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监视摄像头失明:示威参与者指南(11)

  • 不是战术,但有一些技巧

欢迎回来!

如果您错过了前面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回顾:

“老大哥正在看着你”。这曾经是来自荒诞未来的威胁,而如今,这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 — 我们所有人都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参与其中了。

然而多年来,一股反叛的暗流一直在反击监控,摧毁监控摄像头行动的盛行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凿出了一个洞。在下面的叙述中,一位匿名研究者发动了一场针对监控基础设施的个人战争,测试了最近从希腊、斯洛文尼亚、到智利和香港的社会反抗运动所采用的一些相同的战术 —— 其中穿插了视频。

本集和前几集的内容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具体的战术介绍,虽然包含了一些技巧和思考(黑体字部分);相反,它旨在展现反抗者打击监视的行动力,希望能由此激发您的创意,开发出适合您本地的、更好的新战术 —— 而您并不需要公开您的创意,只要去实践它在您的行动中,我们所有人都将通过您的成功获得学习。

这篇文章来自美国,以第一人称叙述。

(激光可以让监控摄像头失明吗?是的,可以。)

我,嫌疑人

自从相机变得足够移动化,可以在未经人们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拍照,驱赶摄影师就成了人们的一大消遣。从被狗仔队追捕的名人到不满新闻团队侵犯其隐私的平民,再到不想被抓捕的示威者,每个人都讨厌举着相机到处拍摄别人的家伙。

但是,当那个把摄像机推到你脸上的人并不站在那里 — — 这里只有摄像机和你的时候呢?即使在我们最无辜的情况下,也很难不觉得自己是个嫌疑人。的确,对于通过摄像头看世界的监视者来说,每个人都是嫌疑人。

这些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流淌,那天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名为 “Camover 2013” 的 Youtube 视频。我看到德国人在他们的城市里跑来跑去,拆卸监控摄像头、砸烂监控摄像头,描画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他们说这是一个新游戏,并挑战其他人加入。

(Camover 2013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竞赛,参赛队试图摧毁尽可能多的监视摄像机)

摄像头 1

几周后,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外出,寻找可以悬挂横幅的地点。当我们来到一个可以俯瞰市中心主要地带的屋顶边缘时,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同样在建筑的边缘上,树立着一个监视摄像头,电线引入墙上的一个洞。我的朋友对这个摄像头发表了意见,但我转移了话题,决定如果要回来找它,还是不要让他人知道比较好。

每个星期天,我的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看卡通片。那天我实在是顾不上看节目了,我借口要打扫房间就溜了出去,回到自己的屋子。我换上一件好久以前别人留在那里的旧风衣,戴上黑色的手套,一顶棒球帽,还有一些深蓝色的牛仔裤【就是看起来尽可能普通】。我拿起一个帆布购物袋,把那周早些时候从工作用品柜里拿出来的一些剪线钳放进去。我骑着自行车来到离目标几条街的地方,把车停在那里,然后步行靠近,用头巾蒙住脸,帽子拉得很低,以避开附近的其他监控摄像头。

我爬上消防通道,蹬着空调,最后上了屋顶。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个摄像头的后面,双手抓住它,把它从支架上拧下来,用剪子剪断了电线。我匆匆把相机和剪子塞进包里,然后撤退到我的自行车停放的地方。

在这之前我从没做过这样的事,直到回了家也一直在激动中。我知道下个周末我还会再来一次,我也知道下次会是哪台摄像机。

(希腊)

摄像头2和3

我工作的地方就在一家咖啡馆的隔壁,这家咖啡馆在过去几年里生意一直很好。主人做得不错,唯一阻碍他们的是他们位于 Krusty Burger 旁边,那里有很多黑人青年出没,所以他们在外面装了很多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个摄像头直就指向我在后面抽烟的地方。每天它都会盯着我,我抽烟的时候会尽量不看它。

拆掉这个监视摄像头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摄像头和其他摄像头在一起,基本上都是互相监视的。我必须到屋顶去,但我能看到的唯一能上到屋顶的方法就是在我想要拆掉的那个监视摄像头的正下方。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脑海中演练着各种情景;到了行动的时候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我骑上自行车,把车停在距离目标地点一个街区外,然后步行过去。

在到达现场之前,我躲在栅栏后面,在脸上系了一块头巾。即使戴着帽子和头巾,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  — — 相机支架的扭动和断裂发生得太快了,回想起来我真的不能确定在剪断电线之前有没有不小心对着自己。如果审查录像带的人最后看到的是我的蠢脸呢?

也许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但关键是我犯的任何错误都会被记录下来【记录分析经验教训】。

蒙着面,我迅速走近,把咖啡馆后面的一堆旧椅子搬到墙边,然后爬上去。到了屋顶,我迅速绕到另一台指向同一条巷子的摄像机前,剪断了电线,并把它扳倒,然后在第一台摄像机上重复这个过程。然后我又爬下来,把椅子放回原处。

我骑车走了,把摄像头藏起来,换了衣服。然后我去了街对面的酒吧,等着看是不是会有警察来。我想知道那些摄像头上是否装上了警报器。没有人来。

一个人的行动

我被这种冒险迷住了。我每周都在为这件事进行策划、心理排练。这个过程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心理转变。

首先,我与监控摄像头之间的互动发生了变化。以前,如果我在转角处看到大多数现代摄像头前面的红色LED灯圈,我可能会想它看起来多么像《2001:太空漫游》中的 “哈尔”,然后继续走,在心里默默抱怨工业资本主义对我的隐私越来越多的侵犯。而现在,当我看到那个摄像头时,我立即开始评估移除它的最佳方式。

第二个转变是,这改变了我度过闲暇时间的传统模式。它让我对一周的其他部分有了更深的认识。每当我在工作中进行一项漫不经心的任务时,我的思想就会转移到那一周的行动目标上。这使得当时需要我全神贯注的工作成为了一种烦恼,但另一方面,那些我以前会觉得很烦的事,比如糟糕的司机、愚蠢的顾客,或者被打碎或丢失的财物,都无法在我的思想中获得立足点。我的思想中只有一个任务:摄像头。

摄像头 4、5和6

冬天开始了,把我推到了室内。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我们度过了一个 “极端” 的冬天。我望着窗外,听着广播里暗示人们呆在家里,不要开车去任何地方。我期待着温暖的天气回来,这样我就又可以出去玩了。我看了乌克兰起义的视频。看到人们在外面和警察搏斗,用自制的弹弓把自制的燃烧弹投射到警察布下的路障上。路障是用雪做的 …… 视频显示他们用麻布袋装满了雪,我意识到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这些人在俄罗斯的冬天里日夜奋战,我突然感觉茅塞顿开!我需要推动自己。我突然想到:当民众们哈着热气窝在家里看网剧,警察忙着处理车祸和其他与天气有关的报警电话时,任何愿意冒着风雪出门干点什么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尽情奔跑。

当天晚上,我穿上保暖内衣,围巾,戴上大手套,在冬衣上又套上一件大风衣,出门去测试我的假设。我想要的两个摄像头并不在主干道上,而是在一些酒吧后面的人流密集的停车场,平时那里的人很多,而且相当暴露。摄像头在一个窗台上,有点高,但也不是太高。我把自行车停在一家餐馆后面,蒙上了面罩,拿了一个牛奶箱,我以为站在箱子上就可以够到它了。我爬上牛奶箱,结果,差一点 ……我操。

(在希腊的摧毁摄像头行动)

我每周细致的计划让我避免了在妥协的位置上不得不即兴发挥的压力。还有第三台比这高得多的摄像机,我在以后还有其他计划。如果有人在那晚看了那台摄像机的录像带,他将会看到以下内容:一个脸上蒙着头巾的人走近那对摄像机,把一个牛奶箱放在下面的地上,拿出一把剪线钳,伸手去够摄像机,没够到,就跳下来,疯狂地四处张望;接着跑遍了巷子里的每一家餐馆和酒吧,最后从其中一家餐馆后面拖出一个运货用的木质托盘,靠在墙上,爬到摄像头前,剪断了电线,并试图把第一台摄像头从支架上扭下来。那个摄像头仍然牢牢地贴在窗台上,我把脚蹬在摄像头下方的墙上,用全部上半身的力量来回扳动,直到摄像头终于松开,把我打得向后飞了出去。我爬起来,疯狂地四处张望,然后继续在另一个摄像头上尝试同样的动作。

在这种时刻,很难衡量时间,但我很确定,此时已经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相比之下,我之前的动作肯定都是几秒钟的事。当我双脚紧贴着墙壁,双手拉扯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摄像头与支架连接处的一颗小螺丝上。回到第三个摄像头的视角。我停止了来回的拉扯,把脚放回木托盘上,冷静地拧开螺丝,再爬下来,把木托盘放回原处。然后走开了。

几天后,一场暴风雪袭来,让这座城市陷入瘫痪,而我又回到了外面,这一次是在一个曝光度很高的屋顶上,然而,在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这里已经是一个被冰层覆盖的鬼城。而我就在那里,扶着一个卫星天线保持平衡,从上面踢着摄像头。我已经对接下来的汛期迫不及待了。

地点,地点,地点

除了简单地先找到容易下手的摄像头之外,还要想办法移除那些摄像头,这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我已经决定,由于犯罪的性质,我应该避免自己出现在任何摄像头上。通过观看视频很容易确定犯罪的具体时间,而其他摄像头的主人很可能会配合警察帮助追踪那个特定时间前后有谁在这个区域。另外,如果在某个时候,这种行为模式被指定为政治性的 — — 因为有人报警,或者是被精明的警察发现了 — — 联邦的资金就会用来追捕我。这大大限制了我的活动范围和潜在目标清单。

我立刻想起了游击战的一条规则:每一次行动都应该让你有能力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在我的镇子里建立 “隐私走廊”:可以让一个人在不被摄像机拍摄的情况下通过的路径。

我走过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孤独的秘密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英雄,或者是个恶棍。

今天,当我看到摄像机盯着我时,我仍然会感到那种最初的焦虑。研究表明,当人类知道自己被监视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大不相同;他们会更努力地去符合社会规范,而不是脱颖而出。他们会变得焦虑和易怒,然而最终他们会在情绪上适应被监视,接受监视和焦虑为 “正常”。我也一直都是这样的行为:眼睛向前看,不停地走,不自觉地权衡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如何解释。但现在不同了:最初的焦虑过后,我记得自己是在卧底,在策划,在回望。

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里,随着我们被要求越来越多的顺从,自我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我指的并不是衣着风格、音乐品味、娱乐性用药等表面的表达形式,甚至不是宗教信仰和性偏好  — — 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能容忍的,只要它们的实践方式不破坏生产、消费或社会控制。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行动自由,我们通过对世界采取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我们的自主性 — — 这些都被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头脑只能去适应这些有限的选择:就业、慈善、饥饿;或者买房、租房、无家可归;或者被观察、躲避、遵守和被忽视。

但有时我们会想起曾经还有另一组选择:自卫、进攻、毁灭。而我正是在这些选择中找到了尊严。当我现在对着摄像头行动时,我的笑容是真诚的,而不是被迫的。我知道我还会回来摧毁它们

(Maribor,对行车监视摄像机的攻击浪潮在2012年引起了斯洛文尼亚的全国起义)

摄像头 7和8

我喜欢独自行动。这让人感觉安全,但也让人感觉很强大,专心致志想办法做事,执行那些需要认真判断的计划,并产生实际后果,而不需要别人来操作,只是相信自己。

所以我很难告诉你为什么我决定带另一个人上场。也许我认为我需要一个看家本领来完成一些我希望完成的更大胆的行动;也许我只是需要摆脱自己对整件事的束缚,获得一点看法。不管怎样,我决定拉巴特一起来做。我信任他,而且他也说过一些想采取类似行动的想法。我本来对他的想法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当提到摄像头的话题时我总是这样做的。

他对我的邀请很兴奋。为了练习,我带他去了一个废弃的带状商场,那里的监视摄像机还完好无损,运作情况也很可疑。我想让他在紧张的环境之外学习动作,这样他就能在实际任务中专注于我们周围的环境,避免像我前几次外出那样的尴尬局面。

我们蒙面躲在树丛中,然后从第一个摄像头后面迅速接近。巴特踩在我的手上,我往上推。他把手放在墙上以稳定自己的身体。“现在用剪子把电线剪断,然后就拉着摄像机,看它会不会断。”

“不会断。”

“好吧,也许接头处有一颗手拧螺丝,看能不能拆下来?”

沉默 ……“搞定了!” 他跳了下来。我们又拆掉了一个,然后回家了。

摄影头9

几天后,我带着巴特出去执行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一直在计划,但不得不一直推迟,因为酒吧的营业时间比我想象中要晚。一旦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他们关门的晚上,任务就轻而易举了。

我们走近大楼时,一直用头巾蒙着脸,帽子放得很低,然后爬上靠后面的铁丝网,上了屋顶。我们在摄像机后面转了一圈,把摄像头蒙住,再剪断电线,把它塞进我的外套口袋里,爬下来,在摘掉手套和头巾之前离开了这个区域。

我们穿过一条后街的路线,向我家走去。“想不想再试一次?一个实验?” 我问道。

“好啊,听起来不错。” 这次我想要的摄像头在一个停车场的入口处,面朝水平方向,可以看到汽车进来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人行道。它被一个透明穹顶遮住,以隐藏它指向的方向。

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把锤子。“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绕一圈,从后面接近它,你留心观察,因为转动很稳定,我用锤子把罩子打碎,然后试着把摄像头扯出来,如果不行,我就用锤子砸它几下。然后我们就小跑着回到街对面的小区里。有什么异议或修改意见吗?”

“我加入。”

沟通我想做的事,并把它拿出来辩论,这感觉很奇怪。我觉得这是我的项目 — — 而且事关重大,我准备好接受别人的意见了吗?我想,如果他说不,或者我们不能在一个计划上达成一致,我可以改天晚上再回来单独做。

我们按照计划的每一步进行,但当我挥动锤子时,摄像头转动了一下,我又挥了一下,它又偏离了。我绕过来想直接击中,它向我弹了回来。我们停了下来,耸了耸肩,尽力擦掉了那些宣布我们失败的痕迹,然后小跑着离开了。在一栋建筑后面摘下了面具。

新工具

我们讨论了如何处理穹顶的各种可能性。排除了放火的可能性,因为在美国对纵火行为的处罚非常重。我们还排除了仅仅在玻璃穹顶上涂油漆的可能性,因为那只是暂时的,我们希望摄像头被完全摧毁。与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流传的主张如涂漆、剪断电线,甚至只是在镜头上粘上黑胶布的想法相反,我相信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破坏它。

如果我们只是临时遮盖摄像头,它很快就会被修复,我们可能要反复返回重新做这件事。这就变成了模式行为:它给了敌人适应的机会,这就是你被抓的原因。

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的时候,巴特向我汇报了他的最新调查情况。“我对穹顶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宣传说可以防破坏。有一个宣传视频,他们用汽车碾压它,并试图点燃它,都失败了。螺丝都需要专有的钻头来拆卸。但有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处理穹顶的材料。它又长又细又锋利,在网上可以买到,所以我们可以用Visa礼品卡匿名购买 …… 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把送货地点写成哪里。”

我们决定暂时搁置这个话题。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开发我自己的特殊工具,并很兴奋地在现场测试它。我在 Conglomo-Mart 的野营区偶然发现了一个叫 “突击队锯” 的小装置。它是几根粗铁丝缠绕在一起的,两端有布条指环。我把它塞进裤子里,把50英尺长的伞绳放进口袋,然后走了出去。

【注,关于伞绳的其他用法,见《如何摆脱手铐、绳索、束线带和布基胶带:在灾难中幸存的方法(4)》】

回到家后,我从伞绳上剪下两段十二英尺长的线,把它们绑在 “突击队锯” 两端的环上,在一端加了一个沉重的钢链。我想象着自己把链子扔在摄像头上,调整好,让钢锯直接顶在上面,然后来回拉动绳子,锯开硬塑料支架。

我向巴特解释了这个工具,他很兴奋。“太完美了! 我一直在观察你上周跟我提到的一个地方,商场关门后不久,那里的人流就会消失。摄像机是够不着的,但有这个新工具就很好办了。”

(希腊)

摄像头 10、11、12和13

我们在商场关门后才接近商场,但时间选得足够早,因为这样可以让隔壁酒吧的音乐声淹没我们可能发出的任何声音。我们站在第一个摄像头的两边。我拿出一根绳子,把钢链扔到摄像机上。我的角度不对,它从墙上弹了回来,幸运的是巴特接住了它,没有撞到金属栏,否则会发出更大的声音。

我们重复了几次,直到我终于把钢链套在了摄像机上。我又放开一段绳索,直到锯子恰好挂在支架上面,然后我改变了计划。“让我们看看如果只是拉动它,会发生什么。”

“好,1、2、3!” 我们俩用力一拉,锯子就断成了两半,摄像头又恢复了原状。

我的新玩具用错了,把它弄坏了,又没有备用方案。我想了一下。“看看剩下的绳子够不够长,既然伞绳比较结实,那就直接扔过去把摄像头拽下来吧”。我之前以为支架不可能松软到可以用伞绳拉下来,所以我才会开发出精心设计的锯子装置。

但我错了。我们一拉,摄像头很容易就被拽下来了。巴特抓起摄像头,把它从还连接在建筑物上的电线中扯了出来。

“想做其他的还是收工?” 我问道。

“继续吧!”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使用绳索的窍门,我轻松地把它扔到了第二台摄像机上,它和第一台摄像机一样很容易被拉下来了。一般情况下,我这时就会回家了。出门,行动,回家,这是我的基本模式,虽然保守但安全。不过这时我才体会到与他人合作的真正价值:很有趣,而且你们会互相推动彼此的积极性。虽然有些任务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工作,但两个人的勇气和胆量可能会使事情更容易快速进行。我们没有回家,而是又去搞了两个屋顶上摄像头,我们很兴奋。

(2004 希腊)

(2007 希腊)

后来我们从小道消息中听说,那个商场的员工一直在闲聊,猜测摄像头发生了什么。我突然想到,每一个被我们毁掉摄像头的企业,可能都有一个老板很生气,甚至可能觉得受到了威胁,但也有员工肯定发现摄像头不见了,要么不在乎,要么觉得好笑。毫无疑问,当老板报警时,他们会回答:“是啊,我们最近有一连串这样的事。” 于是,谣言就这样传开了 ……

虽然不理智,但有时我还是为那些被我们毁掉摄像头的人感到难过。有些人是小企业主,他们可能想象着,不管是谁弄坏了他们的摄像头,以后可能会回来抢他们的东西或者做其他的事。重要的是要记住,个别的人不需要出于恶意来帮助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系统;事实上,这种系统几乎从来不是这样建立的。如果每个摄像头都是一个更大的监控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有效地监控着所有人,那么每个摄像头是谁放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吗?如果录像被警察国家传唤,这些人中会有人反抗吗?甚至需要传票,他们就会像 “好公民” 一样把录像交出来吧?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大多数的CCTV都是连接到互联网上的,我们知道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可以访问互联网上的几乎所有东西 — — 所以,就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些都是国安局的摄像机,每个摄像头的主人只是在监控封建体系中打理自己的小地盘而已

(2012年,在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活动家用汽车拉下交通监控摄像头)

摄像头14、15、16、17、18

这时候我对与第二个人合作的任何顾虑都消失了。巴特已经开始熟练行动,做研究、侦察,并且让我有点紧张  — — 在我们做完其他四台摄像头的同一周,他自己就完成了五台摄像头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应该自己做这件事,但可以考虑放慢一点速度,我们要足够低调,以保证能够继续做这件事。如果我们想有所斩获的话,就肯定要去努力,但在行动过程中留下不规则的静默时间,会大大增加我们不被抓住的机会。我不想耽误任何人砸烂世界上所有的摄像头,但要把握好自己的节奏,这样我们才能长久地投入其中。”

我也跟他说了我的个人政策,在我要攻击摄像头的日子里,我不会到处乱跑,所以在整个区域里不会有我的记录。“我知道对于每一个单独的轻罪破坏行为来说,这似乎有点过于谨慎了,但如果在某个时候,警察发现了我们的行动模式,并给它贴上了某种行动主义的标签,他们就会开始追踪我们。低调以保持安全不会让我们后悔的。”

香港

摄像头 19、20、21、22

我决心继续研究所谓的防破坏摄像头,于是我去 Lowe’s 找了一把锤子和我能找到的最大的凿子。

我们蹲在街对面一家关门的企业后面,蒙上面罩,仔细检查了工具,戴上手套。这装束是冬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事,在炎热潮湿的夏夜里却显得异常荒唐。我们在稀稀疏疏的车流中等待着,那些零散的人还在从关门的酒吧回家的路上。那个时候出门的只有醉汉、出租车、警察和罪犯。

我们冲到街对面的目标处。我把凿子的尖端对准穹顶,用锤子反复敲打。我一遍又一遍地挥动着,至少有十几次。它贴着的电箱每打一下都会发出巨大的低沉的轰鸣声;穹顶表面出现了一簇深深的凹印,但凿子却无法穿过它达到摄像头本身。

“有汽车!” 巴特阶段性地低声说了一句,我们小跑着进入安全距离的地段。

“没事,该实施B计划了。” 我说,从包里掏出一罐黑色的喷漆,向摄像机方向慢跑回去。

“一切正常。” 巴特说,他负责放哨,上下打量着街道。我在穹顶上喷了一层厚厚的油漆,也在穹顶周围也喷了漆,让油漆滴落下来,任何一个路人都能从远处看出这个摄像头已经失明了。我们又去把城对面的另一个摄像头喷了一遍。

“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些被喷漆的摄像头,看看清洗它们需要多长时间,了解清洗过程中是否会刮花穹顶。这可能会成为我们只是在时间敏感的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方案,比如游行什么的,但这不可能是一个永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很兴奋,于是走近一家餐厅,餐厅里有两个摄像头对着人行道,那是他们所谓的财产边界。我们开始比较自然地协调行动。我们几乎没有商量就走近了,我看了看街道两边 — — “安全!” 我们俩跳起来,抓起一个摄像头,然后扭动。然后从来时的路跑了出去,跑进了一个居民区,确定安全后再摘下面具,脱掉了外衣,走进夜色中。

(示威者在2012年摧毁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监控摄像机,同时高呼 “Gotovo je!” —— “结束了!”)

侦查

当 Lisa 指出商场外的两台摄像机时,我一直在想它们。每次经过它们时,我看的不仅仅是想知道如何把它们拆下来,而是想看看我们身体可以如何在这个空间里移动。什么时间段此地是活跃的?什么时间段不活跃?

一天晚上,我有一些多余的时间,决定可以在商场外面坐一会。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离得很远的长椅上,但我预计在某些时候必须靠近摄像头,查看从长椅上看不到的巷子,所以我里面穿了不显眼的衣服,外面是一件明黄色的外套明黄色夹克是我从学习识别心理学中悟出的一个窍门 — — 人们只会记住你最明显的特征,比如你的亮色衬衫或俗气的鞋子,然后再在记忆中编造其他的部分。后来,我把这一招延伸开,在侦查的时候,我的走路方式和平常不一样。

我坐在商场外观察。三十分钟内,连摄像头附近都没有人走动。我换了个位置,到巷子里观察。没有人。很奇怪。我在长椅上多坐了一会儿就回家了。为了防止我侦察的那个晚上是个例外,我第二天晚上又回来了。那天是周五,摄像头就在一家酒吧旁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经过,我可以确定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我在酒吧关门前一小时到达。同样,没有一个人经过。我观察了大约二十分钟,足够长的时间来确定这个地方会是一个简单的行动地点。太容易了,也很好玩。

(华盛顿特区)

这篇文章的最后写着:“所有行动和文本敬献给 Jeremy Hammond”。Jeremy Hammond 是匿名者组织成员,天才计算机程序员、活动家、和吹哨人。他因泄露私人情报公司 Strategic Forecasting,Inc.(Stratfor)的秘密而被判入狱十年。这是他的认罪协议所允许的最高刑期。⚪️

Blinding the Cyclops — Wrecking the Panopticon

发表评论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