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间谍生活” — — 在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监视之下

  • 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隐藏的人,应该意识到:有没有需要隐藏的东西这件事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监视者

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特工窃听她,说服她的朋友窥视她,并在她只穿着内衣时偷拍她。

大约有 70 名警方线人和间谍密切关注着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人类学教授凯瑟琳·韦德里(Katherine Verdery),她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作为研究罗马尼亚人类学的研究生访问了那个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

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没有对其他美国公民进行过如此密切的审查。

1989 年共产主义倒台后,Verdery 获得了 2,781 页的档案,并将这些资料转化成了一本 344 页的书,“我的间谍生活”。

这本书最近被翻译成了罗马尼亚语,陈旧的伤疤被揭开了,同时也挑战了罗马尼亚人对他们历史上的黑暗篇章的记忆。

当年作为一个年轻而天真的美国学者,Verdery 自己承认,她并不理解应该如何适应这个东欧国家。在冷战期间,罗马尼亚政府认为被送到该国的美国学生都是西方特工,而且当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无意中将自己的摩托车开到军事基地时,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被认为是间谍的怀疑,虽然在那个时期负责监视她的官员最后得出结论她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

当最终发现自己曾经被视为美国间谍的时候她真的很惊讶,她说,“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监视的程度比我预期或想象中的状况要大太多。”

罗马尼亚秘密警察(Securitate) 负责报告她的一举一动,有时是每天连续 16 个小时的监控;酒店接待员举报她的行踪,其他人偷翻她的行李箱,偷走她的笔记本;她去过的所有地方都被偷拍和窃听;秘密警察威胁她的朋友和熟人举报她。

他们担心她会以不利的方式描绘罗马尼亚,或者在报道中对罗马尼亚最惠国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监视者给 Verdery 起了各种代号:“Vera”,“Vanesa” 和 “Folklorista”。

Verdery 感到愤怒和沮丧,她开始试图理解和记录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目标。这里不仅有监视,还有背叛,发现自己曾经信任的朋友居然为秘密警察工作,这种感觉真的糟透了。

她再次回到了罗马尼亚,在那里她寻找、会见、讨论,并最终原谅了曾经负责监视她的亲密朋友和同事。

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当年的涉事者有些已经死了,另一些断然否认,一位女士甚至责备 Verdery,认为是她让自己变成一名告密者的。只有一个人道歉。

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不同,罗马尼亚没有调和秘密警察 Securitate 对社会的阴影和腐蚀作用。那些秘密警察渗透在各行各业中,监视公民扼杀异议。

观察家说,旧的 Securitate 间谍网络仍在继续运作。“这些思想警察活跃于政治和新闻界; 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政治科学教师阿曼德•戈苏(Armand Gosu)说,他们和以前一样活着,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愈合……

上个月在罗马尼亚出版的“我的间谍生活”这本书似乎有了一种宣泄的效果,尽管有些人批评她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这本已售罄的书打开了旧的伤口,并受到挑战。罗马尼亚人要面对他们过去的艰难篇章:Securitate 秘密警察的普遍存在。

一位罗马尼亚读者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被告知不要在学校和幼儿园随便说话; 我们的父母因为害怕而不会在我们面前说话 ……在共产主义结束近 30 年后,人们仍然担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困境。罗马尼亚人生活在一种你无法信任任何人的创伤中,而且至今都没有恢复“。

信任是最难重建的东西,中国的民间告密者的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下,在许多年之后很可能仍然令这个国家难以获得信任的安全感。更可怕的是对隐私的误解和漠不关心,当一个中国人是群主要求所有人使用实名时,你应该能体验到这个社会已经处于何等的危险境地。

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不仅仅限于罗马尼亚和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思,而是整个世界。当下世界正处在又一次的监视文化高峰,侵入性的数字技术激发并为这一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不仅是当年的秘密警察变成了如今的网络水军和网警,还有国际间问题,曾经使用线人渗透以操控另一个国家的选举的计划,如今只需要在 facebook 上修改一个小小的算法。当年为斯塔西提供信息的人是有钱拿的,而如今把珍贵的私人信息公然扔在网上的人们什么都得不到,却轻而易举地丢掉了基本人权。

延伸阅读:《硅谷巨头如何用算法操控墨西哥选举

任何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政权都在表明,其必然是一个压迫性政权,就算其中并无心怀不轨的官员借机为自己牟利,也同样如此,这是其做法本身的性质。不论监控的结果是否出现滥用,都无法回避问题的关键:它本质上就构成了对自由的严重侵犯。

监视文化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认为自己对权力俯首帖耳就能幸免的误会极具危害性。就如南德意志报记者 Hans von der Hagen 所言,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隐藏的人,应该意识到:有没有需要隐藏的东西这件事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监视者。

这本书对前共产主义国家监视的描述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对当下无孔不入的监视世界中的人们来说,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改变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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