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技术属于人民呢?

  • 这篇文章希望使用*直接行动*的思考方式,以抵制监视资本主义寡头为例,引导公民思考变革的途径

自疫情开始以来,苹果、Alphabet、亚马逊、Facebook 和微软的价值已经增加了超过1.7万亿美元。这究竟是因为这些公司提供了人们 “需要” 的技术,还是因为它们享有一系列的垄断权力,确保了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时期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控制权 ……

有这么多人被困在家里,这些互联网优先的公司当然有能力在大流行期间提供关键服务。

但是,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利用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人群的劳动来实现的 —— 每时每刻不停地提取并出售用户的数据,获得大量的税收优惠,以及以各种其他方式利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巨大弱点来达到目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崩溃,这些庞大的公司 —— 在 “正常” 时期已经是垄断企业 —— 如今正在变得更加不可一世。

对于这些公司和它们的技术,一方面,它们促进了前所未有的连接,解决了曾经难以解决的物流挑战,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它们造成了经年累月广泛的痛苦,公民该如何应对?能否让这些技术 —— 无论是算法还是它们的数据集 —— 都服从于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秩序的目的?简单说,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技术完全由使用它的人所拥有、其主要目的是真正地帮助人类,而不是为把1%攫取财富?

数字化和私有化

这个社会的数字化是一种积极的私有化形式。

早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Jathan Sadowski 就将智能技术定义为 “嵌入数字技术以进行数据收集、网络连接和增强控制的技术”。

Sadowski 以智能牙刷为例。这些产品会记录你刷牙的详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发送到某个制造商或第三方维护的云服务器上,然后你和你的牙医可以通过某个应用程序来访问这些数据,不仅可以指导和监控您的刷牙情况,还可以对其进行评分。不难想象,在这个世界里,这些数据也会被出售,或者被牙科保险公司分析,用来计算你的月保险费 —— 现在它已经实现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地审视保险业的数字化,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足够说明数据提取和监控技术的使用是如何成为问题的。

在这里,数字系统不仅放大了该行业作为 “私人生活监管机构的最大来源之一” 的记录,而且被部署在改变保险的逻辑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上。公司希望根据个人的每一个行动的连续数据流来单独评估风险,而不是通过为政策选择提供信息和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某种互助的总水平来评估风险。

正如 Sadowski 所阐述的那样,这里的操作原则很明确。“保险公司必须承担的任何风险都是潜在的损失,保险公司必须支付的任何索赔都是利润的损失,防止这种损失意味着控制风险和索赔的源头:就是客户本身”。

有像 The Floow 这样的初创公司,根据从您手机上收集的数据(GPS、加速度计、屏幕时间等)来分配司机的所谓 “安全分数”,预测事故风险。也有像 Progressive 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汽车上安装监视设备,详细记录您如何以及何时超速和刹车、您是否在所谓的 “危险” 街区或在奇怪的时间开车,并确保你的保险费与你的 “危险” 行为相匹配。

还有一些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与家庭保险公司等大型保险公司合作,目的是把你的家变成另一台联网电脑,里面装满了其他联网设备,不断地把数据流传回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可能会坚持认为,这样的制度会更 “公平”,他们觉得这样更准确地反映出个性化的风险,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新定义公平这个词。而不是 “将风险分散到整个人口中,以对冲生活的变幻莫测”,人们被要求相信 “任何人都不应为集体利益承担任何费用或风险”。

这是一种监视和控制的形式,向人们推销的是对个人的好处,只要个人遵守由公司和算法决定的非常严格的规则 —— 即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它现在覆盖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您拥有的每一件产品,您做的每一件事。

这种思路是在以公平的名义为歧视做辩护并提出要求  — — 使不正当和不平等的后果成为想象,因为在这种新的逻辑下它们是 “公平的”。这代表了想象力的巨大失败,这些技术的部署是为了强化不平等的覆盖现状,而不是 “将更好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减少阻碍社会繁荣发展的集体不安全感”。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为奇,正如 Astra Taylor 所写道的那样,资本主义是 “一种不安全的机器”;我们的体制 “通过设计破坏稳定:市场力量使社区覆没,并使旧的生活方式瓦解”。

Taylor 解释说,动荡和不安全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安全性” 是 “古老的概念和理想”,但是,数字技术允许更大的动荡和剥夺,从而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私人所有权和投资。资本主义的不安全机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一点,Taylor 解释了如何在房屋中使用监视和控制:

“不透明的信息收集和预测分析系统为新形式的歧视和红线提供了便利,将某些人群标记为犯罪威胁,或将他们引导到次贷金融服务、掠夺性抵押贷款和剥削性租赁市场,增加了住房的不安全性”。

大企业利用大规模的驱逐和取消赎回权,导致2008年黑人和棕色人种借款人和房主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些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行为 “为新的算法驱动的土地掠夺打开了空间”,让机构投资者买下危机期间收回的财产。随后,新的数字技术浪潮应运而生,不仅为投资者简化了这一过程,而且加深了最初造成抵押贷款危机的旧的歧视性等级制度

算法根据 “社区的可取性、是否靠近就业中心、交通便利性、社区设施、建筑类型以及所需的持续资本需求” 来决定购买哪些房产。其他算法则决定完全锁定某些人群 —— 或者将他们纳入其中,以便更好地利用他们,实现超额回报。

将所有这些算法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是如何通过确保对某些 *被认为* “风险过高” 的人口的处分权,来保证投资(和特权居民)的利益。

数字化使那些拥有巨额资本的人能够用基于监视、控制和算法的新暴政系统取代旧的压迫性系统。

一系列网络平台针对大量的原子化个人以操控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人仅仅被视为市场上的消费者,为住房和保健等商品竞价,而不是拥有某些权利和人权的公民。它还使公司能够以私人化的公共产品扰乱旨在帮助大众的公共产品,这些产品除了扩大规模和保持市场支配地位之外没有其他动机。

考虑一下打车公司 Uber。它的平台让它在与现有的交通方式(地铁、公交车)竞争时、以及在无视法规的情况下(与出租车服务竞争时,完全无视监管)而发展得如此之大。Uber 的数据提取产生了关于司机和乘客如何使用其该平台的见解,使该公司有更多的筹码以削弱竞争对手,并留住司机和客户,这与公共交通的目标完全相悖 —— 目标本该是确保普及和最大限度的覆盖。

It is within cities we will have the best luck in building viable alternatives that us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ake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services)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market.

请注意,这种走向监视和控制的行动正在所有行业中发生。它的特点是,反竞争、享受大量补贴、并积极寻求改写法规,以进一步巩固其权力。

这意味着,很少有初创企业有真正赚钱的打算,它们更注重规模、控制、市场主导权和监管捕获。

它们得到了风险资本家的大量补贴,这些资本家乐于接受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希望一旦它们实现垄断,最终就能够提高价格或以其他方式将消费者货币化,从而迅速赚回它们通过人为压低价格摧毁竞争对手所花费的所有资金。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一发展持积极态度。写出《大数据》一书的奥地利法律学者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认为,“现在少数有远见的公司正在采集和分析的大量数据,将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并摧毁现有的商业模式……”。

他的第二本书《大数据时代重塑资本主义》则更加雄心勃勃,他写道:“一旦[大数据]在整个经济中得到有效利用,大数据不仅会重塑资本主义……而且会终结资本主义” 即取代价格体系。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却是,当大数据破坏价格体系时,它最终会促进一个狭隘的资本家阶层的利益,而不是重塑这个体系。市场上数字技术的激增创建了一个无法确定真实成本的系统 ——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苏联的Gosplan中央计划型体制的继承人。

技术可以成为大众的吗 —— 以Uber为例

未来的重要问题是,我们能否设计出一个更好的系统来取代现有的系统。广义上讲,技术有能力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但迄今为止,硅谷部署科技的方法是为了从弱势群体身上攫取财富,利用无尽的风险投资压低其他企业的成本,并控制、监视和货币化大众的行为。我们需要非市场化的、民主化的替代品。

与其让Uber这样的打车公司让交通变得更加糟糕、因产品定价过低而损失无穷、并给工人支付贫困水平的工资 …… 我们应该渴望建立一个免费的、人人都能使用的交通系统,最大限度地覆盖乘客,同时确保司机和运营商的公平工作条件。

如果你需要去某个地方,你不应该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负担得起。

如果你想在交通领域找到一份工作,就不应该担心在拥有这份工作的同时是否能够维持生计。

我们还应该渴望采用能从根本上减少城市污染、交通拥堵和事故的交通方式,同时尽量减少那些不能做到这点的交通方式。对汽车和私人交通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决定了我们的社区和城市的规划方式。

很难想象有哪个城市能够认真地与腰缠万贯的大公司的相提并论 —— 或者说在获得计算资源的能力方面与其相媲美,无论是谷歌、亚马逊还是 Uber。

实际上,亚马逊的 HQ2 奇观 —— 当百余个城市抢着说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把他们自己的的后院落脚的时候 —— 不禁令人怀疑,即使是城市联盟也很可能无法挑战一家公司。

然而,在城市中,我们将有可能找到使用数字技术将运输(及其他服务)从市场手中夺走的可行替代方案。

首先要做的就是夺取乘客和司机在Uber平台上产生的数据。欧洲司机已经在起诉,要求获取 Uber 算法产生的关于他们的数据,但这还不够。这些数据需要被当地、州或联邦当局查封,或者将其共享作为获得运营许可的条件。

在Uber最大的一些市场,正出现不可思议的机会能做到这点。在加州,Uber 和 Lyft 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司机被重新归类为雇员,他们就会退出;在伦敦,Uber即将失去运营执照,监管当局可能会以交出Uber的数据为条件 —— Uber自己也在IPO申请文件中承认,没有这些城市它很可能无法生存。

巴塞罗那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实验,UCL教授、西班牙政府的长期技术顾问 Francesca Bria 多年来一直帮助巴塞罗那率先进行这样的努力。

在那里,数字技术不仅被用来扩大参与式民主,让公民积极创造政府议程,而且防止“智能城市”成为典型的趋势。

一方面,这意味着与技术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添加附带条款,要求数据要么归公众所有,要么归政府实体所有;另一个方面,Bria 认为,这涉及到创建一个新的数字基础设施,让人们了解自己正在产生什么数据,“他们想要分享什么数据,与谁分享,基于什么,用来做什么”。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争论私营公司是否可以说他们能全权拥有收集和解释数据(而不仅仅是产生数据)的仪器 —— 也就是有关的传感器和算法。毕竟,如果不能使用这些数据,更不用说让这些数据变得有意义,那么这些从Uber那里缴获或强行交出的数据又有什么用呢?

城市需要找到某种方式来获得分析这些数据(取代那些暗箱算法)所需的计算资源,以便适当地监管或模仿其服务。

最直接的想法可能是简单地公有化例如 Uber 的平台,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运营。但是,Uber 平台本身及其算法的设计,完全是为了实现公民不感兴趣的结果:增加对私人交通的需求,增加司机数量以减少等待时间,增加乘客数量以增加收入,从而增加污染和拥堵。

最后一个问题是,需要管理多少东西。我们应该使用数字技术来强制执行严格的统一性、还是鼓励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进行多样化的试验和解决?不同的城市在交通系统上有明显不同,不同的人口结构引导着交通模式,不同的城市组成决定了交通可能在哪里流动或不在哪里流动,以及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

在一个受城市扩张影响的地方,要减少车辆拥有量与交通量,可能需要与大量人口为通勤者的城市不同的公共选择。城市和城市空间应该是独特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人们决定或拒绝收集的数据也应该是独特的。

最终,政府和公共团体不能寻求简单地模仿 Uber 或亚马逊或 Facebook 或谷歌,因为这些寡头服务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将用户货币化为提取财富的机器。而具体到 Uber,它的诞生就是为了用私人交通取代大众交通。民主化必须建立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数字技术不需要与公司甚至市场捆绑在一起,它们可以服从于创建明确的非市场形式的社会协调的任务。

公民必须摆脱那些把这些技术和相关机构描绘成市场和资本主义活动必然性的说法。不必在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即使不确定它将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如果真的要减少这个世界的歧视和不安全程度 —— 这正是目前的数字技术部署在市场上的特点,而不是一个错误 —— 就必须积极地进行实验来找到方法。⚪️

What If Technology Belonged to the People?

发表评论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