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微妙的劝导术:伪真相——新闻机构和读者皆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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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軍方政變今(16)日以失敗落幕,政變的士兵則必須承受民眾的憤怒,國外網站《Oxu.Az》PO出了憤怒的民眾如何對待這些士兵,有些士兵被用皮帶鞭打,有些士兵甚至被斬首,而這些照片已經在國外社群媒體流傳……博斯普魯斯跨海大橋上,棄械投降的政變士兵被憤怒的民眾痛毆,一名士兵甚至當場被從橋上丟下,更有士兵被斬首,景象十分恐怖……”

上述这段报道7月16日土耳其军事政变新闻的段落来自华文媒体。网络上流传着一个叛军被割喉的照片,土耳其文的说明是事发于博斯普鲁斯大桥,但博斯普鲁斯大桥同一时间的其他照片显示,这里显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虐杀。

没有一家土耳其媒体,包括反对派媒体、中东的土耳其政府的对头媒体,欧美媒体等提到“虐杀”,唯独华文社交媒体中在疯传。

最近几年里,一些批评人士、外国政府和土耳其民众始终批评称,埃尔多安总统领导下的土耳其出现威权政治倾向。尽管在2003年当选总理的埃尔多安在执政初期颇受好评,但2014年他成为该国首位直选产生的总统后,有关他独裁野心的指责便不绝于耳。

埃尔多安试图修改1980年版的现行土耳其宪法,这部宪法正是在上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之后制定的。他希望土耳其能引入总统制,赋予自己更大的权力。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30年里,土耳其几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而且屡屡成功。而上周五晚间爆发的最近一次政变却在很短时间内便宣告失败。而且,事发后,埃尔多安利用社交媒体煽动老百姓做肉盾、并迅速表态指责“恐怖分子”、遂又要求美国引渡葛兰,各种令人怀疑。有趣的是,土耳其政坛甚至上演了”朝野团结”的一幕;议会里的三个反对党也一致谴责政变行动。

不少迹象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基本上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政变”,已有分析指出,其乃”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这场失败的军事政变会为埃尔多安加强控制土耳其提供绝佳机会,——鉴于所有政党都支持他,他可以创立一个“广泛共识的时代”,或者利用这次机会来加强自己的个人统治。

然中文网络评论“快手云集”,在极短时间内便得出各种各样的分析文章和观点,却几乎无一靠谱。严重的情绪化加之认知匮乏充斥中文舆论场,虽然线上言论和线下行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差,对他国政治事件的理解也存在隔阂,但中文网民对政治谣言的防范意识如此之低,不禁令人担心。

(土耳其政变后,政党罕见团结、逮捕行动仍在继续(路透社))

——伪真相——

美国著名小说家Norman Mailer发明过一个词:伪真相(factoid),他定于为:“那些在杂志和报纸报道之前从未存在过的事实”。这么说有点太文艺了,可以换个说法,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和支持的“真相”——要么信息本身就是编造的、不存在的,要么就是用以证明“真相”的论据无迹可寻。

伪真相往往让大众认为它是真实的,比如群聊里一些传言、街坊四邻的一些闲话。在法庭上,它被称为传闻,不被接纳和认可。在大众媒体里,它们被称为中伤和影射,违背新闻原则。

大众媒体也许不能让人想其所想,却惊讶地做到了让人们思其所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不同视角在今天很可能取决于那些作者、编辑和网络信息发布者每天给我们描绘的图景。

几乎没有人会去追讨来自大众媒体和权威人士(很可能只是粉丝量比较高的博主而已)的资讯的真实性,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查证。80年代的时候流传着一个调侃式的说法叫“铅字效应”,指的是不论多离谱的信息,只要被印成铅字(也就是印刷发表)都会能博得广泛认同。在平媒逐渐淡出主流领域的今天,这一效应仍然存在,它演变为对权威渠道的轻信,也就是上述。

人们脑海里的图景一旦为自己所接受,就会指引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图景是首要的社会原则:为人们提供“事实真相”,决定孰轻孰重,以及告诉人们该怎样看待社会。所以我们才不断强调媒体的新闻原则不能丢,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一切被迫超速运转,思考和求证的过程被高度压缩、吸睛度前所未有的被追求,媒体如果不能时刻坚守原则,其带来的后果很难估量。

不论是余音未尽的性侵传闻,还是早前的金重齐被通缉案,都有媒体在报道这些传闻的时候不加深究,仅凭网络搜索来的信息汇集成篇。当然,不否认中国的封锁管控令外媒难以接触到可靠渠道,但在没有确认之前应该将无法确认的细节讲清楚,而不是以想象力去充实你的story。

其实这并不容易做到,媒体对自洽性的需求要高于真实性和完整性,以至于某些报道本身会自动略去一些细节,不论如何,书写出来的信息必须要通过考证,并将考证渠道尽可能展示清楚。这是常识,诸如中国媒体那种通过某地宣传部门去确认一个官员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的笑话,应该不会大面积出现。

赵威事件的性侵传闻中,涉及到这一信息的媒体大多能做到将疑惑体现充分,而金重齐事件中,却有媒体连所杀之人是否国保都会引述网络传言、甚至只是网民推想,之后出现的“已逃到美国”等信息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被舆论广为流传。所幸至此尚未确认该信息有钓鱼执法性质——也只是未曾获悉有传播者因此遭遇抓捕而已——但这种报道的习惯对舆论的影响是很危险的,极容易被权力所利用的。

媒体的一分“透露”,即能引起舆论的十分确认,有趣的是越超乎常理的消息越是如此,甚至以此为据杜撰出更多的伪真相,劝导者便可从中浑水摸鱼。尤其是极权国家的宫廷戏,放出消息的人基本可以怀疑为某一方的政敌,不存在党争的权力斗争反而更复杂,做为媒体,站在哪一方的角度上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正规新闻机构大多不会碰这类宫廷戏的线索,为免于被利用。但其吸睛的能力还是被不少花边媒体爱不释手。它们制造的基本都是伪真相。

互联网是文娱的天下,政治一直只占据很少的份额,为了争取更多的点击量和收视率,时政新闻更加卖力地拼搏故事性的精彩,生怕受众会失去兴趣。政治斗争中的各方最喜欢利用这点,著名的莱温斯基-克林顿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秘密服务组织的一名侦探要站出来作莱温斯基和克林顿通奸的见证人,次日,各大媒体的标题纷纷出现“捉个正着”的字样,还有媒体报道某白宫管理员当着众多陪审员宣称自己亲眼看到莱温斯基和克林顿在一起。当然,此后这些细节都被证明不实。然而,它们却满足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好奇心,引来一场昂贵又布满分歧的弹劾案。

克林顿政府成为很多影射和伪真相的靶子,包括克林顿夫妇未经授权接受了来自底层官员的FBI机密文件的犯罪型指控,也就是文件门事件。以及希拉里不知怎么就和文斯福斯特自杀事件脱不了干系的传闻,而几名白宫旅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被枪杀,背后隐藏的原因居然是克林顿夫妇欲将这些职位奖励给支持者(所谓的旅行门事件)。甚至时任总统克林顿在空军一号登机前理发,引起洛杉矶机场空中交通大延误……此后经过了很多年的调查,尤其是被认为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特别执行官斯塔尔证明了克林顿夫妇在文件门事件和旅行门事件中的清白,舆论才稍有落潮。

伪真相手法在国与国的斗争中也备受青睐。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深谙此道,根据纳粹的宣传理论,劝服群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制造并重复虚假的内容。比如,德国民族生来就是统治民族;欧洲正受到犹太人的阴谋威胁等等。当时人们很难辨认这些荒唐话的真伪,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犹太人阴谋的存在,而恰好犹太人的高智商就是“最佳证明”。由于得到了一些微小的却毫不想干信息的“支持”,那些荒谬的谎言倒显得更加可信了。就如传播某人患有高度传染的致命性疾病的信息,其周边民众为自保只能宁信其有。渗透者为了分化一个组织,经常利用这手,尤其对整体情势处于被动的组织来说,人们时刻保持着警惕、互信度不稳定,这种分化的后果有可能很严重。

一个谎言足以改变现实,一个恶意中伤甚至能改写历史。

类似的谣言至今仍被很多政府利用,伊朗政府官员就曾谣传是美国人操纵了伊拉克去进攻科威特,由此作为美国进攻海湾地区的借口。中国宣称有关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问题做出的裁决背后存在日本的政治意图,引发一众小粉红制造出各种反日反美的舆论充斥互联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本月15日在记者会上做出强烈反弹。他说:仲裁员的任命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手续进行的,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指摘是无的放矢”,并指出,“我认为这样唱反调才是对国际社会法治的挑战。”

伪真相真的能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认知吗?毕竟它们中某些信息往往明显的不可信。但很多研究可以证明,它的作用丝毫不容小视。关于人们对影射的反应,哈佛心理系教授Daniel Wegner曾做过这样的实验,他要求被试根据新闻报道的提要去判断政治候选人受欢迎的程度。以下我们将该试验中的例子换成中国新闻,以便体会更佳。

比如读到揭露性的信息——《莆田系事件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斗争的武器》,提问式的质疑——《在狱中的赵威真的被性侵了吗》,对某个不体面行为的否决式说明——《万科争夺战背后绝没有涉及习近平家族》,或者中性标题——《台独艺人惹怒中国网民》。这些标题所隐含的信息都带有强大的劝导性,关注过相关事件的读者目前应该已知它们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虚构。(再次强调此处仅借助Daniel Wegner的实验框架)

实验结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对于直接揭露性标题的阅读,其事件被信任的比重超高,引人注目的是,提问式标题也同样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对所描述信息的信任感。甚至影射的来源也丝毫不影响最终结果,受众对奇闻逸事的捕捉几乎不在意信息渠道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之所以展开这样的调查,是受到无数的历史事件启发。在新闻机构被政府政党操控的国家里,类似伪真相几乎充斥着整个传媒业,新闻机构的行为引发了错误的质疑和荒唐的信任,背后的操控者将虚假指责和自己的恶行推卸到他人身上,而媒体不过是一枚被心机调用的棋子。

为什么伪真相有如此大的说服力?大概能想到的原因有三个。

1、很少有人会试图去探究真伪。人们喜欢听从自己信任的朋友说出一些传言,会关注互联网上不择渠道的“新闻”并深信,且不会仔细思考每一个被呈现出来的“事实”究竟合不合逻辑。伪真相能鬼鬼祟祟地穿透人们对劝导所设下的心理防线。

2、读者顺利接受收伪真相是因为它们常常能满足人们一种或多种心理需要,它就是按照人们内心最深刻的欲求量身打造的。伪真相在流传过程中会被添加进去很多“细节”,粉饰成更符合受众需求的“最佳外观”。

3、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伪真相起到了前期劝导的作用——它真的制造了社会事实。中国明朝末期的宦官魏忠贤在今天成为很多文学艺术作品调侃的对象,比如有段子说,魏忠贤的亲信跑去告诉他“魏王,谁谁在背后骂你呢”,魏忠贤说“杀!”然后又一想,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你就是跟他一伙的,“一块杀!”那么骂他的人是会更多还是更少了呢?肯定是更多,而且没有人再敢去告诉他了。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历史,它很清晰的体现了伪真相引发现实真相的能力。

太多案例证明,人们对伪真相的迷信能持续很长时间,不管他们是深信还是质疑,都会不断去寻求相关“线索”,将信息“补充完整”,而证实者偏见是最为基础的思维陷阱,它会引诱人们只能看到所谓的“证据”,而忽略更多更重要的信息。在商业化需求甚至政治目的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强调媒体当审慎的声音显得虚弱无力,只能不断提醒信息消费者小心,莫被诡计多端的劝导者轻易奴役。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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