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一个革命战略持续存活下去:行动主义(5)

  • 没有愿景的战略有什么价值?如果一场运动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甚至连应该用什么来取代今天不公正的体制的草图都没有,它怎么能评估其他的战略,或者要求并配得上它所需要的广泛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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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高峰期的布拉格,我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一生的非洲自由战士。他和我在那里担任1967年国际青年革命大会的顾问。

来自铁幕两边的与会者来到会议现场,已经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盟友。为了寻找一个生动的话题来激励这场聚会,我提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甘地的书中吸取教训,选择非暴力手段?非洲自由战士内森·沙穆亚里拉(Nathan Shamuyarira,他代表着当时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充当了相反的两极角色。

分别前,内森和我抽空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一对一交流。他说,“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最初都是受甘地的启发,确实是从非暴力抗议开始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希望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取得成功,但是,手持武器的英国人无情地镇压了我们。现在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武装起来。在我的国家,我们这些被给予领导权的人没有空间去寻找非暴力的替代方案。你的情况不同,你在读研究生,有智力资源也有时间,你可以做我们不能做的工作,探索我们看不到的可能性, 并写出一个务实的,战略路径的为非暴力革命。”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挑战。我阅读了许多关于行动战略的著作,包括弗朗茨·法农和穆雷·布克钦、切·格瓦拉和葛兰西以及罗莎·卢森堡。在研究生院里,我把每一门可能的课程都变成了推进我的使命的练习,并且变得过于专业化,以至于我的博士口试都没有通过。不过,我还是在1973年成功地出版了这本书《Strategy for a Living Revolution》。

从那之后内森·沙穆亚里拉和我再也没有过交集。他最终成为了津巴布韦的外交部长和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的辩护人。他两年前去世了,但他挑战我写的那本书还在继续。事实上,这本书的第三版北美版题为《Toward a Living Revolution》,在2016年3月份出版。为了纪念这一时刻,以下是关于形成这本书的人和事的其余故事。

激进化之旅

当我开始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政权更迭很感兴趣。就像几年前一些乐观主义者期待着阿拉伯觉醒的光明未来一样,我相信以非暴力的方式把流氓们赶出去,会带来一个公正的社会。

而认识内森后,我花了一个夏天埋头在哈佛图书馆里,我发现我的推理有重大缺陷。我从拉丁美洲找到了三个案例,人民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了他们的独裁者  — — 两个在1944年,一个在1931年 — — 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革命者的成就都被寡头的反击抹杀了。

📌 显然,一场可持续生存的革命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更深层次的权力转移,更多的是新兴的民主基础设施和捍卫新社会的手段。所有这些都被写进了这本书里。

在瑞士克拉伦斯的一次国际地下集会上,我发现自己在深夜与来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简称SNCC)的伯纳德·拉法耶特(Bernard Lafayette)以及一个为正义而斗争的武装运动的领导人在一个房间里。在解释他的权力观时,伯纳德用了一个当时我第一次听到的比喻:一个社会就像一栋房子,而政权是屋顶, 依靠站在地基上的支柱的支撑。地基就是人民的合作意愿。伯纳德说,不管屋顶多么耀眼  — — 有多少炸弹和子弹 — — 如果地基倒了,屋顶就会倒塌。

【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是民权运动期间成立的一个组织。 SNCC组织者于1960年4月在绍尔大学成立,在整个南方规划静坐抗议。 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普及,该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不再运作。】

伯纳德的支柱比喻促使我更清楚地看到,📌 预设性机构必须有足够的支撑力,才能在原有政权崩溃时支撑起社会。伯纳德还支持我很好地倾听第二天的反馈,当我与40名与会者分享我对这本书的进展时。

最关键的反馈来自一位学者,他问道,“没有愿景的战略有什么价值?如果一场运动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甚至连应该用什么来取代今天不公正的体制的草图都没有,它怎么能评估其他的战略,或者要求并配得上它所需要的广泛支持呢?”

我意识到他是对的,虽然解决这个问题会耽误这本书的完成。内森曾要求为非暴力革命提供一个普适理论,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这很好,我可以不为任何具体国家提供愿景。但我还是需要弄清楚愿景的作用,以及如何将其基本价值嵌入其中,同时让斗争中的民主讨论完善愿景。

当时,我不知道有任何运动实现了非暴力的社会革命、且导致了可持续的民主。我们需要从局部的成功中吸取经验。

📌 最成功的运动似乎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类似于人类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成长。那么,愿景可能就像DNA一样,是嵌入的、有影响力的,但不是控制性的,它提供能力和内部资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克服的限制。革命者可以把愿景放在第一个阶段,让它成为DNA。

自从写这本书以来,我发现了一场非暴力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愿景确实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挪威的工农革命运动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远见的巨大影响,但是并没有受到它的限制。人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学习并关注着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事实证明,挪威人成功地走过了 “活性革命” 框架中的前四个阶段,其结果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以其平等和个人自由的程度让所有人震惊。

女权主义者对这些阶段提出了挑战

“活性革命” 的五阶段框架已经走得够远了,因此新社会运动(MNS)在1970年代初采用了这一框架。这一模式被纳入抗战者国际组织的 “非暴力革命宣言” 中,并以多种语言出版。

【注:抗战者国际,这个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反战组织是一个国际反战组织,其成员和分支机构遍布30多个国家。】

时间上恰逢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这场斗争在刚刚起步的MNS内部强烈展开。我和MNS中的其他男性一起工作;几年后,我才准备好帮助成立 “男性反父权主义” 运动。在我们MNS的斗争过程中,一些女权主义运动的女性成员发现活性革命模式太过适合父权制的思维模式了。于是她们指出,这些阶段是多么的线性:首先做文化准备(包括分析和愿景),第二步建立组织,第三步用行动宣传的方式对抗压迫者,第四步升级到群众不合作,第五步通过组织满足人们需求的合作替代方案,用第二阶段建立的平行机构填补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

我承认这是线性的,但这就是发展计划的本质: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正是如此”,她们说,“现实比线性阶段更复杂。一个成年人通过拥抱内在的童稚来获得进一步的成长,而不是通过边缘化童年,成为一个成人控制狂。”

我继续反对。活动家的运动建设者往往有困难的思考顺序, 然而,当我在研讨会上要求他们将自己最喜欢的战术写在纸片上, 然后要求他们在地板上排列这些纸片的顺序时,他们就能做到;而且,他们平时作为一个小组的成果,其实实践的正是这五阶段模型! 阶段性挖掘了一种原本难以获得的常识。这个模型说明了一种自然发展,一旦说明,就能支持统一化和应用。

女权主义者继续论证。“这个模型的线性并不适合复杂的社会。在一个社会地点,人们刚刚对一个不公正现象有了意识,而在另一个地点,有一个群体已经在建立替代方案,而在第三个地点  — — 同时 — — 有人在对抗阶段被逮捕。线性假装成一种连贯性,并不代表多样性的散乱!”

我们漫长的、常常是情绪化的对话,导致了队友们之间冲突的又一次胜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期待阶段性的迭代时,这个框架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 在历史进程的早期,组织者可能会发现这个序列只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然后不断重复。然后可能会到达第三阶段,再重复几次,直到第四阶段(大规模不合作)发生。这个序列可能会重复多次,直到最后,在足够多的社会/经济层面,随着协调性的不断增强,广泛的团结和联盟使它有可能完成整个五阶段序列。

运动可以用第一阶段的工作增加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入组织,支持他们度过激烈的第三阶段,而第三阶段又流向群众不合作,最后是平行机构出现。

其中一位批评家形象地展示了这样的框架修改将是周期性的 — — 脱离了父权制的僵化,将类似于一种海洋动物的结构 — — 贝类鹦鹉螺。

鹦鹉螺长这样

这样灵活地修改框架,也使它对在一个没有面临革命形势的民主国家中开展的运动更加有用。一场运动的目标可能是法国劳工战略家安德烈·戈尔茨所说的 “革命性改革”。这种运动只需预测前四个阶段,有时只需发动前三个阶段,就能取得胜利。

【注:革命性改革,是设想的而不是根据在既定制度和行政管理范围内可能发生的事进行的改革。 并不威胁现有的结构。】

我喜欢这种做法的谦逊。目前,我们无法预测1%的权贵对变革的抵触会在多长时间内与气候危机相结合,形成革命性的局面。社会的两极分化继续加速。我们可能会展开一场运动,期望它只运行三四个阶段就能获得特定的胜利,然而,如果自由主义民主” 的合法性迅速走下神坛,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们可以加深群众的不合作,进入平行机构的阶段,即 直接行动。

这种准备是2011年埃及亲民主力量发现的有用之处。全球非暴力行动数据库里有很多案例,足够说明当危机的深化超出了未来改革者的预期时,他们如何错失了机会。他们没有能准备好灵活地支持自己的运动,以充分表达可能被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

通过回应内森的挑战,我更加坚定了我作为一个终身活动家的身份,并获得了与今天的现实保持联系的工具,同时为明天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我很感谢一路走来遇到的许多人,包括长期的活动家 David Hartsough,他最近的跨国旅行使他相信这本书能解决今天的挑战,并帮助实现了新的北美版本。⚪️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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