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母公司在32个国家开展工作,并传称与中国政府也有联系

目前为止对剑桥分析公司(CA)和其母公司 SCL 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 CA 对美国和英国政治的影响上,其实远远不止。根据 Quartz 于 2013 年左右发布的公司文件,SCL 已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32个国家开展工作。

例如在肯尼亚,SCL推出了一项涵盖47,000名受访者的政治研究项目,这是为努力了解选民的需求和担忧的一部分,然后据此数据向肯尼亚的两个主要党派之一就通信、品牌宣传和政策提出建议。

这些客户(就是政客)通常会严格执行SCL公司的建议。根据 NewYorker 数据,其客户通常被收取 20 万美元至 200 万美元的费用。在加勒比岛屿圣基茨和尼维斯,SCL 表示它能够推迟选举并举办一场“民族自豪感”运动,帮助其客户在21世纪后期保持掌权…

“行为动力学研究所”这个名字简直太糟蹋学术了。SCL由前电影制片人兼广告执行官 Nigel Oakes 领导,组织包括两位心理学家 Adrian Furnham和 Barrie Gunter。Oakes 将自己定位为“可衡量行为改变的专家”。简称“心理操控专家”。

心理学是在善恶之间走钢丝的学术,一不留神就会变成路西法。似乎太多同行已经掉下去了。

大数据技术没有直接“玩坏民主”,而是大数据用于对选民进行心理操控的使用在玩坏民主。大数据技术本身有其邪恶性,它往往很难避免对隐私权的侵犯,而正是这种深入的侵犯协助恶意使用者达成了操控的目的。

也是本网在《定制人将终结民主》一文中所强调的。

​上个月,卫报引述证人报道,这家为特朗普竞选活动工作的数据分析公司获得了以色列黑客的材料,这些黑客拿到了两位现任国家元首的私人电子邮件。多个消息来源描述了剑桥分析公司的高级主管如何在尼日利亚和 St Kitts and Nevis 竞选活动中处理由电脑黑客提供的材料。这些数据是非法获取的。

此前,有消息显示剑桥公司与中国有联系,但目前为止没有更多证据显示他们为中国工作,以及具体工作内容。理论上中国不需要他们碰国内的数据,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不需要为竞选拉票,对于监控民众来说,国内的 BAT 就足够了。

但中国另外需要两方面数据:一是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的试图匿名的中国异议,二是外交敏感国家的政局预测(包括“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所谓的“敌对国家”)…于是,证据的查询可重点关注这两方面 。

另,波特兰新闻先驱报的一篇报道指,在股权方面 CA 的老板和一个 Erik Prince 在香港的公司有关,而那个香港公司的其中一个股东是中信。中信不久前是前常委刘乐飞(宣传部老板刘云山的儿子)控制的公司。如此显示,CA和中共的公司存在间接的财务关系。(感谢网友 @notonbandwagon 提供的线索)

期待更多消息曝光。

The breathtaking global reach of Cambridge Analytica’s parent company
According to company documents issued around 2013, which were reviewed by Quartz, #SCL has worked in 32 countries across Europe,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sia, Africa, and the Carib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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