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调查记者如何与吹哨人合作:7点提示

  • 本文中所指的“记者”和“媒体”均为公民记者和独立媒体。大多数情况下您无法依赖职业媒体协助曝光;您揭露的信息越是重要,就越是如此

吹哨人是新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查人员 —— 不论是职业调查记者还是公民调查人员 —— 最强大的力量。这些人是内部人士,他们可以获取当权者的腐败内幕或不法行为的机密信息,通过调查记者将其公之于众。

但是与吹哨人一起工作需要非常小心,不论是技术安全方面和操作流程。

本文总结一些基本的提示,以帮助您的工作。透明度革命是一个成熟的跨国运动,有相当多的资源可以帮助您,搜索 “Whistleblower” 以找到它们。或者参见我们的 列表-5 “透明度革命” 板块。

(1) 了解法律

与吹哨人合作的第一步是了解相关的保护性法律和政策。

例如,尼日利亚有一些关于吹哨保护的国家法律,包括2017年通过的《吹哨人保护法案》,但尚未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确保吹哨人和因举报而遭受报复的人受到法律保护。

尼日利亚还在2016年推出了 “吹哨人政策”,要求对提供腐败相关的违法行为线索的公民给予补偿,金额为追回金额的2.5–5%。

许多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吹哨人法律。记者有责任了解这些法律及其运作方式,以便为与吹哨人的合作做好准备。例如,美国有《虚假申报法》和《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中包括关于保护举报人的宽泛法律框架。

这意味着当您因此被捕时,您可以知道如何辩护 —— 请注意,有法律并不意味着就能保护您的安全,您在做正确的事也并不意味着就不会进监狱。这基本无需更多解释了。

这些法律可能很复杂,如果您在理解这些法律的含义方面遇到困难,请教法律专家会有很大帮助。透明国际组织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若干宣传和法律咨询中心,为有兴趣举报腐败的公民提供支持,但它们也可以作为调查记者应对类似挑战的资源。

(2) 尊重匿名需求

揭露政权内部的不法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吹哨人会因此而面临致命的攻击和惩罚。

因此,当举报人要求匿名时,作为调查记者,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是您的义务。

如果您没有或不能保护吹哨人的匿名性,就会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您就会因此失去公信力;如果有人因为和你合作揭露秘密而被捕,你和你的组织就会因此信誉破产,被今后任何类型的吹哨人拒绝。

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伦敦大学高级法律研究所的信息法律和政策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 “在数字时代保护消息来源和举报人” 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记者和新闻机构至少应做到:

  •  采取政策行动,调查新闻组织应不断推动现有局限性法律的修订更新,以维护吹哨人行动的合法性;
  •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应不断评估调查记者与匿名消息来源互动的方式是否足够安全;
  • 在一线工作的调查记者应接受足够的安全保护培训,安全知识应及时更新,并尽可能确保记者按照标准操作,将安全纳入习惯。

Assange 和 WikiLeaks 开发的技术使新闻自由基金会能够为记者和媒体组织开发一种类似的工具,允许吹哨平台和消息来源进行匿名交互,以泄露文件。

该工具名为 SecureDrop,目前已被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半岛电视台》在内的几乎所有媒体组织使用。在这里看到网站:https://securedrop.org/

一个前车之鉴

(3) 了解所涉及的风险

吹哨人面临非常多的威胁,即便有所谓的 “吹哨人保护法” 也没有意义,因为当权者随时可以将揭露对权势来说具有致命性内幕的吹哨人定位为 “非法活动”,就如您所看到的他们是如何试图瓦解 Wikileaks 的。

这需要不断运动才能推动变革。就如在尼日利亚,保护吹哨人和新闻自由联盟(CWPPF) — — 一个由13个民间社会组织和6个新闻调查室组成的联盟 — — 正在领导该国保护吹哨人的运动。

CWPPF 的 Stephanie Adams 说:这场运动的 “目的是通过倡导尼日利亚的吹哨人保护和新闻及互联网自由,对尼日利亚的媒体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该联盟的成立也正值吹哨人保护政策成为尼日利亚法律领域讨论的话题之际。”

CWPPF 运行着 Leaks.ng 这个平台,该平台于2018年启动,使吹哨人可以共享机密信息,同时通过数字安全技术保护吹哨人的身份。

Adams 说,“这个工具允许人们通过安全的技术向媒体机构和民间组织发送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以保护信息来源。该系统的设计是为了让公众利用透明度和公民参与,以尽可能高的匿名性分享这些材料。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民主的社会。”

即使您竭尽全力隐瞒身份,如果您发现自己与高度危险的消息来源一起工作,请与您所在国家的此类组织取得联系,这些组织必须能提供专业的帮助。

(4) 验证收到的信息

吹哨人给您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接下来您该如何处理?

记者有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对任何信息和线索进行核查 —— 通过技术核实、也包括向其他任何可信的消息来源核实信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借口可言,因为一旦你出错,后果将是巨大的。

前面的文章中讲到过这点,全世界的当权者都会致力于打击吹哨人及其合作的媒体组织,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 这包括故意泄漏虚假的信息,瓦解吹哨的公信力,甚至将其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验证成为考验吹哨平台专业性的根本。在下面听 Wikileaks 的故事,这是有中文字幕的版本:

我们的 列表-3 “让它民主” 栏目中收集了很多信息验证的技巧,但如果您接收到的是机密文件(很大程度上是),您需要更多的基本技巧以验证它的真伪,包括比如,对相关机构的了解 —— 他们的文件标准字体是什么?哪些措辞不可能出现在这类文件中?时间线和背景信息是否有矛盾?…… 以及是否可以尝试复原被编辑过的信息?

只需要不断探索,知识也要不断更新。就如安全措施那样,它是一个持续精进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份指南能声称帮您应对一切可能性。

(5) 匿名性并非总是可行的,也不一定一直都是最好的策略

许多吹哨人希望在保持匿名的同时披露其所在单位的阴暗。但是,绝大多数吹哨(据调查超过95%)都试图首先在内部解决问题 —— 就如中文所言 “家丑不能外扬”。

大多数员工相信只要自己向主管、监察人员或通过其他内部机制提出合理的关切,也许就能解决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在努力尝试从内部纠正问题时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最终只能挫败。

通常,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尝试失败、不足、或遭到报复后,员工才决定对外 “吹哨”。

问题就在这里 —— 当吹哨人决定与调查记者合作对外披露信息时,他们的指纹已经在被嵌入该信息上了。

这些信息一经公布,管理层基本立刻就能追溯到吹哨人的身份。

曼宁也并非一开始就准备与吹哨平台合作的 – 她希望先从内部解决问题。图片来自 Julian Assange 9月的听证会上证人证词

即使该员工没有首先在内部提出问题,通常也仍然不难追查到身份,因为披露信息的具体性可以用来追溯到员工的工作职责和专业知识。还记得曼宁的故事吗?您可以在我们的专栏 “透明度革命” 中看到很多技巧和经验教训的总结。

作为调查记者,您应该了解这点,并及时充分地对吹哨人讲明其中的危险可能性。

对吹哨人来说,保持匿名也可能不总是最好的策略。例如,如果当权者怀疑到你了,却没有证据证明是你泄漏了信息,他们会用很多其他借口惩罚你、迫害你,而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很难证明这些迫害是对吹哨的报复。

任何国家的吹哨人保护法律都要求证明其雇主对吹哨行为知情。如果想要使用该法律保护自己,让吹哨人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至少可以维护其可行的法律权利。

让吹哨人与盟友团队 —— 包括律师、调查记者、公共利益组织、包括国会中的支持者 —— 联合起来,就可以将焦点放在吹哨人所揭露的不法行为上了,从而使当权者抹黑诋毁吹哨人和记者的努力落空

同时,在吹哨人周边提供全方位支持,而不仅仅是对吹哨人个人的保护,可以帮助扩大人们对潜在问题的认识,以推动必要的变革。

但另一方面,公开身份意味着该吹哨人已经无法继续原有的工作,甚至所有同类职业的工作。这几乎是必然的。也因此,一些吹哨人依旧希望保持匿名。如果消息来源要求匿名,吹哨平台和调查记者就必须努力做到这点。

尤其是请记住,吹哨人是可能做到匿名的,但吹哨平台和调查记者只能是实名的,于是后者将成为当权者首要矛头指向。

作为调查记者和媒体组织,你们很可能受到威胁以胁迫你们透露吹哨人的身份。这点也需要提前告知吹哨人。通过律师促成与外部各方的沟通,也许可以为吹哨人提供一层重要的保护。

最后请注意,保护吹哨人的法律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当权者往往独揽法律解释权;这使得吹哨人、甚至是缺乏吹哨保护经验的律师,都难以评估各种披露策略的风险和收益。

所以,无论是吹哨人还是记者,在发布信息之前都应该咨询具有吹哨专业知识的律师。这样可以确保信息披露的策略有充分的依据,将风险降到最低,将效果最大化。

(6) 信任

记者与机密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是神圣的、契约性的。正如最高法院在 Cohen 诉 Cowles 媒体案(1991年)中所描述的那样,消息来源向记者提供信息,以换取保密身份 (记者不透露消息来源的身份)。

结果是,在Cohen案中,两家报纸的记者毁掉了这位被承诺保密的消息来源。Cohen 因此失去了工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法院认为 “不能援引第一修正案允许报纸违背保密承诺”。

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最高法院还裁定,记者并不比任何人有更大的权利来规避一般法律。这在检验记者特权的存在或程度的案件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些案件中,检验的问题是记者是否必须交出资料或在法庭 (通常是大陪审团) 面前就机密资料的来源作证。

如您所见,近年来记者的特权在泄密调查中已经受到考验  — — 政府会不惜余力地追踪吹哨人的身份。想想 Edward Snowden、Chelsea Manning 或 Reality Winner,他们由于向记者传递机密信息付出了如何惨重的代价。

记者在处理机密信息时也处于潜在的危险境地。我们的列表-5中有 “Wikileaks” 板块,您可以看到吹哨平台面临的风险,这一镇压历经10年。

再比如纽约时报的 Judith Miller,因为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身份而被判藐视法庭,被关进监狱85天。

对于吹哨人如何找到记者、记者如何与吹哨人互动,并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也不能有,任何公式都将被镇压反制)。记者有义务寻求和报道真相。他们还有义务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吹哨人。

在数字时代,可以轻松地监视电子邮件和电话通信。员工对与工作场所沟通有关的隐私的期望值非常低,甚至完全没有期望。他们甚至不必传唤记者就能轻松确定消息来源的身份。

所以,作为调查记者,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消息来源被遮盖或受到保护。有一部电影《总统班底 All the President’s Men》,其中华盛顿邮报记者 Bob Woodward 在阴暗的地下停车场里和深喉会面。当下的调查记者要做好回到这种状态的准备。

一些吹哨人也会对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可能会在记者与吹哨人的关系中规定自己的保障措施。这可能意味着不使用电子邮件、关闭手机位置服务、完全避免电话联系、以及采用加密技术。这也可能意味着面对面的会面或只交换纸质材料的硬拷贝。还可能需要了解这种关系以及记录在案或不记录在案的含义。

正如政府问责计划(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给出的指南中强调的:吹哨人和记者之间关系的基础就是 *信任、信任、信任*,双方都有责任捍卫这一基础。“与吹哨人一起工作的记者应该意识到,任何基于机密信息的报道都可能导致吹哨人受到起诉。报复的可能性非常高,甚至通常可以根据工作机会或工作职责来追踪匿名举报人。”

(7) 原则

这里总结的原则可能并不周全,这方面也无法做到周全,您需要根据自己面临的状况作出补充。

1、在披露吹哨人身份的详细信息之前,请考虑披露该信息的价值是否大于吹哨人和其他人可能面临的危害。

2、不要专注于吹哨人为什么要挺身而出,不要过多分析动机问题,您的注意力应该放在信息验证上;只要信息为真,并对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价值,那就应该披露它。

3、了解吹哨人和“泄密者”之间的区别。吹哨人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服务的,由于该信息被隐瞒而损伤了公共利益、对民主构成危险,因此需要披露它。而泄密者可以具有私人动机、私人利益。调查记者的合作伙伴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4、对数字防御和使用加密负责。即使加密可能无法完全保护您的消息来源,但它至少提供了重要的一线保护。

5、确定对您和您的消息来源造成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以及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保护你们双方。此处应该采取的是 “敌对环境” 中的防御技巧,在下面回顾:

6、对吹哨人解释风险;在敏感的报道上,培训吹哨人基本数字安全性。

7、在可能且安全的情况下,完整发布原始文档和数据集,同时要认识到故事中数据集的重要性。在吹哨人要求的情况下安全地删除部分数据以保护被涉及其中的无辜者。

8、鼓励新闻出版商履行其职责,为新闻工作者、消息来源和存储的资料提供足够的数据安全,并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政策以指导曝光工作。

本网提供的数字安全技术和建议从普通到高级,对于吹哨人和吹哨平台来说都是应该最基本掌握的。技术虽然并非万能,但做到这些基本措施是为必需。

本文中所指的“记者”和“媒体”均为公民记者和独立媒体。大多数情况下您无法依赖职业媒体协助曝光;您揭露的信息越是重要,就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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