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中国科技巨头 – 半壁“高堡奇人”

  • 本报告是一系列开源信息的汇总和梳理,尝试得出结论关于中国科技巨头正如何在全球扩张,尤其是这些巨头公司与政权党派的密切关系。
    如果您还能记得棱镜文件中透露的关于美国科技巨头与情报部门[即 deepstate]的密切关系,结合本报告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IYP一直称“高堡奇人是当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因为全球只有这两个国家在数字科技统治层面势均力敌。在本网站的“The Tyranny You Don’t See”、“Evil-doing”栏目中您将找到更多辅助性信息以帮助理解这一问题。
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和充满活力的参与者。这些公司在一系列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尖端研究到发展中国家的连通性,但是,其不断增长的影响也带来了一系列战略考虑 —— 这些公司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关系引发了对他们是否可能正在被用来推动中共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担忧。
 
中共对其出口全球互联网愿景的意图毫不掩饰。中国网络管理局的官员已经写过关于制定控制措施的必要性,以便“党的思想永远成为网络空间中最强大的声音”。这包括提升“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华为等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并努力推动中国将其政权治理互联网的主张成为国际共识”。
 
鉴于中共明确规定的目标,并且据报道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在商业领域中拥有最高比例的党委会,显然这些公司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者。
 
ASPI 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创建了一个公共数据库,用于绘制12家中国重要科技公司的全球扩张路线图,强调了这种扩张导致的政治和地缘战略困境
该图解是记者、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用来理解中国科技公司全球影响力的强大工具。
数据集的不完整很可能难以避免,ASPI 邀请感兴趣的用户通过在线平台提交新数据,帮助该数据集更加全面。
 
该图解大致包括:
  • 17,000多个数据点,有助于提供这12家公司的1700多个海外业务点的地理位置;
  • 75个’智能城市’项目,其中大部分位于欧洲、南美洲和非洲;
  • 404大学和研究伙伴关系,其中包括195个华为“未来种子”计划;
  • 跨越34个国家的52项5G倡议;
  • 119个研发实验室,其中密度最高的区域在欧洲;
  • 56条海底电缆,31条租用电缆和17条地面电缆;
  • 202个数据中心、305个电信和ICT项目遍布全球。

—— 引言 ——

中国的技术、互联网和电信公司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之一。他们之间竞争激烈,其中许多都是研发领域的领导者。
 
他们在为全球数亿人提供现代技术优势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简称,中国正在更多地掌握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
 
随着其日益全球化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张,中国的科技巨头可以对世界各地的行业和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企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中国科技巨头的扩张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
 
一个关键的研究问题包括:这种扩张的地缘政治战略、政治利益和对人权的影响是什么?通过绘制中国12家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公司的全球扩张足迹,该图解涉及多个领域,提供了新的数据和分析,以帮助回答这些问题。
 
所有中国公司都受到中国当局日益严格的安防、情报、反间谍和网络安全法的约束;其中包括,例如,对于任何有三个及以上正式党员主持的内部党委会的企业,都被要求在公司内部提供党派活动,被要求根据国家情报法与情报部门合作,并隐瞒参与情报工作的事实。(Hoffman & Kania, ‘Huawei and the ambiguity of China’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espionage laws’.)
 
本研究中包括的几家公司也直接参与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据报在新疆拘留了多达15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从通信监控、到能够进行精确的和大规模监控的面部识别技术,均来自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这些技术对于中共构建监控网络以控制全社会的目标来说至关重要。(上述 “其他公司”其中最瞩目的就是美国公司,具体报告详见顶部菜单“Evil-doing”- “谁在帮中国”)
 
自2015年以来,中国每年都在年度网络自由指数榜单中排名最后。中共毫不掩饰其出口互联网管制和数据“主权”概念的愿望,还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Samantha Hoffman, Social credit: technology-enhanced authoritarian control with global consequences, ASPI, Canberra, 28 June 2018)
 
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科技公司正在协助监视,并为威权政权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的监视技术和专业知识,后者国家均面临政治稳定、治理和法治的挑战。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ASPI 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ICPC)利用中英文开源信息跟踪中国12家主要科技公司的国际业务和投资:华为、中兴、腾讯、百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ETC)、阿里巴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海康威视和华大基因。
 
这项研究已经编入一个 ICPC 正在向公众免费提供的在线数据库中。虽然它包含1,700多个项目和17,000多个数据点,但并非详尽无遗。该项目欢迎并鼓励公众通过网站提交数据,帮助数据集更加完整。

—— 数据库 ——

在整个2018年,ICPC 经常收到媒体和利益相关者关于中国科技公司国际活动的问题; 例如,关于华为在特定地区的运营情况、以及百度或微信在中国境外的使用情况等等。
 
这些问题总是难以回答,因为缺乏公开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其中一些公司几乎没有披露影响数据、安全性、隐私、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的政策。可获得的信息分布在各种来源中,尚未汇编。对可用来源的深入分析还需要强大的中文能力、对中国国家融资结构的理解,以及在移动、更改甚至删除网页时使用互联网归档服务的技巧。
  • 深度调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您想要的信息/内容/网站已被删除的棘手情况,IYP 介绍过这种情况下可以怎么办,详见《盗墓OSINT
阻碍透明度的另一个障碍是中国媒体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共的控制,并且几乎不会发表调查性报告,这严重限制了可用的媒体来源。例如,美国互联网公司(尤其是 Facebook)的全球扩张和影响力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深度调查。大部分调查来自独立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并将继续来自独立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社会。
 
推荐 IYP 曾经做过的开源深度调查,揭露政治旋转门,给中国的民间调查组织提供一些思路:
然而,至少目前为止,在涉及中国科技和社交媒体公司时,往往缺乏同样深度的调查。中国巨头科技公司的绝对能力、其延伸力和影响力,以及塑造、限制和推动其全球行为的独特的党国环境,使他们与其他在世界各地扩张的大型科技公司有所区别。
 
该数据集项目旨在:
  1. 通过绘制其主要海外业务点,分析中国科技巨头关键样本的全球扩张。
  2. 向公众提供对治理结构和党国政治的分析,这些公司已经参与其中并与之形成了深刻的联系。

—— 方法 ——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ICPC 寻求建立一个互动的全球数据库,为政策制定者、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全面的关于中国科技巨头全球影响力的图景。
 
ICPC 选择了来自中国各地的电信、技术、互联网和生物技术领域的12家主要公司:
  • 阿里巴巴
  • 百度
  • BGI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
  • 中国移动
  • 中国电信
  • 中国联通
  • 海康威视(CETC的子公司)
  • 华为
  • 腾讯
  • Wuxi
  • 中兴
该数据集将在2019年继续更新。该研究依赖于中英文的开源信息。这包括公司网站、公司信息、招标、媒体报道、数据库和其他公共资源。

—— 中国的科技公司和中共 ——

在过去十年中,中共对私营公司的牵制和影响力急剧增加。
 
2006年,私营公司建立了178,000个党委;到2016年,这一数字增加了7倍,达到约130万。(Michael Martina, ‘Exclusive: In China, the party’s push for influence inside foreign firms stirs fears’, Reuters, 24 August 2017)
 
党委和党建活动往往与中共对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有关 —— 这是明确政治化的概念。例如,在出版业,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政治责任和保护国家安全”。(‘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rty building work of publishing companies’, CCP News Network, 30 July 2013; Samantha Hoffman, ‘China’s state security strategy: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The Strategist, 11 December 2017)
 
互联网和科技公司被认为是在私营部门中党委员存在比例最高的。(Emily Feng, ‘Chinese tech groups display closer ties with Communist Party’, Financial Times, 11 October 2017, online (paywall); Zhang L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eds to curtail its presence in private busines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November 2018, online; China Organisation personnel, ‘China’s internet companies are surging with a “party building tide”’.)
 
而且,这种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范围也已经延伸到了外国公司。例如,截至2016年底,中共组织部门声称,在中国的10万家外国企业中有70%已经拥有党组织。(‘Foreign businesses admire their party workers as a “symbol of excellence”’, China Daily, 22 November 2017)
 
自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政策对商人开放党员身份以来,扩大党派在民营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趋势似乎已成为优先事项。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绘制了所有公司都有党委、党支部和党委书记。例如,阿里巴巴有大约200个党支部; 据报道,2017年腾讯有89个党支部; 华为有300多个。
 
有时,中共在科技公司中的存在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经常被忽视或轻视,被视为仅仅相当于西方公司中政府关系或人力资源部门的存在。但是,中共对这些党委会的期望很明确。(Chauncey Jun, ‘What communists do in China’s tech companies’, Inkstone, 4 December 2018)
 
中共的宪法规定,任何企业……以及任何其他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正式党员的工作单位,都应组成一个党组织。(Article 30,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line; Article 19, Company Law)
 
其中第32条概述了党委的责任,包括鼓励公司中的每个人“有意识地抵制不可接受的做法,坚决反对一切违反党纪或国家法律的行为”。第三十三条规定,国有企业党委有望发挥领导作用,确定正确方向,牢记全局,确保党的政策和原则的落实,并就其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Article 30,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私营企业党委的建立和扩大似乎是北京试图降低金融风险和控制经济的方式之一。他们称,因为实体“不能没有党的声音”、“必须保护国有资产和利益免受损害”,预计党委会要对重大决策和政策进行权衡,包括重要干部的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和大规模资本支出。(Wei Mengchu (魏梦楚) , ‘Party building is also a productive force.’ (党建也是生产力), Qiushi (求是), 21 December 2015;This formulation is the ‘Three Majors, One Big’ (三重一大). [胡荣良, ‘国企’三重一大‘决策实践与理性选择’’], Guangming Daily, 1 March 2015)
 
虽然这种指导是国有企业的长期实践,但它似乎也在私营企业中扎根。 “日经亚洲评论”在2017年对公司进行了审查,确定了288家在中国上市的公司“改变了公司章程,以确保反映党的意愿的管理政策”。(Yu Nakamura, ‘More companies are writi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nto their charters’, Nikkei Asian Review, 24 August 2017)
 
2018年,26家上市的中资银行修改了公司章程,以支持党委和下属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设立。据报道,许多修订后的章程都包括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需要进行政党协商的言论。(Matthew Miller, ‘China’s banks embrac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s in risk crackdown’, Reuters, 27 June 2018)
 
这种控制机制在党对商业领袖的审查中是明确的。例如,虽然李彦宏不是党员,但这位百度首席执行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该会是该国的主要“统战”机构。
 
该党对由统战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管理的官方咨询机构的任何企业高管进行全面评估。四个标准中的两个 —— 涉及商人的政治倾向 —— 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地位和政治表现”,以及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第二,他们个人对法律法规的遵守。[‘Wang Jianlin, Dong Wenbiao and others step down as “vice ministers”, Richard Liu and Lei Jun take office.’ (王健林、董文标等卸任“副部长”,刘强东、雷军等上任), Sohu ((搜狐), 1 December 2017]
—— 输出数字威权主义 ——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柱是“一带一路”(BRI),它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网络,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人员和思想的流动。其中数字技术,在数字丝绸之路的旗帜下,是该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Daniel Kliman, Rush Doshi, Kristine Lee, Zack Cooper,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Asia–Pacific Program,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中国公开承认了其影响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国际发展之雄心。(Elsa Kania, Samm Sacks, Paul Triolo, Graham Webster,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New America, 25 September 2017)
 
中共认识到开放互联网对权力构成的威胁,以及相反,其自身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的优势可以通过扩大控制来实现。(Adam Segal, ‘When China rules the web: technology in service of the stat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online; Samm Sacks, ‘Beijing wants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the internet’, The Atlantic, 18 June 2018, online; Elliott Zaagman, ‘Cyber sovereignty and the PRC’s vision for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5 June 2018)
 
在2017年最重要的中共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中国网管局(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机构)的官员写道,需要制定控制措施,以便“党的思想始终成为网络空间中最强大的声音”。这包括提升“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华为等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并努力推动中国将互联网治理的主张推向国际共识”(Sarah Cook, ‘China’s cyber superpower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internet freedom implications, and US responses’, written testimony to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Freedom House, 28 September 2018, online; Kania et al.,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的官员写道,“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竞争的新领域,我们必须全面加强网络空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主张成为国际共识。”(Elsa Kania, Samm Sacks, Paul Triolo, Graham Webster,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New America, 25 September 2017)
 
其中几家中国的科技公司被特别引用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上升。”(Elsa Kania, Samm Sacks, Paul Triolo, Graham Webster,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New America, 25 September 2017)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西方科技公司因为妥协中国当局而受到广泛而激烈的批评,这通常涉及限制言论自由、或潜在地协助侵犯人权的行为。(David Meyer, ‘Biotech giant Thermo Fisher stops selling DNA sequencers in repressive Chinese region’, Fortune, 21 February 2019, online; Pui-Wang Tam, ‘Daily report: Facebook courts China with censoring software’, New York Times, 23 November 2016, online; Paul Mozur, ‘In China, Facebook tests the waters with a stealth app’, New York Times, 11 August 2017, online; Ryan Gallagher, ‘Google is conducting a secret “performance review” of its censored China search project’, The Intercept, 28 March 2019, online; Arjun Kharpal, ‘Microsoft says facial recognition firm that Beijing allegedly uses to track Muslims is lying about a “partnership”’, CNBC, 15 March 2019, online; Lindsay Gorman, Matt Schrader, ‘US firms are helping build China’s Orwellian state’, Foreign Policy, 19 March 2019, online; Andy Greenberg, ‘Apple’s China-friendly censorship caused an iPhone-crashing bug’, Wired, 10 July 2018)
 
这种关注是有道理的,应该继续下去。然而,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全球消费者对开发和部署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的批评程度依旧较低,这些技术现在正支撑着中共控制和压制全社会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出口以实现对其他国家人口的类似控制。(China has turned Xinjiang into a zone of repression—and a frightening window into the future’, Washington Post, 23 February 2019, online (paywall); Financial Times, online (paywall); ‘Big Data fuels crackdown in minority region’, news release, Human Rights Watch, 26 February 2018)
 
数字化威权主义的“中国模式”正在全球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使用技术进行镇压、审查、互联网关闭,以及针对博主、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的打压,正在成为全世界伪民主政权的标准做法更多相关内容详见《数字威权主义的兴起: 灾年之畔
 
中国科技巨头为各种政府提供电信硬件、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和数据分析工具,这些政府的人权记录很差,这不仅令地方当局的压制从中受益,而且令中国的情报部门从中受益。
 
记者无国界组织也对中国科技公司参与压制言论自由和破坏新闻业的行为表示震惊:
 
从消费者软件应用程序到政府监控系统,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出口的产品为[其他专制]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审查和监视能力……2018年5月,这些公司被招募进入中国互联网协会(CFIS),该协会公开旨在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的高科技为该政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和控制工具,现在它正试图超越中国的边界(China’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media order,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推翻数字威权主义的实践以及支撑这些实践的规范和价值观,需要对其传播方式有清晰的理解。例如,对 BRI 的一项研究发现,包括数字项目在内的一些 BRI 项目的结构方式引起了对东道国主权受侵蚀的严重担忧,包括,受援国政府无法完全控制通过这些项目生成的运营、管理、数字基础设施或数据。(For example, Zimbabw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loudWalk Technology; Kliman et al.,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当然,主权政府最终应对其行为负责。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媒体、民间社会和公众都有办法让他们承担责任。
 
但是,公司也在这个领域负有责任,这就是许多敏感和军民两用技术受出口管制的原因。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治理、立法和监管能力,透明度和腐败等方面的挑战,国家也许不太能够或不太愿意这样做,因此公司需要对新技术的使用方式负责。
 
事实上,目前为止这一切都被证明失败,监视技术的出口管制法案基本没有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以色列的NSO技术在土耳其使馆杀死了沙特籍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而这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而已。关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如何协助专制国家镇压其人民的详细报告,见本网站“监视和操纵”栏目[The Tyranny You Don’t See]、关于以色列为什么是其中最强大的监视技术提供商详见“以色列和NSO”部分[Evil-doing]
 
现在,这一恶劣的全球性气候中还要加上中国。以下案例研究被选中作为中国科技公司经常在中国政府资助下帮助威权政权破坏人权、以及在世界各地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式的例证
监控城市:华为的“智能城市”项目 ——
所谓“智能城市的详细报告”,见《“智能城市”究竟是个什么鬼?!》类目“关于智能[间谍]家居/城市”。
 
关于中国科技公司全球扩张的重要和未被充分考虑的部分涉及复杂监控技术和所谓的“公共安全解决方案”的激增。华为在这一领域尤为突出,包括首次引入先进监控技术到发展中国家。(‘A better connected world’, BBC Future, no date)
 
截至2019年4月,已经收集到75个所谓的智能城市项目,其中大部分涉及华为。这些项目 – 通常被委婉地称为“安全城市”项目 – 包括提供监控摄像头、指挥和控制中心、面部识别和车牌识别技术、数据实验室、情报融合功能、以及用于紧急情况的便携式快速部署系统。(Huawei refers to these projects or solutions as ‘safe cities’, ‘smart cities’, ‘public security projects’ and ‘public safety projects’.)
 
华为所谓的“公安解决方案”项目的增长迅速。例如,据报道,该公司的“海思”芯片已经占全球安防行业芯片的60%
 
2017年,华为列出了40个引入智能城市技术的国家; 据报道,到2018年,这一覆盖面增加了一倍多,达到90个国家(包括230个城市)。由于缺乏细节或定义上可能存在差异,该项目目前准确覆盖43个国家。[Zhang Dong, ‘Tackling security, does Huawei have a chance?’, trans. Jeffrey Ding, 31 August 2018;Matt Schrader, Huawei’s Smart Cities and CCP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Jamestown Foundation, 19 June 2018;‘Huawei Safe Cities: Serbian Security Guards Pioneer of Major Event Protection’ (华为平安城市:塞尔维亚安全卫士 重大赛事保障先锋), Huawei website, 22 August 2019]
 
研究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进出口银行(由中国政府全资拥有)提供的贷款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这些贷款提供给外国政府,据说条件是:所使用的承包商必须是中国公司。(Danielle Cave, ‘Witnessing an opaque Pacific power shift’, The Interpreter, 5 September 2016;Matthew Dornan, Philippa Brant, ‘Chinese assistance in the Pacific: agency, effectiveness and the role of Pacific island governments’,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11 June 2014, online; Veneranda Langa, ‘$1bn China Exim Bank loan conditions too stringent’, Zimbabwe Situation, 30 December 2016, online; G Smith, G Carter, XJ Mao, A Tararia, E Tupou, WT Xu,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UNDP China, Beijing, 2014)
 
在审查的许多例子中都显示,华为获得了主要的合同;在某些情况下,合同由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华为作为监视设备和服务提供商扮演“次级”角色。
 
所谓的智能城市技术可以为使用它们的国家政权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例如,在新加坡,增加对数字服务的访问以及利用“物联网”(用于交通控制、医疗保健和视频监控)的技术的使用已经帮助了公民流动性和生产力的提高。(Navin Sregantan, ‘Singapore tops global smart city performance ranking in 2017: study’, Business Times, 13 March 2018)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华为的所谓“安全城市解决方案”侧重于引入新的警察能力,包括在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塞尔维亚等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在治理和稳定措施方面排名很差,有些甚至特别差,充满暴力、腐败和缺乏法治。不出所料,在一些国家已经造成了一系列政治问题,包括涉嫌腐败、不透明的金钱交易,运营和持续维护问题,以及涉嫌国家安全问题。(Link to ECU 911 Ecuador; Charles Rollet, ‘Ecuador’s all-seeing eye is made in China’, Foreign Policy, 9 August 2018)
审查和镇压:帮助津巴布韦的威权主义 ——
中国设定的榜样越来越被非民主政权 —— 甚至被一些民主政府 —— 所接受,“证明了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对发展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如果中国可以在没有自由互联网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强国,为什么其他国家还要自由上网呢?”据报道,这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领导人对媒体说的。(Emeka Umejei, ‘The imitation game: will China’s investments reshape Africa’s internet?’, Power 3.0, 6 December 2018)
 
例如,中国科技公司在津巴布韦的商业交易与中共对该国专制政权的支持密切相关。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对该政权实施了制裁。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格瓦当选后的首次外国出访目的地就是中国,他是要亲自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的支持以帮助津巴布韦反对西方的制裁,并呼吁两国加强经济技术合作。(Justina Crabtree, ‘Zimbabwe is intent on “leapfrogging 18 years of isolation” with China’s help’, CNBC, 3 April 2018)
 
中国公司在津巴布韦的电信部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华为已经与国有的蜂窝网络提供商 NetOne 签订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其中一些已成为腐败指控的主题。华为的几个津巴布韦项目都是通过中国政府贷款融资的。(Tawanda Zinyama, Contracting out: the role of public procurement in Zimbabw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no date;‘NetOne secures Huawei financing; ICT Minister under the spotlight’, TeleGeography, 3 January 2018, online; Nkechinyere Uwajumog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ub-Saharan Africa’s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s inflow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inflow’, ResearchGate, August 2017)
 
中兴通讯在该国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也是腐败指控的主题)。(‘ZTE solar tender “under probe”’, Sunday Mail, 27 March 2016)
 
其中包括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在2015年向津巴布韦最大的电信公司 Econet 提供5亿美元贷款;中兴通讯此前为 Econet 的3G网络提供设备,包括无线电基站。津巴布韦电信提供商目前欠华为和中兴以及爱立信数百万美元。(‘Econet secures $500 million loan facilit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yZOL, 4 December 2015;‘Ericsson, ZTE resume work with Econet’, Zimbabwe Independent, 8 August 2008;Tatira Zwinoira, ‘Network disruptions to continue’, NewsDay, 7 March 2019)
 
中共和中国公司不仅帮助津巴布韦领导人抵制制裁的影响;他们还为政权的威权实践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手段,以便在线和线下“进入数字时代”。
 
至少从2016年开始,津巴布韦政府一直在考虑制定严厉的新法律来限制社交媒体,当时官方监管机构向网民发出了不祥的警告,要求“生成、传递或分享此类内容材料的人将受到处罚”。同年,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当局抢走私人设备,以防止人们使用社交媒体。(Potraz, ‘Warning over social media abuses’, Bulawayo 24News, 6 July 2016;Peta Thornycroft, ‘New Zimbabwe law allows seizure of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as Mugabe turns on social media’, The Telegraph, 7 August 2016)
 
在2019年初,政府封锁了社交媒体,并在反对燃油价格上涨的抗议活动中强行切断了互联网。信息部长能源 Mutodi 表示,’社交媒体被犯罪分子用来组织动员……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阻止[互联网]”,因为 Mutodi 宣布了即将出台的所谓“网络犯罪法“,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定为刑事犯罪。(‘Zimbabwe activists push back on social media restrictions’, VOA News, 7 February 2019)
 
政府公开将中国视为控制社交媒体的*典范*,包括创建一个网络安全部门,一位发言人称其为“像用来捉老鼠的陷阱”。(‘Govt to regulate social media’, Sunday News, 10 April 2019;Andres Kunambura, ‘Mugabe explains functions of cyber security ministry’, Nehanda Radio, 11 October 2017)
 
据报道,这个“陷阱”的一部分来自中国。据报道,2018年,中国与俄罗斯和伊朗一道,一直在帮助津巴布韦建立一个设施,部署由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出售给该国政府的“复杂监控系统”。鉴于描述和背景,这里所指的电信公司可能是华为或中兴,似乎是合理的推测。(Itai Mushekwe, ‘China, Russia and Iran helping Zimbabwe to set-up own NSA’, Bulawayo 24News, 23 March 2018)
 
政府越来越希望将其监控能力从在线空间扩展到现实世界。该政权与中国公司就物理监控系统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与中国公司 CloudWalk 合作的有争议的大规模面部识别系统。(Amy Hawkins,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Foreign Policy, 24 July 2018)
 
该国政权也有兴趣开发自己的本土面部识别技术,并与 CETC 子公司海康威视合作。海康威视已经为警察和交通控制系统提供监控摄像头。2018年,津巴布韦当局与该公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穆塔雷实施所谓的“智能城市”计划。这包括捐赠配备深度学习人工智能(AI)系统的面部识别终。(‘Chinese company to mount surveillance cameras’, NewsDay, 31 August 2018)关于海康威视,更多详见类目“谁在帮中国”-[Evil-doing]。
 
政府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表示:
 
该软件旨在与面部识别硬件集成,这些硬件将由当地开发商根据政府推动本地 ICT 行业的发展计划在当地制造,使津巴布韦成为非洲头号国家,带头进行面部识别监控和人工智能全国范围使用的制度。(Farai Mudzingwa, ‘Government Acknowledges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In The Works’ Techzim, 13 June 2018)

国民身份证计划:委内瑞拉的“祖国卡” ——

中国的科技公司参与了全球的国家认同计划。其中一个最令人关注的例子是委内瑞拉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路透社于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指中兴通讯在激励和实施马杜罗政权的“祖国卡”计划中发挥的核心作用。(Angus Berwick, ‘How ZTE helps Venezuela create China-style social control’, Reuters, 14 November 2018)
 
“祖国卡“(Carnet de la Patria)记录持有人的个人数据,例如他们的生日、家庭信息、就业、收入、拥有的财产、病史、收到的国家福利、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党派成员资格、以及政治表决历史记录。
 
虽然该卡在技术上是自愿的,但如果没有它,委内瑞拉人就无法获得政府补贴的食品、药品或汽油。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中,“自愿”登记该卡对许多人来说根本不是可选择的。事实上,尽管存在将个人数据移交给日益不稳定和压抑的政权的风险,但人们正在排队等待数小时以领取该卡。(Jim Wyss, Cody Weddle, ‘Venezuela’s Maduro aims to turn empty stomachs into full ballot boxes’, Miami Herald, 16 May 2018, online; Fabiola Zerpa, Patricia Laya, ‘In Venezuela, the only way to cheap gas is through Big Brother’, Bloomberg, 29 August 2018;Gaby J Miller, ‘Of fear & hope: embracing the Carnet de la Patria’, Caracas Chronicles, 11 January 2018)
 
中兴通讯与政府签订合同,建立底层数据库和随附的移动支付系统。一个由中兴通讯员工组成的团队与管理数据库的委内瑞拉国家电信公司 Cantv 合作,以帮助维护该系统。中兴通讯还帮助建立了一个集中化的政府视频监控系统
 
有人担心祖国卡计划已被作为干涉民主进程的工具。在2018年的选举期间,观察员报告说,在投票中心附近甚至投票中心内部都设立了信息亭,鼓励选民扫描他们的卡以登记“fatherland prize”。扫卡的人后来都收到了短信,感谢他们投票给马杜罗(尽管他们从未获得过承诺的奖品)(Scott Smith, Joshua Goodman, ‘Venezuela keeps voting stations open amid light turnout’, CTV News, 20 May 2018)
 
当局声称这些卡只是记录了一个人是否投票,而不记录他们投票给谁。然而,路透社采访的组织者声称政府已指示他们告诉选民投票记录可以被追踪。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甚至有关政府可能正在监视投票的传言,都可能会影响人们投票的方式。
 
除了选择性的社交媒体阻塞、和完全的互联网关闭之外,还有更多阴险攻击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设立的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的网站受到DNS劫持攻击,包括盗窃了可能数千名亲反对派志愿者的个人数据。(‘Social media shutdown in Venezuela is a warning of what is to come as political tensions rise’, AccessNow, 22 January 2019;‘Evidence of regional internet blackouts across Venezuela’, Netblocks, 27 January 2019;‘DNS manipulation in Venezuela in regards to the humanitarian aid campaign’, Kaspersky, 13 February 2019)
 
据报道,委内瑞拉政府运营的电信公司 Cantv“依赖与中兴通讯和华为达成的协议,提供设备和员工……并且将其员工派往中国接受培训。”这些交易由委内瑞拉中国联合基金资助。中国被称为DNS封锁和操纵领域的国际领导者,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委内瑞拉政权,包括针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打击,因为他们发布或分享批评政权的内容(Service? Don’t rely on Venezuela’s state telecoms firm Cantv;China Targets Twitter Users Critical of Venezuela’s Maduro 2019-02-11)

塑造白俄罗斯的政治和政策 ——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通过发展与各国政府的高层关系来帮助塑造新技术的政治和政策。
 
白俄罗斯一直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政权”,自1994年以来该国一直处于专制强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控制之下。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在白俄罗斯与其强大邻国的微妙外交关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其非常复杂的国内暴力镇压政策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包括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大规模监视,以及对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反对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迫害(BELARUS: “IT’S ENOUGH FOR PEOPLE TO FEEL IT EXISTS” : CIVIL SOCIETY, SECRECY AND SURVEILLANCE IN BELARUS, 7 July 2016)
 
自2011年以来,华为一直为卢卡申科政权提供视频监控和分析系统,并至少自2014年以来一直为边境监控设备提供协助。同样在2014年,华为当地子公司 Bel Huawei Technologies 推出了两个“智能远程监控系统”研究实验室,为 Promsvyaz,Beltelekom,HSCC 和其他组织的专家提供“实验室培训……”。(Huawei opens two laboratories in Belarus, 08 September 2014)
 
在过去几年中,白俄罗斯政府与中国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与白俄罗斯与 BRI 的接触以及卢卡申科政权与中共之间深化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保持一致。(China, Belarus and the bear in the room, 31 Jan 2019)
 
2019年3月,白俄罗斯公布了信息安全法草案。 “这纯粹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没有向任何人借钱,“ 安理会国务秘书斯坦尼斯拉夫·扎斯告诉白俄罗斯国家媒体。(Draft Belarus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cept presented to head of state, 12.03.2019)
 
然而一天后,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就“白俄罗斯和中国公司如何在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建立密集合作”以及两国“扩大在网络安全领域和合作’问题发表了讲话。(Belarus, China interested in tighter cooperation in cyber security, 13.03.2019)
 
华为在这个过程中在多个层面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它继续并扩大了向白俄罗斯人提供的培训,包括派遣学生到中国学习,并与白俄罗斯国家通信学院签署了一个联合培训中心的协议。(Huawei, Belarusian State Academy of Communications to set up joint training center, 02.05.2018)
 
与此同时,华为也在发挥政治和政策影响力。 2018年5月,该公司发布了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国家ICT优先事项。该提案包括对“公共安全”技术的建议,如视频监控和无人机,以及公民身份识别系统。(Huawei Releases Proposal for Belarus National ICT Priorities, Helping Build an IT Belarus, May 16, 2018)
 
该文件指出,“白俄罗斯尚未广泛部署综合警察系统,因此可以参考中国深圳采取的解决方案”。深圳警方已经实施了广泛的面部识别计划。(Chinese authorities use facial recognition, public shaming to crack down on jaywalking, criminals, 20 Mar 2018)
 
在与华为董事会主席会谈启动该计划时,白俄罗斯首相安德烈·科比亚科夫表示,希望:“积累的经验和合作前景将在信息通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白俄罗斯的技术以及我们各国之间的友谊更加强大。白俄罗斯政府依靠进一步有效的互动和专业合作”。(Belarus counts on lasting effective cooperation with Huawei, 15.05.2018)

控制信息流 – 微信和社交媒体消息的未来 ——

微信于2011年推出,迅速成为中国主导的社交网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在海外建立庞大的用户群。该社交媒体月活跃用户数为10.8亿,其中估计有1亿至2亿人在中国境外。(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App Is Squandering Its Lead, WeChat is leaving money on the table.22/07/2018)
 
东南亚为中国以外的微信市场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该应用在马来西亚拥有2000万用户;在泰国17%的人口都使用中国的微信; 微信还是不丹和蒙古第二大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程序。(Tourism and technology are fueling WeChat’s spread across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giving it an edge in the coming information wars; )
 
微信大幅增加其海外用户群的潜力仍然存在,特别是因为扩张打开了中国用户增长饱和的壁垒,海外扩张变得更加迫切。如果它被用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微信将很容易作为传播政治宣传的渠道和作为对阵中国侨民的政治影响力工具。
 
而且,微信也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用来与他们的华人选民进行沟通,这必然意味着沟通受到中共的审查。(What happens when you try to send politically sensitive messages on WeChat, April 18, 2017)
 
2018年,加拿大警方收到有关涉嫌提供微信贿选的投诉。据报道,一个名为加拿大温州友好协会的团体正在使用该应用程序向选民提供20美元的“交通费”,只要他们参加民意调查并鼓励他们投票给特定的候选人。(Vote-buying allegations in Metro Vancouver elections could lead to erosion of trust, racist backlash, experts say. Oct. 14, 2018)
 
由于垄断性,微信是中文新闻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审查控制有助于北京确保使用该应用程序进行分发的新闻来源仅报道符合中共战略目标的新闻。(How digital media blur the border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Chinese-languag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Australia are increasingly a focus for local political parties. 19 NOV 2018)
 
微信不仅是中共的重要影响力和审查工具,而且还有可能促进监视。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对全球即时通讯应用程序进行了排名,研究他们使用加密技术保护在线隐私的能力,其中微信得分为0分(满分100分)。通过微信中国服务器的内容可由中国当局“依法”获取。(How private are your favourite messaging apps? 21 October 2016;Here’s what happens with your data when you use a Chinese messaging app. Chinese social-media and messaging apps are required by law to retain records of conversation content for checks by authorities if required. 4 Jan, 2018)

—— 未来的战略意义 ——

世界各国和社区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技术公司提供关键服务和基础设施,从铺设电缆到管理城市,对现在和未来的多年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破坏民主:也许最大的长期战略问题是中国科技公司 – 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技术公司帮助或参与类似行为 – 在数字时代实现威权主义的强大能力,从提供监控技术到自动化大规模审查、以政治异议人士、记者、人权倡导者和边缘化少数群体为目标。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世界各地继续引进现在在新疆进行的恶性和无处不在的监视和镇压模式。
 
– 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中国政府在窃取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多记录。随着所谓的“智能”技术在私人和公共场所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风险可能会增加。从全市范围的监控到政治领导人口袋中的电话(或者,在几年内,电视和冰箱都将成为物联网的一部分),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都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信息和设备以防止恶意攻击。
 
– 技术研发:中国公司正在将研究和开发领域引领到一系列创新和战略敏感的新兴技术中。迅速的全球扩张步伐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资源,例如庞大而多样的数据集、以及对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访问权限。然而,中共的战略、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 —— 已经指导并资助了大部分研究 —— 这点不容忽视。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再到生物技术,主导这些技术的国家将对技术发展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通过塑造人工智能系统内置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或人类基因改造领域的进展。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将使各国在从经济竞争到军事冲突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
 
– 军事竞争:在与中国的军事竞争中,中国政府当然会寻求利用其对中国公司向其敌人提供装备和服务的影响力。当考虑各国选择是否允许中国公司参与5G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时,该报告中所呈现的信息对各国来说都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战略考虑因素,特别是考虑到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得越来越自信和强制。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地区的领土声索已经达到紧张状态的相关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严重。例如,2016年,在联合国支持的法庭裁决驳回了中国的诉讼请求之后,涉嫌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了越南两个主要机场的公告和通讯系统,包括“用越南语和菲律宾语显示亵渎和冒犯性的信息” ”。(Chinese hackers take down Vietnam airport systems. A group of hackers linked to China have allegedly compromised systems at major Vietnamese airports.)
 
对越南航空公司的入侵导致超过40万乘客的数据丢失。越南信息和通信部长表示,政府在袭击事件发生后正在“审查中国的技术和设备”。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表示,观察到越南的政府和企业目标一直被瞄准,这些目标被怀疑与南中国海争端有关。(Spyware deluge hits Vietnam sites amid South China Sea spat, AUG 10, 2016; )
 
5G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是一个特别关注的领域。 2019年3月“中国国防报告”中的一篇文章讨论了中国5G在“智能化”战争中的军事应用。’军事活动正加速进入智能化领域,空战平台、精确制导等领域将从’准确’转变为’全面智能化’。基于5G的人工智能技术肯定会加速这些领域的发展,“该 作者写道,他们似乎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的研究人员。

—— 结论 ——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为全球科技行业做出了贡献,包括为尖端研究做出贡献,推动了技术发展,为全球提供了价格合理的设备和服务。他们将继续在世界各国政府、公司和公民彼此联系的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公司的活动不仅仅是商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作出政治性风险评估。
 
中共自己的政策和官方声明清楚地表明,它认为中国科技公司的扩张是其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扩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技术公司的中共党委以及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是通过直接所有权、法律义务或融资协议,包括贷款和利润丰厚的合同)使他们很难成为政治中立的参与者,一些公司可能会更喜欢这样。
 
还有一个合理的问题是全球消费者是否应该要求对中国技术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阻止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行为。
 
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例如5G领域,以及可能涉及敏感或军民两用技术的合作研究伙伴关系。
 
但是,这场斗争明显缺乏对塑造、限制和推动中国公司全球行为的独特党国环境的深入理解。希望有更多项目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尤其是来自中国内部的深度调查项目,以便政策制定者、行业和民间社会在与中国的科技巨头合作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在这里获取该图解和数据: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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