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界的威胁:语言游戏与意识形态

  • 有很多语言游戏可用。有些服务于建设性的目的 - 例如当我们提供真诚善意或支持性的话语时;然而,其中一些语言游戏则旨在操纵受众并促进邪恶的意识形态。它是如何威胁和愚弄我们的?

被称为哲学界的 Kanye West,Ludwig Wittgenstein 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为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数学哲学都做出了贡献。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怪的、神秘的人 — 他的写作更像是诗歌而不像是哲学。讲课的时候他从来不使用笔记,相反,他经常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思考自己摆在学生面前的问题,通常使用一系列的例子来梳理结论。他对哲学问题和窘境的解释与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都不同。

然而,谈到语言,维特根斯坦的解释远没那么深奥。对他来说,言语是一种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 事实上,这就是赋予它意义的东西。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当语言失败时人们就会变得懒惰,反之当我们使用语言来进一步推进特定的议程时,问题就会出现,特别是如果这些议程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的话。

有很多语言游戏可用。有些服务于建设性的目的 — 例如当我们提供真诚善意或支持性的话语时;然而,其中一些游戏则旨在操纵受众并促进邪恶的意识形态

词语创造了概念:好与坏,天堂与地狱,神灵与恶魔。用让·巴蒂斯特·吉拉德(Jean Baptiste Girard)的话说就是,“通过语言,我们学习思想,通过思想,我们学习生活。”人们使用的语言为意识形态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从体育到宗教,从政治到学术,意识形态显然发挥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意识形态令人上瘾。虽然,与成瘾不同,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信念的动态,而不是神经化学过程,它需要不断强化和补充。但就像其他物质戒断一样,意识形态的退缩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症状包括烦躁,疲劳,失眠,头痛和无法正视自己。

人们常常深陷与他人沟通中的激烈方式,特别是在政治和学术界。人们为什么要如此冲动的争论呢?坐下来以更明智的方式讨论我们的分歧是不是太难了?是的,非常难。部落主义似乎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人们彼此间正在玩非常不同的语言游戏

这些零和游戏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妥协就是承认失败。真想在此是最先失败的,直接被扔进了后备箱里。

在孤立的学术圈内,意识形态上瘾者通过与其他信徒交流和合作从而获得认可和加强。意识形态验证满足了两个基本需求:信心和目的。

一种持续的怀疑状态会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腐蚀性的影响 — — 人类需要以最佳方式运作的目的,而过多的怀疑则阻碍了这一点。意识形态成瘾似乎提供了这个目的; 瘾君子的行为受到满足意识形态瘙痒需要的指导。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家认为人类发展的是社会上的地位,几乎没有生物或进化影响的空间。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了‘目的’,因为信徒(经常表现出福音派的热情)感到自己需要被迫捍卫和促进意识形态,并呼吁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如果一个人可以随时放弃成瘾,并且感到没有身体、精神或情绪方面的压力,那么,显然,此人根本就没上瘾。

然而,意识形态成瘾是一种绝对的游戏,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存在状态。这就像是湖人队或快船队的球迷:你不可能两个都是

有这样的情感和精神投入,信徒们就会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不仅仅是正确的观点,而是唯一的观点。这往往会导致几乎不可动摇的信念。显然,这事比宗教信仰要强大得多。

关于意识形态中毒,部分可以通过外群体同质性效应来解释。基本上,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群体的成员是独特的、特殊的存在,而其他群体中的成员则是单一信仰系统中的同质块。换句话说,我们过分简化了、刻板印象了并贬低了其他群体。通过将本群体之外群体描绘成“顽固不化的”其他群体,就可以不再需要将其成员视为个体。

由此,我们就可以默认自己的偏见。将其他人视为无定形的实体比将其视为一组独特的生物要容易得多。

佛教徒相信我们的思想会创造现实。如果意识形态影响我们的思想,那么,显然,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无论是否错误的观念都可以控制现实。绝大多数人都确信他们正在进行政治斗争 — 敌人就是同质部落的闯入者

在美国2018年,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发现,15%的共和党人和20%的民主党人认为,如果对方的人民不复存在,美国会更好。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党派偏见的影响会因交叉遭遇而减少,这种交往提供了一种共同点,一个政治对手可以抛开分歧并看到可合作的地方。如果一个富裕阶层的民主党人和一个工人阶级的共和党人都参加同一个教会,那么,每周至少有四十五分钟,他们可以把彼此的分歧留在大门外,并以社区的名义走到一起。

然而,要知道,在流行指责的时代里,将个人分类到特定部落这事已经大大减少了任何交叉关系的可能性。

如今所有人生活在一个彼此怀疑对方的时代,这些基本上没有道理的怀疑加强了狭隘的忠诚

在政治和学术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引发了危险的言论和可疑的理论。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生存时刻:充满主观真理、美德信号和戏剧性的反弹。而这种反动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启蒙运动强调的睿智和科学方法激发了浪漫主义运动,人们转向直觉、自然和超自然现象。我们各自现在生活在*自己的*浪漫(或非浪漫)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个人真理比实际真理更重要吗?学术界提供了答案。

当然,教育比无知更有帮助。当然,应该大力鼓励对教育的追求。至少,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谈论教育的方式。嗯,这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教育方式。

今天,意识形态和语言游戏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正在学习,但学的什么?以文学理论为例,它解释了为什么三十名学生阅读同一本书,然后在学期结束时写论文,每个人都争论一个单独的案例,以说明文本的真正含义。这是一个由理论家、作家和哲学家构​​建的思想流派,它提供主观模板,允许个人以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解释文本。

基本上,通过应用最好的理论设备,个人可以争辩说该文本基本上就是在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以 Mary Shelley 的“Frankenstein”为例。受理论影响的读者可能会看到 Victor Frankenstein 的创作,一个丑陋的但有智慧的生物,作为毒性阳刚之气的物理体现。不幸的是,这些用于观看文本的镜头现在正被应用于科学和现实的基本原则。

为了理解世界,社会建构主义者参与了肮脏的语言游戏,一心想要剔除生物学上的理解,这些理解能通常支撑着我们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进行更谨慎的思考,建构主义者正在忙着重写科学词汇。以性为例。通常,性被认为是生物学事实。身体分为两类 — 男性和女性 — 具有不同的染色体,生殖系统,激素和性特征。然而,根据女权主义法教授 Julie Greenberg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指出的,她的生殖功能被认为是女性的特征。医学界决定卵巢的存在与否是决定性别的最终标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怀疑论者认为性差异是由医学专业人士推动的异性恋假设产生的,其中大多数是男性,从而使性成为父权制的一种结构。真理的基本原则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是武器化的。

学术文化表面上是指导教育者如何教学的文化、和学生如何采取批判性的方式思考,但如今它已被教条化的甚至狗哨化的东西所覆盖了。正如 Michael Gurian 在“拯救我们的孩子”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社会上有许多有权势的男人但也不能因此认为男性能比女性做得更好。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强调了这一点,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白人女性往往有更好的健康,更高的成绩,更高的大学毕业率,在家庭和学校也都比白人男性更安全。这一结果同样适用于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美裔和亚裔美国男性和女性的比较。如果这些报告被学术界轻易忽视,那么学术诚信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击还奇怪吗?

2016年有一篇关于性别理论与气候变化的论文,题为“冰川、性别与科学 — 全球环境气候变化的女权主义冰川学框架”,由俄勒冈大学的历史学家团队共同撰写,并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这里是该论文的摘要:

冰川是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关键标志。然而,性别,科学和冰川之间的关系 — 特别是与关于冰川学知识生产的认识论问题之间的关系 — 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女权主义的冰川学框架,其中包括四个关键部分:1)知识生产者; (2)性别科学和知识; (3)科学统治体系; (4)冰川的替代表称。将女权主义后殖民科学研究与女权主义政治生态学相结合,女权主义的冰川学框架在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产生了对性别、权力和认识论的有力分析,从而导致更公正和公平的科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篇论文充满了语言上的地雷。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语言游戏,其中作者使用旨在引发读者内心反应的令人回味的流行语。显然,像这样的论文旨在针对特定的受众。诸如殖民主义、边缘化、男性主义话语等术语,以惊人的频率出现,被用作语言设备,旨在吸引读者,事实上更多吸引的是情感而不是逻辑

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展示性别和殖民主义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女性和土著人民在历史上如何被排斥,如何相互促进和协调。而女权主义冰川学似乎是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的一个突变。新冰川学家不再满足于对性别动态的分析,他们声称替代知识可以解释冰川学活动。

当然,这样的胡言乱语并不新鲜。 1996年,Alan Sokal 在社交文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假文章。这篇假文章的突出源于其高度简化性,通过让一本著名的人文杂志发表这么一篇充满情绪化流行语的胡言乱语文章,Sokal 阐述了文化研究中的缺陷,特别是某些词语(通常缺乏语境)可能导致同行评审者放弃严格的评估。

最近,两位学者又在 Cogent Social Science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假文章,题为“概念性阴茎作为社会结构”,该作者认为,人们不应该将阴茎视为一个身体器官:“解剖学阴茎可能存在,但作为变性女性在手术前也有解剖学阴茎,阴茎相对于男性是一种不连贯的结构。“作者认为,概念阴茎不是作为一个解剖学器官而是作为一种“与表演性男性气质同构”的社会结构,才能被更好地理解。

就像 Johnny Depp 和 Benicio Del Toro 在“恐惧和厌恶”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似乎正在关注一个充满酒驾的高速公路。正如 Nietzsche 的概述所言,醉酒和疯狂是 Dionysian 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打破了一个人的个性。

意识形态正在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因为它直接吸引了基本的本能和情绪反应,从而绕过了过程中的理性和逻辑。对于一些不加思索的人来说,某些意识形态可能就会让他们感觉正确,但如果可以想到存在相反的证据,这种感觉就会减少。

如果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能说明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所有人正在遭受信息超载的困扰。我们每天都受到如此多的信息的轰炸 — 从广告到政治诽谤,阴谋论到伪科学事实 — 这些信息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欺骗,通过吸引人们的情感和归属感来取代推理

归属意味着属于一个具有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精神的群体的特定渴望。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盲点视而不见,对自己的感受和偏见如何影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无所知。意识形态就像一个接受奥斯卡奖的演员:满载的情感和零理性。

想象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一个意识形态受理性支配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意识形态战争就没有什么需要或空间了。暴露于相同的事实中,我们最终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偏见仍然可以发挥其有害的影响)。

当理性与主观品味 — 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因素不一致时,后者几乎总是取得胜利。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中看到的那样,意识形态可以使我们离理性越来越远。历史告诉我们,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意识形态造成的毁灭。通过了解意识形态的危险,也许大学校园可以重新获得真理和理性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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