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客的政治

  • 政治学者 Hélène Landemore 问道:如果政府是执政为民的,为什么人民不能执政?她提出了一种革新的民主体制,并且已经在不同国家进行了小范围实验,效果令人惊喜。是时候思考这个问题了:旧的民主正在死亡,新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

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富裕的、民主的国家的公民,有着充满热心的领导人。每年至少一次(比如说秋天)去投票站投票是您的权利和公民义务。想象一下,在您的国家,这一行为不仅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政府的每一级设计都是以民主选择为前提的。如果选举日没人来投票,国家的上层建筑就会崩溃。

所以您要尽量负责任。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了解情况。当选举日到来时,您做出的选择将是在您所能辨别的程度上被认为对您的国家最明智的选择。

然后,随着早间新闻传来选举结果,您的心也凉了半截。在一场选举中,您最兴奋的候选人、一个承诺要清理那个不健全的体制的改革者,输给了现任者,而现任者与强大的组织和极端富裕的捐赠者穿着一条裤子。

另一位政客,您上次投票后上任的人,她却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是与自己的党派步调一致,违背民意做出决定。而她再次当选,显然是在她的政党的帮助下。

在您的国家,有一种观念认为,民主结构保证了政府的民心所向。然而,当选票被统计出来时, 您才发现,该流程的建立为的只是违背人民利益的极少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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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什么纠正的途径吗?人们可能希望有纯粹的直接民主 —— 没有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每个公民都能对每一项有关政策、法律和国外行为的重大决定进行投票。

但这似乎是一个多数派暴政和程序性疯狂的噩梦。人们如何才能在具体的细节上讨价还价,并通过对话来形成有约束的、持久的法律?

另一种选择是专注于影响那些对政治结果具有明细影响力的组织和商业利益。但是,这种方法就如说客进行暗箱操作的手段违背了民主的承诺。

竞选资金改革(禁止黑钱)可能会清理滥用现象。但它并无法确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代表您的政治家能够倾听您的想法并采取行动。

学者 Hélène Landemore 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试图理解民主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她是一群学者中的一员,其中许多是年轻人,他们试图解决民选民主代表制的问题 —— 解决一个被广泛认为 “根本没有问题” 的制度中的缺陷

在她的著作《Democratic 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Princeton, 2012)中,她挑战了少数人的领导力优于大众的领导力的观点。她即将出版的新书,目前名为《Open Democracy: Reinventing Popular Rule for the 21st Century》,设想了由群众领导的真正的民主政府可能是什么样子。她的模式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即 如果执政为民是一个目标,那么人民就应该进行治理。

Landemore 指出,“开放民主” *并不*以选举职业政治家担任代表角色为中心。而是通过一种大致类似于陪审团义务(而非陪审团选拔)的方法来决定领导力:每隔一段时间,您就会被选中,您就需要履行公民义务 —— 在这种情况下指在立法机构中占据一个席位。

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您的工作就是与单位里的其他人一起解决问题,指导国家的发展。任期到了,您就会离开办公室,回到普通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罗格斯大学哲学教授 Alexander Guerrero 说:“就是把随机选择的公民放到政治权力中去,或者让他们在协商机构或公民大会上扮演某种政治角色。”

他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主张以随机选择代替选举 —— 这种制度在古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一些先例,他把它称为 “抽签制”。(这是他自己即将出版的书的基础。)

在开放的民主制度中,Landemore 设想了与众包反馈渠道和其他措施相结合的抽签制度;目标是将权力从少数人手中转回到多数人手中。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制度似乎令人心惊肉跳 —— 这在政治上相当于把你那辆脆弱的老爷车借给街坊邻居家那个容易冲动的乱扔垃圾的十七岁少年。然而,许多直接的反对意见在思考之后就会消失

培训和资质问题呢?不用担心,当前的立法者的背景多种多样,这些人是从实际工作中学到的足够知识。认为选举是一种技能检验的形式吗?也不用担心,因为在通过抽签填补其职级的政府中,传统竞选活动中所测试的技能(筹款,吹捧,实地宣传,演讲等等)都不再需要。

某些人可能会担心承诺和连续性问题 —— 这种想法是,最好由一群积极主动的政治专业人员为我们服务,他们会带来经验和人脉关系。但从历史上看,此类担忧并没有令选民们太多担心,对于选择局外人和怪人担任重要角色来说,选民们似乎没什么保留意见。(近年来不是很流行政治素人么)

Landemore 的开放民主模式旨在与人们直接合作,不需要重新培养或接受特殊的教育 —— 并且其支持者将这一想法描述为持久,精致、能有效够传达民众情绪的渠道。

“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都在失去被感知的合法性”,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领导力和民主价值观教授 Jane Mansbridge 告诉我,“开放民主的魅力在于,它不仅对民主原则的复杂性有坚定的理解,而且对如何使这些原则以符合人们最深层直觉的方式凝聚在一起,有扎实的理解。”

她认为这是对人口规模层面的问题(如气候变化)的恰当回应,这些问题似乎需要比专业化领导力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更加普适和意志坚定的方案。”Landemore 非常站在世界上所有年轻人的一边,他们都在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Mansbridge 说。

Landemore 自己会指出上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 两位候选人之间的较量,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支持率最低的一次,如此不受民众欢迎。大约十分之四的合格选民都没有去投票,而特朗普却违背了大多数投票的公民的意愿当选。这样的结果似乎有悖于民主的前提。随机挑选领导人,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难道会更糟么?

今年冬天的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去拜访 Landemore。“我想我在装修这个地方的时候足够减寿5年了”,当我走进位于纽黑文的科德角风格的房子时,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 Darko Jelaca,一位工程师,以及他们的两个年轻的女儿住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这么做”。

我们坐在一个明亮的小屋里的长餐桌旁。43岁的 Landemore 身材高挑,金色的长发向后梳成马尾;她穿着格子法兰绒纽扣衬衫、牛仔裤和羊皮靴。她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一个村庄里长大,十八岁时,她满怀憧憬地来到巴黎,想在高级的亨利四世预科学校占个位置。

她最终进入了高等师范学院,该校致力于将优秀的年轻人引导到一个魅力化知识分子的彼岸。Landemore 当时对哲学充满了激情,她的兴趣来自于一个困扰她少年时代的问题。为什么要做正确的事?她的父母是无神论者,她从小就没有信仰。在没有上帝和中介神职人员指引的情况下,她想知道我们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哲学为她提供了第一个半成品答案。在学校里,她爱上了大卫·休谟的作品,休谟的人类激情理论触及到了决策,但这条路只带她走了半程。她开始研究理性选择理论,并在法国顶级政治学院 (Sciences Po) 上课。在此之前,Landemore 对政治并没有太多兴趣。(她最早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小说家)

但该领域与社会科学和决策行为的交集令她着迷,于是她安排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在那里她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理性选择和博弈论。

她收拾好在巴黎的生活,降落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带她去哈佛校园,还以为司机会被这个花哨的地址所打动。“我在法国的机构接受过培训,他们告诉你说,你知道,‘你是国家的精英,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我相信这一点”,她说,“但是,那位司机对对此完全无感”。

相反,他们谈到了司机的工作。司机宣布了他的年收入,这让 Landemore 大吃一惊。(他做得真的很好!) 她喜欢美国社会似乎充满了这种平等主义的惊喜,而不像法国那样,对旧的地位标志有所尊重。

“这真的打动了我 —— 你可以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与出租车司机公平竞争,就像你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与护士公平竞争一样”,她说。

“当然,这不是真的:这个国家的金钱扭曲是非常有问题的,在政治和经济上。但是在社会层面上,人们却表现得好像认为这并不重要,这很了不起。” 让她不解的是,这种开放性并没有在美国的体制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到那时,Landemore 已经得出结论,个人做正确的事基本上是出于自我利益:为了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赢得尊重,避免被报复的负面循环 —— 这些激励因素很可能会被带到他们作为领导者的工作中。

不过,群体为什么做正确的事,是一个更棘手、更有趣的问题。在复杂的社会中,自我保护的个人的利益和大的、多样的群体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绑架隔壁邻居的金毛犬,把它放在一个巨大的仓鼠轮上为我家发电,显然是个馊主意 —— 对我来说。但是,如果我们中的许多人想要通过投票支持一个绑架我们不认识的人家的狗以便获得电费减免呢?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能不能依靠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门课程中,Landemore 学到了一个政治科学上有关集体决策正确性概率,被称为孔多塞陪审团定理,是以孔多塞侯爵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785年制定了这个定理,就在被革命者监禁前不久。

该定理说:想象在A和B两个选项之间进行投票,并想象我们这些观察者,以神一般的把握知道A选项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每个选民选择A选项的几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 也就是说,如果每个选民在正确选择方面甚至比抛掷硬币略胜一筹 —— 那么随着人数的增加,群体做正确事的几率就会增加。

有人可能会像许多政治学家一样,认为在政治中不存在 “正确” 的选择。人们还可能会沮丧地相信所谓的 “乌合之众”。但也可以采取相反的观点。当孔多塞定理在1960年代被重新发现时,它帮助引发了新一轮对大众智慧的兴趣。对 Landemore 来说,它带有一种更具体的必要性:“我想,为什么不能更明显地把它作为民主的论据呢?”

除非你相信大多数公民会做出比抛硬币更糟糕的政治选择,否则该定理不是主张直接赋予人民以权力吗?“说孔多塞的陪审团定理对民主很重要,这不是原创,但把它说得如此之多,却是原创”,Mansbridge 告诉我。Landemore 没有在年底回到巴黎,而是申请了哈佛大学,在那里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她被这个非正统的想法所吸引,即:正常人在一个群体中,可以被信任地做出重大的决定。

如今人们关于政治领导的很多想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它仍然是政治哲学的基础性文本。柏拉图 —— 另一个专注于为什么人们可以分别和一起做正确的事的人 —— 强调个人具有不同的特长,应担任不同的角色。

他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我们必须推断,当一个人做一件对他来说很自然的事时,所有的东西都会更丰满、更容易地产生,而且质量更好”。柏拉图认为,那些适合做领导的人是哲学家,他们接受过追求真理高于其他报酬的训练,并且接受过不被公众舆论所左右的培养和教育。柏拉图写道:

当世人出现巨大的喧赫 …… 他们赞美一些正在说或正在做的事、指责另一些事,同样夸大这两件事,大喊大叫,拍手叫好,回声使赞美或指责的声音同时加倍 ——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轻人的心难道不会出现动摇吗?是否有任何私人培训使他能够抵御压倒性的大量民意?

柏拉图对受过良好教育、有判断力的领袖和疯狂骚动的群众之间的划分是如此广泛地被接受,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在写作。

当时希腊的高等教育往往掌握在诡辩家手中:私人导师、思想家和工艺大师。然而,诡辩家们似乎确实相信群众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最后也分享了这一信念。在他的《政治学》第三卷中,他提出:“虽然每一个人分别做事会比专家更差,但他们全体集合在一起时会变得更好,或至少是好的评委”,并主张群众参与到政府的治理中来。

我们今天的领导模式,从最高法院到 “白宫西翼”,都生活在柏拉图的影子里 —— 正是在巴黎的大学校园里被灌输给 Landemore 的理想。在由受过良好教育、害怕暴民统治的人建立的美国政府中,这种强调是被设计出来的。然而,当 Landemore 研究群体智慧时,她开始怀疑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是否更具有特异性而非启蒙性。

在 “民主理性” 中,Landemore 戳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大众决策不屑一顾的心结。二十世纪的理论家如约瑟夫·熊彼特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都认为民主是人们选择领导人的方式,而不是自己掌舵。许多所谓的民主派将公民诊断为 “冷漠的、非理性的和无知的”;选民不是被视为代理人,而是被视为消费者,必须向他们推销某种东西 —— 候选人、纲领。

Landemore 指出,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悖论:声称民主是由公民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投票来引导的,然而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投票却被认为是公民无法做到的事。

Landemore 认为,出现这种混乱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在谈论两种不同的民主利益,而没有将其原因协调起来。一些支持民主的论点具有 “协商” 的基础 —— 它们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即 人民作为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就像在市政厅那样,将不同的观点和思想风格带入对话中,从而使问题得到更广泛、更精细的解决。其他的论点则是支持孔多塞定理的例子。

乍一看,这些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大群人在一个房间里辩论问题的好处和有大量人同时去投票的好处。在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启蒙共和制国家,政府的策略传统上是试图做这两件事,但要有顺序。我们去投票站投票选举代表,然后,他们就会进入那个房间,把事情解决掉。

随着 Landemore 的继续研究,她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能想出如何将审议和群众智慧的优势真正统一起来,真正的民主 —— 真正实现其原则的民主 —— 可能会更充分地出现。

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有人给出过一些提示。如果能够通过讨论,将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混乱选项减少到两个,那么一个复杂的决定就可以为大多数人的智慧提供参考。同样的道理,如果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进行实质性的讨论,那么多数人暴政的惊人幽灵就不太可能出现。

因为 Landemore 第一本书的目标只是挑战对大众决策的不信任,所以她没有再阐明这样一个重叠的体制可能是什么样的。“我对民主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她说。

在耶鲁大学校园内,Landemore 办公大楼的对面,矗立着一栋让她觉得真实而又深恶痛绝的建筑。这个最近建造的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是仿照附近几座老式的哥特式建筑而设计的,而这些建筑又是仿照英国的哥特式学术建筑而设计的。

她认为,这种盲目的连续性是可笑的,结果导致了一个丑陋的建筑,面对她所描述的 “薄薄的、粘在一起的砖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所谓的传统服务

“从美学上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她告诉我。然而,这栋建筑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冒犯来自于设计过程本身:像她这样在这些建筑中工作的人,并没有被征求过对这些建筑的任何意见

我去拜访的时候,Landemore 正有事情要处理,路上她在市中心她喜欢的越南小店 Duc’s Place 吃了一碗鱼面和一杯芒果冰沙。老板 Duc 上前招呼她。“Duc 是耶鲁大学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果蝇”,老板走后,她说。

“他厌倦了,离开学术界后开了一家餐馆。现在他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做每一道菜。” 这似乎是一个关于精英渠道任意性的现实教训:我们都有很多能力,我们在政府中的领导能力不应该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决定与耶鲁大学那些精英一起工作,还是在附近经营一家越南菜馆。

2017年,Landemore 在普通读者杂志《Daedalus》上撰文,直接瞄准了现代民主代表制。请人们想象一下行动中的审议,这些天,他们可能会想到参议院的会场上,充满了来自哈佛和耶鲁大学的精英、那些衣冠楚楚的专业人士,他们冗长地辩论,恪守自己的党派纲领,竭尽所能守住自己的席位。

她认为,审议式民主已经与这种愿景密不可分,并产生了令人不快的影响。称这种精英代表制为民主是荒谬的,因此对民主的品牌不利;人们对民主的信心正在普遍下降,这并非偶然。

不过,如果没有这些人,您怎么能有审议式民主呢?您不能把整个国家聚集在一个房间里。您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的审议代表整体。Landemore 认为,问题不在于代表权,而在于选择代表的方式 —— 一个真正民主的方法将反映民众的力量,并服务于包容和平等的基本民主理想,正如 Landemore 在 Daedalus 杂志中写道的那样:

包容性意味着每个成年成员均有权享有权力,并且民主本身的定义也具有包容性。平等性是指这种权力份额必须对所有人平等。. . . 这一平等原则还意味着,在需要进行审议的地方,每个人的声音都应事先得到同样的机会。最后,平等意味着在需要代表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成为代表

“开放民主” 这本 Landemore 即将出版的新书,回到了她在《民主理性》中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系统将审议制和多数决民主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她的模式遵循五个要求:平等和普遍的参与权;审议是过程的一部分;多数决原则;民主代表制(在她的概念中这意味着一群当选的中间人仍然可以以从属的角色存在);以及整个过程的透明度。她说,开放的民主,就是要被代表和依次代表。

“专家的空间还是有的 —— 我们并没有摆脱政府系统已有的所有省时和专业化”,她告诉我,“只是在关键时刻 —— 决策和议程设置的时刻,我们要确保对公民的开放性。关键是要让系统换气。”

Landemore 的模式基于她所谓的 “小型公共机构” —— 由一百五十人到一千人不等的小型集会 —— 进行治理工作。其成员是以抽签的方式或以义务陪审员的方式选出来的。而且,虽然他们并不具有个人意义上的代表性(住在隔壁的会计在他的政府任职期间并不代表我)但他们反映了公众利益的范围。

Landemore 的理想与 Guerrero 等其他人所描述的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漏斗的宽度: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公众有组织地参与决策。她的开放民主进程还建立了众包反馈循环和不定期的全民公决(公众对其选择的直接投票),因此,目前没有执政的人不会感到被排斥在外。

公民的服务时间会得到很好的补偿;他们从正常的工作中走出来,就像育儿假的模式。(必须指出,这种制度在工作场所政策比美国更发达的国家中更容易想象)。

除了这些基本的设计元素,Landemore 的方案是开放式的 —— 与其说是一套操作原则,不如说是一个配方。它将比目前的制度更加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政府,一旦进入政府就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且,它将更具包容性,因为每个人,无论他们目前是否在政府中任职,都将与决策过程具有无中介的接触。

Landemore 认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公众的民主学习曲线将更加健康。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会突然被迫成为一个政治迷;而是因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将被迫从内部学习政治过程,被迫与随机的其他公民合作思考有影响力的政治决策,而这些人的意见是不同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制度将清除掉 “精英主义” 的政治 —— 这是关于领导人是否代表我们这样的人的问题。在开放的民主制度中,没有稳定的 “他们”,没有让人反感的政治精英,有的只是 “我们” 这个稳定的概念。不同肤色、不同生活方式、财富水平各不相同的围观群众就是政府。

“一旦你迫使人们进入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必须超越姿态和对想法的承诺,他们就必须与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起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 即使他们的想法不同 —— 你就能解决很多问题”,Landemore 解释说。

对开放民主的批评者往往分为三类。有些人不相信这样的前提,即 目前的选举代议制在结构上有什么问题。(这样的人认为 “我们的麻烦可能在其他地方:在教育体系中,或者在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中”)。也有些人对政治中存在 “更好” 结果的理论提出质疑。而有些人则怀疑实践本身 —— 它在纸面上听起来很好,但它能行得通吗?

“我自己的赌注是,人类的自我欺骗和血腥心态将永远被证明比我们学习麻烦的真理的愿望更强大”,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Landemore 的同事和批评家之一 Christopher Achen 说。“人类历史上充满了有吸引力的理想,结果证明这些理想是不可行的,或者在尝试时是深刻危险的。但它也充满了 ‘难以置信的理想’,一两个世纪后却成为了普通常识。”

Landemore 说,她归类为开放民主的东西已经在有限的情况下进行了尝试。在芬兰,从2012年到2013年,这种方法的某些方面被用来改革雪地摩托的管理 —— 如果你从来没有在芬兰度过一个冬天,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很偶然。政府让公众参与探究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Landemore 是这个项目的顾问,她读了芬兰人的评论,她说,被震撼了。她告诉我,“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普通公民’ 那样的愤怒或无建设性。”

大约与芬兰的试验同时,冰岛也采用 Landemore 的进程起草新宪法,首先是由950名随机挑选的公民组成的审议论坛。一个由二十五名民选但非专业代表组成的较小规模的代表小组起草了一份文件,并将其公布于众,接受公众监督。Landemore 认为,这一步骤体现了所谓的 “流动性” 民主 —— 当人民愿意时,他们可以将投票权赋予临时代表。

冰岛人在数千条在线评论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根据他们的意见,宪法被修改了11次。最终的版本被提交给全国人民进行公投,超过三分之二的冰岛人签署了宪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该文件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因为由冰岛全职民选政治家组成的议会从未举行过自己的批准投票。Landemore 仍然认为这个过程是成功的。她说,这部宪法不仅是一个坚实的标本,它还包含了一些二十一世纪的开明思想,如普遍的互联网连接权,而这些思想可能不会出现在更多的精英讨论中。

当然,芬兰和冰岛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小国,在文化上是同化的。在那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相同的学校系统中学习,并且由于普遍的社会计划,他们共享一套基准的生活方式;一个芬兰人遇到另一个芬兰人,无论其种族或背景如何,都可以自信地认为他们共享芬兰的基本经验。

这在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以允许哈西德犹太人、韩国新移民和阿巴拉契亚工匠在文化上不同的社区生活、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为荣。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过去所论证的那样,北欧模式值得钦佩,但却无法被美国借用的原因:这样做需要重新定义美国的自由主义,而这种定义会让许多左派人士感到震惊)。

作为开放民主可以在更大、更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证据,Landemore 指出,法国的全国大辩论 ——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论坛、二十一个公民大会和一万多场公开会议,在2019年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之后举行;今年,还提到了该国的气候变化公民公约。

气候大会要求随机挑选的一百五十名公民帮助制定减少法国排放的计划,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Landemore 正在巴黎度过深冬,为她的书研究讨论如何展开。

“使用我的审议概念,坐在那些桌子旁,听到对话,这真的很令人感动”,她告诉我,“这听起来会很老套,但在这些会议的间隙中,有爱的表达。” 她很重视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 James S. Fishkin 进行的审议民调,他将数百名市民随机召集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并比较他们在这个讨论过程前后的意见。结果往往是意见趋于一致,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两极分化。

Landemore 的大多数批评者并不认同她的乐观态度。“在我看来,为数不多的对公民审议和审议大会的仔细实证评估一般都是令人沮丧的,而且越是仔细研究其证据,就越是令人沮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Achen 说。她的许多盟友,也对随遇而安持谨慎态度,因为公民可能没有做好准备。

Guerrero 认为,人民执政必须与制度发展同时发生:与教育、专家咨询等同时发生。“对我来说,让普通公民进行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想办法创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机构”,他告诉我,“我担心的是,在人们还没有学到很多东西的话题上,广泛的公民投入。”

Landemore 认为自己是约翰·杜威的追随者,杜威是美国最全面的民主文化理论家之一,然而她对政府结构更为重视、范围更窄,杜威认为良好的民主习惯更广泛地从公民社会的更多风气中产生:我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我们工作的方式,我们彼此联系的方式。Landemore 的模式自下而上地输送领导力,但她关于社会国家内部的机构的观念,在重要的意义上,仍然是自上而下的。

她的观点是,如果政府的形式固定下来,好的民主习惯会层出不穷。当我向她询问本届总统大选中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候选人时,她将他们的政府理想视为 “传统”。

“我在桑德斯、沃伦或其他人身上看不到这一点 —— 这还是关于他们、他们的愿景和他们的领导力。是的,他们想要小捐助者而不是大捐助者,但是 ……”,她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她对美国的开放民主模式被纳入州和地方政府抱有希望,但是,对于国家改革,她更期待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实验的兴趣,在某些情况下,还表现出了更强的公众意愿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出了这么多问题,这里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 Landemore 说,“在法国,有人为了需要的养老金改革而罢工。而在美国,有这样的冷漠 —— 人们甚至不相信彼此,或者自己,能去做任何事。那么,去创造一种作为公民的赋权感、可能性和自信心?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Landemore 以她所谓的美国式方式抚养两个女儿 —— 放任自流  — — 而不是以法国人的严格方式。她感到惊讶的是,她的两个女儿变得如此不同。大的那个,现在八岁,喜欢文艺,有同情心的,有细微的想法。小的那个,现在五岁,喜欢数学,有表现力,很确定自己想要的东西。Landemore 在她的写作中拥护大众治国,部分原因是它借鉴了 “认知多样性”:不同的思维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工作,而让更多的多样性融入其中,可以增加解决问题的力量。她感动地发现,这种多样性在她的家里出现了。

Landemore 和她的丈夫正在把女儿们培养成掌握三种语言的人。和妈妈在一起用法语对话;和在塞尔维亚长大的爸爸在一起时说塞尔维亚语;和其他人在一起时都说英语。

半个小时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就像他们每天晚上做的那样,轮流说出自己一天中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谈论自己在过去几个小时里的进步。然后,他们吃完了食物,穿上外套,再一次在夜色中走向世界。⚪️

Politics Without Politicians

【按】不论您对这一构想的意见如何,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很钦佩这种思考和实践的能力:基于当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积极心态,正如我们曾经在一部短片的推荐中所讲述的,见《绝望的傲慢才是末日降临的真正推手》。

我们希望中国的变革支持者们能就这些具体的设想展开讨论,更好的是,构建小范围的实验;这将是最好的锻炼,公民的能力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能否真正到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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