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被害异议记者 Khashoggi 的遗作:给中国读者一些共鸣

  • 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一方面是为祭奠沙特著名的异议记者 Khashoggi,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有些部分对阿拉伯世界的描述,中国读者应该有同感。我们添加了一些编者按,将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与中国社会做出对比(根据 [] 中标注的数字,对应文章后面的注解)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自由之家出版的 2018 年“世界自由”报告,得到了一个严肃的认识。阿拉伯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被列为“自由”,就是突尼斯。约旦、摩洛哥和科威特排在第二位,其分类为“部分自由”。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均被归类为“不自由”。

生活在这些国家的阿拉伯人要么不知情,要么被误导。他们无法充分解决影响该地区及其日常生活的问题,更不用说公开讨论了[1]。政府主导的叙事在公众心理中占主导地位,虽然许多人不相信,但绝大多数人都成为这种虚假叙事的牺牲品[2]。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

2011 年春天,阿拉伯世界已经成熟,充满希望。记者、学者和普通大众对各自国家内一个光明自由的阿拉伯社会充满期待。他们希望从政府的霸权和信息的一贯干预和审查中解放出来。但这些期望很快就破灭了; 这些社会要么回归旧的现状,要么面临着比以前更严峻的局面。

亲爱的朋友、沙特作家 Saleh al-Shehi,写了一篇在沙特报刊上发表的最著名的专栏文章,不幸的是,他现在被判处五年徒刑,只因他的表达和官方叙事不符。埃及政府收走了报纸 al-Masry al Youm 的整个印刷版,却并没有激怒或引起同事们的反应 [3]。这些行动不再能带来国际社会强烈抵制的后果。相反,这些行动只能引起短暂的谴责,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4]。

结果是,阿拉伯政府获得了肆意的自由,继续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令媒体沉默。曾经有一段时间里,记者们认为互联网能够从与印刷媒体相关的审查和控制中把信息解放出来,但是,这些依赖信息控制的政府已经积极地阻止了互联网,他们还逮捕了当地记者,并向广告商施压,要求他们遏制特定出版物的收入[5]。

有一些地区继续体现着阿拉伯之春的精神,比如卡塔尔,该国政府继续支持国际新闻报道,与其邻国维护信息控制以支持“旧阿拉伯秩序”的努力相反;即使在突尼斯和科威特,新闻也被视为至少“部分自由”,媒体关注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大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他们对为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也门的记者提供一个平台犹豫不决。甚至黎巴嫩,阿拉伯世界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皇冠上的宝石,也成为亲伊朗真主党的两极分化和影响力的牺牲品。

阿拉伯世界正面临着自己的铁幕版本,不是由外部行动者强加的,而是通过国内力量争夺权力。在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机构,在培养和维持自由的希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人需要类似的东西。1967年,“纽约时报”和“邮报”共同前身“国际先驱论坛报”,后来成为世界各地声音的平台。

“邮报”主动翻译我的许多作品,并用阿拉伯语出版。为此,我很感激。阿拉伯人需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和讨论美国和西方民主的各个方面和复杂性。如果埃及人读到一篇揭露华盛顿建筑项目实际成本的文章,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类似项目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中的含义 [6]。

阿拉伯世界需要现代版本的跨国媒体,以便公民了解全球事件。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阿拉伯人的声音提供一个平台。我们遭受贫困、管理不善和教育水平低下的困扰,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论坛,与民族主义政府通过宣传传播仇恨的影响隔离开来,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才将能够解决其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7]。

— — 编者按 — —

[1] 中国的 GFW 造就的就是这样的局面:超过一半的人民被官方叙事所误导,虽然另一半能突破封锁,阅读到更多来自国际的声音,但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依旧将“主流媒体”甚至是中文媒体的信息视为主要认知来源、将微信的文章转发到 Twitter。

人们正在“主动”居于一个认知循环中。不知情就无法解决问题,就像戴着眼罩行军,只能被牵引。“权威”是最具牵引力的手,而众所周知,它们始终将权力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人们无法发现这些,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2] 成为虚假叙事的牺牲品是如今绝大多数人的危机,它容易到超乎想象。虚假叙事并非顶着官方媒体的帽子的发言人那般显而易见,互联网让政治宣传能够披上形形色色的羊皮,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看清它的嘴脸。中国读者熟悉的网络水军、“高级五毛”、“大外宣和假外媒”,相比下都是简单和容易判断的,然而社交工程技术正在迅速被宣传行为所掌握,它的最大效力就是能让您在不知不觉中被误导。批判性思考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3] 最可怕的不是无法预测的迫害,而是人们对迫害的习以为常。权力的肆无忌惮正是因为他们很了解这一社会心理 — — 当黑暗变为“新常态”,人们首选的往往是努力让自己去适应它。

[4] “短暂的谴责和长久的沉默”,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世界的反应,也是对中国的、对很多国家的习惯性反应。如您所知,我们对“地缘政治游戏改善人权拯救老百姓”这一逻辑表示高度怀疑,我们认为它只是当权者的游戏,基于当权者的利益,很多时候甚至会牺牲人民的利益。我们毫不留情地称“人权外交”为“人质外交”,当一位著名异议人士被他国高调庇护的时候,其中某一国甚至两国政府均满足了利益需求。但是,除了被庇护者一人之外,其母国所有人均没有自由。人权状况依旧。而那个“行善”的国家并不在乎后者。

[5] 集中化网络只是令权力更容易追踪和迫害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

[6] 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跨文化传播 #OpenChina 让中国读者能使用自己的母语深刻体会到真实的世界。如今中国的翻译者已经非常多,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均有巨头企业和政府的资金背景,他们无法完整地呈现这个世界;即便没有这样的资金背景,也被审查所困扰、被信息消费市场的“口味”所绑架,而后者的造就就来自于长期的审查制约。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有能力、有动力的跨文化传播者,并且需要能摆脱来自权力的利益诱惑和来自市场的流量痴迷,能在压力和清贫中撑起一片自由空间的勇者。

[7] 最后这段话我们表示强烈认同。当一个社会只关心自身问题而不关心整个世界的时候,它是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这一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尤其突出:全球的专制政权彼此模仿管制方案、跨国购买监视技术,中国即是购买者也是输出国,这显然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由于中国社会的封闭,人们往往只对本国发生的事感兴趣、只能被自身立即就会面临的危险所触动,很少有人能基于审查和监视本身进行思考 — 因为只有基于这些危害互联网自由的行为本身进行思考,才有希望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认为,人们有必要改变思考方式,以便做到当其他国家出现一种新的入侵和监视手段时,其应对方案能即时惠及全球所有互联网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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