来减轻负担,对准确性和可靠性无法确定的信息进行处理时则倾向于简单的对错判断。也就是说,如果否定了某个证据,就会彻底排除它,反之如果接受了就会全盘接受,而忽视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必然不会绝对,它存在一定错误概率。这是被称之为“最佳猜想”的策略。这种策略能简化准确性不确定信息的融合过程,但也会忽视其中的不确定性。

还有一种更复杂些的策略,先假定已掌握的信息完全可靠,然后依照这些信息做出判断,最后再使用某个反应信息预计有效性的因素来调整上述判断。这种方法也是对最佳猜想的改进。

比如假定政治变革和经济崩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正面临最严峻的债务危机,而且似乎使用的是很蠢的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于是推测其正加速接近债务规模可承受的极限。假设分析人士综合相关数据后认为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是75%,且确定相关证据准确无误,于是由此判定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是75%,但最终结论并不是这样,而是政治变革实际发生的概率只有56%,即两个75%相乘的结果。

这只是个实验室真空中的产物,现实中可没那么简单。分析人员必须考虑到许多准确性和可靠性均不同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的复杂概念又会导致各种不同概率的潜在结果……人们很难通过数学计算将所有概率考虑进来,在进行直觉判断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走捷径,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忽视一部分不确定性。所以对一些信心十足的预测你基本都可以忽略,尤其是政治和经济方面。

另,一些同样的情况也会影响我们对信息判断的反应,因为这些信息貌似很合理,但其可靠性一开始就值得怀疑。比如小道消息说,听到了某中共高层的私下聊天内容——在八卦媒体上经常能看到的细节,而那些媒体一开始就设其为真实——即便内容绝对真实,是非常可信的人亲耳听闻、还没有经二道手传播,你也无法就此确定该高层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代表真心所想还是轻率的言辞,是有意欺骗对面人、还是明知隔墙有耳故意做局。得到信息的人基本无法判定信源动机,只能根据信息本身的价值来做判断。于是,分析人员大多会受到“看似合理”的因果关系的影响。

如果这些因果关系是已被分析人员掌握的信息,那么除了支持现有观点外,这种报告几乎毫无影响;如果报告显示了新的、并且看起来合理的因果联系,那么就要重新整理思路,将其纳入思考范围。比如记者已经认定“李源潮前途危机”,那么听闻诸如“王岐山私下透露正计划调查李源潮”之类的小道消息时,不论相关渠道有多离谱,也不容易影响到对真实性的判定。

也就是说,信息是否对分析人员思维造成影响,完全取决于其内容,而有关来源的可靠性警示却不会削弱信息影响的程度。即便知道信息来自一个不可控、甚至有可能存在欺骗的渠道,也几乎没什么实际效用。当然,这是不专业人士的思维规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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