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运动,不诉求

  • 如果必需提要求,那就只有一个:别惹我们

每当有新的草根运动兴起,那些观察家们都会指责它 “缺乏明确的诉求”。为什么抗议者不会将自己的目标总结为一个连贯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没有代表可以与当局谈判,通过制度渠道推进具体议程?为什么这些运动不能用熟悉的语言,用适当的礼节来表达自己?

很多时候,这些都只是那些希望运动只限于乖巧的诉求的人的虚伪言辞。当反抗者追求他们不愿意承认的议程时,他们就会指控反抗者 “非理性或不连贯”。

比较一下2013年的 “人民气候大游行” 和2015年4月的巴尔的摩起义。在 “气候大游行” 中,40万人团结在一个简单的信息背后,却只做了很少的抗议活动,以至于当局连一次逮捕都没有必要。曾经有40万人在纽约的任何地方举行抗议却没有警察逮捕任何人吗?那是因为抗议不只是作为压力阀,而是作为积极的安抚 — — 作为减少抗议者与他们所反对的秩序之间的摩擦的一种方式。

许多人赞扬了气候游行,同时嘲笑巴尔的摩起义是非理性的、不合情理的、无效的;然而,气候游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具体影响,而巴尔的摩起义却迫使首席检察官对警察提出了几乎前所未有的指控。你可以打赌,如果40万人对气候正义的反应就像几千人对弗雷迪·格雷谋杀案的反应一样,政客们会改变他们的优先事项。

即使是那些出于好意而提出诉求的人,通常也会把无诉求误解为一种 “不作为”,而看不到它是一种战略选择。然而今天的无诉求反抗运动并不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 — 它们是对整个政治体系所特有的僵局的务实回应

如果当局如此轻易地答应抗议者的要求,那可以打赌不久后就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抗议出现,当权者很明白这点。事实上,从奥巴马到激进左翼联盟,即使是看起来最理想主义的政客,也没有能够贯彻让他们当选的改革承诺。巴尔的摩抗议发生后,对杀害弗雷迪·格雷的凶手提出指控的事实表明,要想取得任何进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断绝上访。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今天的运动缺乏诉求,而是在于诉求政治本身。如果我们寻求结构性的改变,就需要在那些掌权者的话语之外,在他们的机构所能做的框架之外设置我们自己的议程。我们需要停止提出诉求,开始设定我们的目标。以下就是为什么。

(“我们正在开始一场革命。” 上面是关于罗贾瓦的食物自治与合作文化的短视频。)

提出诉求会使你处于弱势的谈判地位

即使你的意图仅仅是谈判,你也会因为从一开始就提出最起码的安抚性诉求而使自己处于较弱的讨价还价地位。

没有哪个精明的谈判者会从做出让步开始。

更聪明的做法是表现出顽固不化的一面。所以你想谈条件?开个价吧。同时,我们会在这里堵住高速公路、大罢工,让他们的正常运转停滞。

没有什么比能够绕过官方机构,自己实施我们想要的改变更有力的筹码了—— 这才是直接行动的真谛。每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当局就会争先恐后地给我们提供一切我们之前苦苦哀求的东西。例如,使堕胎合法化的 “罗伊VS韦德” 案的裁决,是在像 Jane Collective 这样的团体建立了自组织的网络之后才发生的。集体建立了自发组织的网络,为数万名女性提供了负担得起的堕胎服务。

当然,那些能够直接实施他们所希望的改变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提出诉求 —— 他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好。还记得2014年2月,波斯尼亚的人们是如何烧毁政府大楼,然后召开全会,制定诉求以提交给政府的吗?一年后,他们除了痛苦的刑事指控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而政府又像以前一样稳定运作,继续腐败。

做给我们看,不要说给我们听

将运动限制在特定的诉求上,扼杀了多样性,使其陷入失败的境地

传统的看法是,运动需要核心诉求来凝聚:没有诉求,运动就会分散、短暂、无效。

但是,有不同诉求的人,或者根本没有诉求的人,仍然可以共同建立集体的力量。如果我们把运动理解为对话、协调和行动的空间,就很容易想象一个运动如何推进各种议程。越是横向结构的运动,就越能容纳不同的目标。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在如何构建自己的结构和如何确定目标的优先顺序上受到内部冲突的困扰。对需求的诉求通常是由运动中对现行体制投入最大的派别产生的,其根本性思路是借助权力游戏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捍卫现行体制整体不变,是作为使那些想自主建立权力而不是简单地向当局请愿的人失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这就把真正的政治分歧误解为仅仅是无组织状态,把真正反对治理结构的行为误解为政治幼稚。

迫使一个多样化的运动将其议程缩减到几个具体的诉求,不可避免地将权力巩固在少数人手中。因为谁来决定哪些诉求要优先考虑?通常,是那些在这个社会其他地方拥有不成比例权力的人:富有的、多数族裔的专业人士,他们精通机构权力和企业媒体的运作。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们在自己的反抗运动中再次被边缘化,以 “功效” 的名义

然而,这很少能使运动更加有效。一个有差异空间的运动可以成长;一个以一致契约为前提的运动。一个包含各种议程的运动是灵活的、不可预测的;很难收买它,很难欺骗参与者放弃自主权以换取一些让步。一个崇尚一致性的运动,必然会疏远一个又一个的人群,因为它从属于他们的需求和关切。

一个融合了各种观点和批判的运动,可以制定出比单一问题运动更全面、更多面的战略。强迫所有人支持一套诉求是糟糕的战略:即使可行,也不会奏效。

将运动局限于特定的诉求,会破坏运动的持久性

如今,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快,诉求往往在运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比如针对迈克尔·布朗被杀案,改革派要求警察佩戴身体摄像头  — — 但是,在这场运动全面展开之前,大陪审团就宣布,谋杀埃里克·加纳的警察也不会受到审判,尽管对加纳的谋杀行为就是被摄像头完整拍下的。

以具体诉求为前提的运动,一旦这些诉求被事件超越,就会崩溃,而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即使从改革派的角度来看,围绕着它们所解决的问题建立运动,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诉求,也将更有意义。

将运动限制在具体的诉求上,会给人一种假象,就像是有简单的办法能解决实际上极其复杂的问题那样

“好吧,你有很多抱怨  — — 谁又没有呢?但告诉我们,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如中国的网络流行语 “你行你上啊”)

对具体细节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单纯的发泄是没有用的,重点是要改变世界。

但是,有意义的改变所需要的东西要比当局可能轻易给予的任何微小调整都要多得多。当我们说得好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似的,急于表现自己不亚于政府政策专家的 “实际” 时,无论我们的诉求是否得到批准,我们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在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集体能力之前,这只会引起失望和冷漠。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相信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中权力和机构的不平等分配,而不是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策调整的人来说,为了使自己合法化而徒劳地承诺简单的补救措施是一个重大错误。反抗者的工作不是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让大众在一旁鼓掌;相反,反抗者的挑战是创造空间,让人们能够在持续和集体的基础上直接讨论和实施解决方案。

反抗者不应该提出快速的解决方案,而应该传播新的做法。我们不需要蓝图,而是需要出发点。

提出诉求的前提是,你想要的东西,你的对手可以答应你

相反,即使统治者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现行的体制是否能给予反抗者想要的大部分东西,也是值得怀疑的。没有任何公司的倡议能阻止气候变化;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能停止对民众的大规模监视;没有任何警察部队能废除白人特权。只有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者还在坚持这些事情是可能的幻想 — —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取决于此。

一个足够强大的运动可以对工业污染、国家监控、和制度化的白人至上主义进行真正的打击,但前提是它不能仅仅局限于上访。

以诉求为基础的政治将整个变革的范围限制在现有秩序的逻辑中可以进行的改革这一狭隘方面,将反抗者排挤在外,将真正的变革永远推迟到地平线之外。

向当局要求他们不能答应、能答应也不会答应的事是没有用的。反抗者尤其不应该给当权者一个借口,让他们获得比他们已经拥有的更多的权力,借口是他们需要这种权力 “来满足反抗者的要求”。

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别惹我们

向当局提出诉求只会使其权力合法化,将权力集中在当局手中

对非营利组织和左翼联盟来说,提出他们知道永远不会被答应的诉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不要入侵伊拉克,拯救人民而不是银行,让警察停止杀人 …… 作为对那些向更精明的角色负责的官僚们的短暂听证会的回报,他们淡化了自己的政治,并试图让不那么抱怨的同事们乖乖听话。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实用主义。

这种努力可能达不到他们的明确目的,但他们确实达到了一些目的:他们构筑了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现有机构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变革主角。

这反过来又为更多徒劳无功的倡导活动铺平了道路,为更多的竞选场面铺平了道路,在这些场面中,新的公职候选人蒙蔽了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为更多的瘫痪年限铺平了道路 — — 让普通人只能想象通过某个政党或组织的调解来获得自己的权力。把磁带倒带,再放一遍。

真正的自决不是任何当局能够给予我们的。我们必须通过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自决,将自己作为历史的主人公,将我们自己放在叙事的中心。

过早提出诉求,只会提前限制运动的范围,关闭可能的领域

在一场运动的初期,当参与者还没有机会感受到他们的集体力量时,他们可能无法认识到自己所希望的变革到底有多彻底。在运动轨迹的这一点上提出诉求,可能会阻碍运动的发展,限制参与者的雄心和想象力。

同样,在一开始就为缩小或淡化其目标设定先例,只会增加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的可能性。

想象一下,如果 “占领” 运动在一开始就达成了具体的诉求 — — 它还会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让如此多人可以在其中聚会、发展自己的分析,并变得激进吗?或者,它是否会最终成为一个单一的抗议营地,只关注企业人格、削减预算,或许还有美联储?一个运动的目标最好是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与其能力成正比。

提出诉求确立了一些人作为运动的代表,建立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使他们有动力控制其他参与者

在实践中,将一个运动团结在具体诉求的背后,通常意味着指定发言人代表运动进行谈判。即使这些发言人是根据他们的承诺和经验 “民主地” 选出来的,但由于扮演这个角色,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与其他参与者不同的利益。

为了保持他们作为谈判者的信誉,发言人必须能够安抚或孤立任何不愿意配合他们达成的讨价还价的人。这让有抱负的领导人有动力去证明他们能够在运动中控制局面,希望在谈判桌上赢得一席之地。

那些当初以不妥协的行动为运动赢得影响力的勇敢的人们,突然发现后来加入的所谓职业活动家在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或者否认他们是运动的一部分。2014年8月,这种戏剧性的情况就在弗格森上演,在那里,通过站出来对抗警察而使运动得以启动的当地人被政客和公众人物诽谤为 “利用运动从事犯罪活动的外来者”。事实恰恰相反:外来者正在试图劫持这场光荣的反抗运动,以使权力机构重新合法化。

从长远来看,这种安抚只能促使一场运动的消亡。这就解释了大多数领导人与他们所代表的运动之间的暧昧关系:为了对当局有用,他们必须有能力制服他们的队友,但如果运动不构成某种威胁,就根本不需要他们的服务了。因此,这类人物的特点往往是好斗的言辞和实际的阻挠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必须乘风破浪,但又要抑制住它。

有时候,对一场运动来说,最糟糕的事就是它的诉求被满足了

改革的作用就是稳定和维持现状,扼杀社会运动的势头,确保不会发生更彻底的变革。允诺一些小的诉求,就很容易分裂一个强大的运动,劝说那些不那么坚定的参与者回家,或者对那些不肯妥协的人的镇压视而不见。之所以答应这种小的诉求,只是因为当局认为这是避免更大变革的最好办法。

在动荡时期,当一切都在争夺的时候,化解正在爆发的反叛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叛乱升级之前答应它的诉求。有时这看起来甚至就像是一场真正的胜利 — — 就像2013年的斯洛文尼亚,两个月的抗议活动推翻了执政政府。但是,这在解决爆发起义的系统性问题之前就彻底结束了起义,而这些问题比任何政客在任时的问题都要严重得多。当示威者还在为自己的成功而发呆时,另一个政府上台了 — —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在2011年埃及革命的准备期间,穆巴拉克多次提出示威者几天前的诉求;但随着街头局势的加剧,抗议者变得越来越顽固。如果穆巴拉克能更多、更早地提出,他今天可能还在执政。事实上,埃及革命最终失败了,不是因为它的诉求太多,正相反,是因为它做得不够深入:在解除独裁者的职务,但留下军队和 deep state 的基础设施时,革命者给新的专制者留下了巩固权力的大门。

要想革命成功,抗议者就必须在大家还在街头上、可能性之窗依然敞开的时候,拆掉政权本身的架构。“人民要求政权倒台” 为埃及大部分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但并没有让他们做好准备去对抗随后的政权。

2013年在巴西,MPL(Movimento Passe Livre) 帮助催化了针对公共交通费用上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是近年来仅有的一个成功满足其诉求的运动的例子。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二十美分的加价被取消。巴西的活动家们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演讲,讲述了制定具体和可实现的诉求的重要性,以便通过渐进式的胜利来积聚势头。接下来,他们希望迫使政府实现交通免费。

为什么他们反对涨价的运动能够成功?当时,巴西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上升的国家之一;它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受益,从动荡的北美市场吸引投资资金。同时在其他地方 — — 在希腊、西班牙,甚至在美国,政府挤墙挨打的紧迫感不比反紧缩的抗议者少多少,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答应反抗者的要求。并不是因为缺乏具体的诉求,其他运动都无法取得这样的让步。

然而,不到半年后,当街道空荡荡、而警察又恢复了他们的权力时,巴西政府这次又推出了一系列更大的涨价措施,这次涨幅更大。MPL不得不重新开始抗议。 事实证明,你不可能一次改革就推翻资本主义

巴西的MPL运动选择的是一条西西弗斯之路

如果你想赢得让步,就要瞄准目标以外的地方

即使你想要的只是对现状进行一些小的调整,但着手实现结构性变革仍然是一种更明智的战略。

很多时候,为了实现具体的小目标,抗议者必须把目光放得更高。那些拒绝妥协的人向当局提出了一个不可取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给改良派以可乘之机。

总会有人愿意站在谈判者的立场上 — — 但拒绝的人越多,谈判者的谈判地位就越强。这里的经典参考点是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马尔科姆·X所隐含的威胁,当局不会有这样的动机与金博士进行谈判。

对于我们这些想要真正彻底改变的人来说,淡化我们对公众消费的欲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奥弗顿窗口  — — 被认为在政治上可行的可能性范围  — — 不是由那些所谓的政治光谱中心的人决定的,而是由离群者决定的。

选择的分布越广,开辟的领域就越多。其他人可能不会立即加入你的边缘地带,但如果知道有人愿意坚持这一议程,可能会使他们自己更有胆量采取行动。

纯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那些接受多样化战术的人,即使在取得小胜利的时候,也会比那些试图限制自己和他人、排斥拒绝被限制的人的做法要强。

另一方面,从长期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不是反抗者是否取得了任何特定的即时结果,而是:每一次参与如何为下一轮定位。如果反抗者无休止地推迟自己真正想问的问题,正确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不仅仅需要赢得让步,我们还必需发展能力。

做到*无诉求*并不意味着让出政治语话空间

也许支持提出具体诉求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如果抗议者不提出诉求,其他人就会提出  — — 劫持我们组织起来的势头,以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如果因为我们无法提出要求,人们最终围绕着自由主义改革主义的平台 — — 或者像今天欧洲许多地方一样,围绕着右翼民族主义的议程,那怎么办?

当然,这说明了不向那些与我们分享街道的人表达我们的改革愿景的危险性。在没有沟通我们的目标的情况下升级战术是错误的,好像所有的对抗都必须朝着解放的方向发展。在乌克兰,引起 阿拉伯之春和 “占领” 运动的同样的紧张局势和势头,也产生了民族主义革命和内战,我们看到即使是法西斯主义者也能将我们的组织和战术模式挪用于自己自己的目的。

但这很难成为向当局提出诉求的理由。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激进愿望隐藏在一个共同的改良主义阵线内,害怕疏远普通民众,那么那些对真正的变革不耐烦的人就更有可能奔向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怀抱,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公开寻求挑战现状。

抗议者需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以及打算如何去实现它。不是为了把我们的方法论强加给每个人,就像专制的组织者那样,绝不是,而是为了给其他所有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和榜样。不是为了提出诉求,而是因为这与诉求恰恰相反:我们想要自决,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给予我们的

2012年在伦敦的涂鸦,以1968年5月在巴黎起义的口号做模版的改写

如果不是诉求,那么是什么

您分析的方式、您组织的方式、您战斗的方式 — — 这些应该不言而喻。它们应该作为一种邀请,邀请大家加入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以直接行动而不是请愿为基础。弗格森和巴尔的摩的人们对迈克尔·布朗和弗莱迪·格雷的谋杀作出回应,与数十年来哀求社区监督相比,他们更能强有力地解决警察暴力的问题。

通过抓住空间和重新分配资源,反抗者避开了毫无意义的迂回代表机制。如果必须向当局发出一个信息,那就让它成为这个单一、简单的要求:别惹我们。

与其提出要求,不如让我们开始设定目标。不同的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按照自己的步伐,在机会出现时制定目标。它们不需要被框定在执政者的逻辑中,它们的实现也不取决于当局的善意。改良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即使你赢得了什么,你也不会保留对它的控制权。

反抗者应该发展自己的行动力,独立于现有体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项紧迫的工程。

在追求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反抗者会发展出寻求更多、更远大目标的能力。这与改革主义运动在其诉求被实现或被证明不切实际时往往崩溃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反抗运动能够容纳各种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不公开冲突,您的运动就会更加强大。当我们了解彼此的目标时,就有可能确定哪些地方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哪些地方的合作是没有意义的 — — 这种明确性并不来自于排队支持一个最低共同点的诉求。

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您可以看到,选择不提出诉求并不一定是政治不成熟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可以是一种拒绝掉进上一代人残疾的陷阱的精明战略。今天的反抗者应该在代表性政治的笼子和队列之外,在诉求的政治之外,学习发展自己的力量。⚪️

Voting VS Direc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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