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国家:是时候结束 “主权国家” 的神话了

  • 主权国家一直被神话化为政治秩序的自然单位。而历史表明,它们只是非常新的概念 — 而当下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需超越 “主权国家” 去思考。

今天,关于国际政治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是,从 “威斯特伐利亚” 过渡到了 “后威斯特伐利亚” 时代。广泛的媒体和学术来源的作家们利用这一框架,提出了关于未来道路的关键问题: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将如何展开?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是否会变得越来越独裁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指的是将全球政治构想为一个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所有这些国家在法律上是相互平等的。关于这个政治体系最流行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关注它在欧洲的加强和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扩展,最后,在20世纪末,人们开始发现它即将衰落的迹象。根据这种观点,国家曾经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已经被重新分配给了各种非国家机构和组织 — — 从联合国、欧盟和非洲联盟等知名国际组织,到ISIS、博科圣地和塔利班等暴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 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巨头公司。这种情况下,故事往往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更像中世纪的欧洲,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

评论家们对这种 “后威斯特伐利亚” 秩序的意义不一,而国际组织干预国家事务是否可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焦点。然而,人们对把我们带到现在的故事中的事件有广泛的共识 — — 简而言之,威斯特伐利亚的构想构成了全球政治主流分析的描述性基础。

然而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它的很多内容都是大错特错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研究全球秩序历史的学者们煞费苦心地展示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故事和历史证据之间如何地完全不匹配。民族国家并不像您经常被告知的那样 “古老”,也并不是那么自然形成的。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意味着要讲述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秩序从何而来的不同故事  — — 这反过来又为另一个未来指明了方向。

这些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冷战结束后,非国家组织确实在增长,但近年来,一系列右翼领导人的出现,只是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民族主义的惊人复苏 — — 从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到纳伦德拉·莫迪、贾伊尔·博索纳罗和维克多·欧尔班的上台 — — 导致一些人猜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时刻可能终究没有过去,而其他人则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一个垂死的系统的痉挛而已。正确看待国家制度的历史,对这两种立场都有重要影响。

一代又一代的国际关系学学生吸收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理念,认为它是一部泛欧宪章,创造了现在横跨整个地球的政治结构:一个法律上(虽然不是物质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伴随着这一政治结构,这个故事还出现了其他重要的特征,从不干涉原则、尊重领土完整、宗教宽容到权力平衡概念的确立和欧洲多边外交的兴起。有鉴于此,“威斯特伐利亚和平” 不仅是一个时间基准,而且是我们现代世界的一种锚。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欧洲进入了政治现代性,并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事国际秩序史研究的学者们 — — 包括全球史、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等各种学科  — — 都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与历史现实截然相反。

事实上,唯一最有名的揭穿工作,奥西安德·安德烈亚斯(Andreas Osiander)的《主权、国际关系和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到今年已经20年了。正如这些学者所强调的,结束了摧毁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并没有提到国家主权或不干涉,更没有提到重组欧洲政治体系的愿望。这些条约不仅没有体现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所确立的被称为 “谁的王国,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即 教随君定的宗教宽容原则,反而推翻了它,认为它是不稳定的原因。这些条约也没有提到权力平衡的概念。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强了一种关系体系,这种关系体系恰恰不是基于主权国家的概念,而是重申神圣罗马帝国复杂的管辖安排(landeshoheit),它允许自治的政治单位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更广泛的联合体(“帝国”)。

目前的混乱部分源于将1648年签署的所有主要和平条约归结为一个名称。人们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实际上是指两个条约:在1648年5月和10月之间签署的,它们是神圣罗马帝国与其两个主要对手法国(《明斯特条约》)和瑞典(《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之间的协议。每项条约主要涉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务以及与法国和瑞典之间较小的双边领土交换。(除了这两项协议外,西班牙和荷兰还在那年1月签署了另一项明斯特条约,以结束八十年战争,但这一较早的协议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条约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除此之外,这个误导性的叙事如何变得如此流行?这些条约只是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才被适当地神话化,当时欧洲历史学家转向早期现代时期,以便编写有利于他们自己世界观的故事。正如理查·德维塔克爱德华·基恩等学者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时期的保守历史学家 — — 特别是以哥廷根为基地的德国历史学派 — — 热衷于将1789年前的欧洲大陆描绘成一个有序的国家体系,其特点是克制和相互尊重,但却受到了拿破仑扩张主义帝国主义的威胁。这种对早期现代欧洲历史的重塑是一个更大的、现在已被充分研究的趋势的一部分,它试图使国家体系和全球欧洲力量的崛起看起来是一个线性的、不可避免的和值得赞扬的过程。这个叙事称,「欧洲人在政治组织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现代人,他们将把这个礼物带给世界其他地区」。

正如安德烈亚斯所解释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在这种新的历史叙事中被赋予了骄傲的地位,其手段是回收17世纪的宣传品。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寻找一个国家为了主权对抗帝国统治的故事时,正好在法国和瑞典王室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散布的反哈布斯堡的谎言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叙述。就像基础神话一样,有一篇文章似乎特别有影响力,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奥地利裔美国律师利奥·格罗斯的文章 “威斯特伐利亚和平:1648–1948” ,于1948年发表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当时被誉为 “永恒的” 和 “开创性的”,它赋予了战后新兴秩序以意义。通过将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与《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相比较,格罗斯重提了一个关于自由、平等、不干涉的条约,以及所有其他所谓的重塑国家主权的美德的故事。他确实注意到,条约的文本似乎并没有反映这些想法,但他提出了一般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一定是协议的基础。结果是,那些继续引用他的话的人进一步创造了神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挑选出一些有关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条款,并将其作为泛欧新秩序的基础;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完全回避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故事和条约内容之间的明显差异。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揭穿它的所有努力均未能提供一个清晰而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那么,解决威斯特伐利亚事件的办法似乎在于提出一个基于更高的历史准确性的替代性叙述,一个反映现代国际秩序产生的更为复杂的过程的叙述。

一个更好的故事 — — 它本身可能并不完整,但仍然是一个改进 — — 大概像这样。直到19世纪,国际秩序还是由一个个拼凑起来的政体组成的。虽然人们经常把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但最近的研究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欧洲的政体也仍然是非常异质的。虽然其中一些是主权国家,但其他一些则包括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这样的复合形式,在这些国家中,主权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被划分。

事实上,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体系的正常组织方式大多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主权国家地位在19世纪才成为欧洲的默认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等实体逐渐让位于德国等主权国家。虽然在这方面经常被忽视,但拉丁美洲也在这一时期由于其连续的反殖民革命而过渡到了主权国家体系。然后,这一体系通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去殖民化成为了国际秩序的默认状态,当时独立的主权国家取代了世界各地的帝国。在整个过渡过程中,人们考虑了各种替代方案,包括直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联邦和同盟形式,但这些方案后来基本上被遗忘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 不仅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合法单位取得了胜利,而且还重塑了所有人的集体想象力,令人们认为 “自1648年以来这一直是正常的做事方式”。

迟至1800年,法国边境以东的欧洲还看起来完全不像它的当代版本。正如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Peter H. Wilson)在其最近出版的《欧洲之心》(2020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民族国家历史学家冷落的神圣罗马帝国,在那时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在其巅峰时期,它占据了欧洲大陆的三分之一。它继续坚持了六年,直到在拿破仑入侵的压力下解体,并被法国主导的莱茵联盟(1806–1813)和随后的德意志联邦(1815–1866)暂时取代。

后者在许多方面与神圣罗马帝国如出一辙;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大部分领土仍然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领土重叠 — — 即 所谓的 “前现代” 风格,这是另一个比神圣罗马帝国更早开始中央集权进程的复合国家,但直到19世纪末,它也不像一个民族国家。它巩固了奥地利帝国(1804–1867),然后是奥匈帝国(1867–1918),但1867年的权力分享协议给予匈牙利相当大的自主权,基本上允许它管理自己的小帝国。同时,在南方,我们认为的现代意大利仍然是一个由王国(撒丁岛、两西西里王国、奥地利王室控制下的伦巴第-威尼斯)、公国(包括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以及教皇国组成的拼凑体,而更东边的领土则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地图才开始变得更像一个民族国家的集合体。比利时和希腊出现在1830年,而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则在1871年完成。

人们习惯于认为欧洲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体系,但拉丁美洲实际上也是在同一时期走向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该地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大西洋革命之后,出现了其政治地理的彻底重划。跟随美国(1776年)和海地(1804年)的脚步,它见证了一系列的独立战争,到1826年,除了少数例外,基本上把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赶走了。当然,英国通过积极的外交和经济措施的组合,迅速获得了对该地区贸易的控制,这通常被称为 “非正式帝国”,但它现在的互动是与正式的主权国家。

在那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独立后出现的主权联邦结构  — — 大哥伦比亚(1819–1831)、中美洲联邦共和国(1823–1841)和拉普拉塔河联合省(1810–1831)在持续了几十年的血腥内战中崩溃,各地区与中央集权政府对立,包括多次试图重组这些更大的政治集团。因此,与西欧一样,该地区直到19世纪末才稳定下来,成为一个类似于当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现在似乎有可能讲述一个关于北美的相对类似的故事,如历史学家雷切尔·圣·约翰正在进行的项目《想象中的美国:十九世纪北美的不真实的历史》。

当然,尽管民族国家越来越受欢迎,但帝国仍在继续兴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仍然由帝国和它们所创造的异质性政治权力结构所主宰。一旦去殖民化在1945年后起飞,民族国家就不是桌面上的唯一选择了。在《帝国之后的世界创造》(2019)中,亚当·格塔切夫 (Adom Getachew) 描述了盎格鲁非洲的 “联邦时刻”,当时非洲大陆各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讨论了组织非洲国家区域联盟的可能性,以及在加勒比地区组织西印度联邦的可能性。他们把美国作为成功的后帝国联邦的例子,玩弄了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的想法,但最终发现自己与那些倾向于更松散的联邦、把更多的主权决策权留在各国手中的人意见不一。

就非洲法国殖民地而言,对民族国家模式的背离甚至更为激进。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帝国与国家之间的公民权》(2014)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最终胜利是大都会的法国政府与推动非殖民化进程的非洲领导人和思想家(从塞内加尔的第一任总理马马杜·迪亚到 “国家” 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之间的分歧的结果。大部分的对话最初都是针对既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是将公民身份想象成一揽子权利,不必与民族国家身份整齐地重叠的联邦和邦联。这个想法涉及到国家间的联邦,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把联邦作为国家。每个政体都有自己的政府和身份,但它们将共同行动,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提供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形式。

这种形式的 “反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 最终因法国政府不愿意在更广泛的公民网络中分配大都会的资源而遭到抵触。然而,它曾经被认真考虑的事实应该让我们暂停一下。当然,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胜利代表了殖民地人民对其长期压迫者的最后胜利;但它也切断了具有共同历史的地区的联系,并创造了自己的压迫模式,特别是对那些被剥夺了自己国家的人来说:原住民、无国籍民族、少数民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定居者殖民地,国家建设的压迫力几乎消灭了整个本地人口,在国家建设成为反对帝国的武器的情况下,人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压迫。在这些情况下,很可能是弱者理所当然地赢了,但他们有时是以牺牲最弱者为代价的。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吗?在历史思维中,反事实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显而易见的是,仅仅七十年前,被现在的人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组织政治社区的方式,仍然只是我们集体想象力的选项之一。

这个关于现代国际秩序如何形成的不同故事,显然对我们如何思考过去有着严重的影响;并且它对我们如何思考现在也有同样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稳定的来源。传统的说法是将国际秩序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联系起来,但另一种说法认为,1648年之后的时期的特点是各种政体的复原力。就欧洲大陆而言,最明显的这种政体是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它继续尝试复杂的分层主权安排,直到1806年崩溃。因此,1648年后的相对稳定可能与欧洲大陆持续的政体多样性有更大关系,而不是与一个同质化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边界之外,并已经注意到在全球帝国建设的其他地区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实现了这种稳定模式,例如安德鲁·菲利普斯和J.C.沙曼在他们对印度洋的研究中《多样性的国际秩序》(2015)。因此,这一时期表明,一个由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分享权力的国际体系事实上可能是相对稳定的。

第二,认真对待另一个故事,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谈论非国家行为者在当前的影响。仅举一例,即使是当代最强大的跨国公司 — — Facebook、谷歌、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 — — 其正式权力也比19世纪中期之前作为国际秩序核心行为者的著名商业公司受到更大的限制。两个最大的公司,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在其两百年的存在中积累了惊人的权力,成为欧洲帝国扩张的主要引擎虽然这些公司一开始是寻求进入亚洲有利可图的贸易网络的商人企业,但它们逐渐变成了更有野心的事业,并从最初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前哨基地发展成为自己的完全的政体。正如许多学者现在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是 “公司国” — — 公私混合的行为体,在法律上有权统治臣民,铸造货币,并发动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相比仍然是相对弱小的,而国家垄断的正式权力仍然远远超过国际体系中所有其他行为体。

【注;公司国这个概念源自 Charles Reich 于1970年出版的《绿化美国 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一书中公司国不受人控制、无视人权的价值观。】

这并不是说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力量不值得关注;它当然值得关注;问题是,在我们努力限制这些公司的有害影响时,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认为罪魁祸首是国家的空前削弱,不应该认为解决办法是扩大国家权力。一种更准确的历史观将为讨论在国内和国际上探索替代性治理安排可能存在的机会提供推动力。

第三,威斯特伐利亚的神话倾向于抹去任何不使国家制度听起来像一个近400年历史的 “必然性” 的历史证据。1648年后,国家当然很重要,但是,其他许多行为体也很重要,从商业公司到半主权政体和各种帝国,或多或少都有正式的结构。这个体系在19世纪才真正开始解体,其许多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 开始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不是现状。

要想知道国家去中心化会有什么影响,可以考虑一个历史例子。仅仅在60年前,殖民地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由于他们本身不是国家,他们几乎没有针对他们试图反抗的国家的国际法律权利,因此变得更加严重。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被允许对其占领者使用武力;如果他们这样做,国内法和国际法都认为他们是罪犯而不是战斗人员。无论他们的事业是否合法,也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复杂的民族解放运动网络,这一点都适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最终设法获得了自由,并通过组建自己的独立国家在全球外交舞台上找到了一席之地,但是,如果他们在早期就能以集体行动者的身份享有基本的权利,他们获得自由的道路就会少很多阻碍。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目前国家体系作为组织全球的基础的核心地位只是最近才有的,而且状况相当好,而不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处于崩溃的边缘。欧盟等政体内主权的分层,公司力量的上升,不被认为是 “国家” 的暴力团体的突出,这些发展都与过去373年国际关系的运作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新事物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以及人们无法思考出不涉及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组织的世界组织方式。

最近 Noema 杂志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在这方面很有说服力。当被问及民族国家现在是否不足以应对紧迫的全球问题时,福山承认,这种 “挑战不能由单个国家来解决”。但他继续说,“其中有多少问题可以通过现有国家之间更好的合作来解决?” 正如该杂志对这一思路的总结:“面对地球上的挑战,民族国家既是问题,也是解决方案”。即使是与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保持一致的思想家,似乎也无法摆脱当代政治想象中的国家主义束缚。关于以国家为基础的超国家机构的辩论也同样是沿着一个非常狭窄的光谱进行的,即:是给国家更多的权力,还是给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组织更多的权力?在这个全球危机的时刻,包括COVID-19和气候危机的时刻,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打破当下这般陈旧思想的改革愿景。

此外,在我们谈论国际秩序时,除了对历史分期的争论外,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歪曲国家制度的历史,正中民族主义强人的下怀,他们把自己描绘成拯救世界的人,使之免于陷入无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公司则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忠诚。更广泛地说,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意味着要进行正确的对话。把权力交给国家以外的行为者并不总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们必须抵制究竟是民族主义复苏还是非民主实体胜利之间的错误选择。

因此,在我们努力想象一个破坏性较小的未来时,利用对过去的更准确理解的时机已经成熟。对历史的新叙述并不能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确实可以为设想一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开辟道路,这种秩序可以为更多的政体多样性提供空间,并在国家权利和其他集体的权利之间恢复某种平衡。

今天的规范是,国家享有的权利远远多于任何其他集体  — — 从原住民到跨国社会运动  — — 仅仅因为它们是 “国家”。但是,并不清楚为什么这应该是我们集体想象力的唯一框架,特别是,如果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早已被推翻的国家制度的历史之上。威斯特伐利亚的神话最终严重损害了我们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解决紧迫的全球挑战的能力,这些挑战超越了边界和政府组织的层次,从社区、村庄和城镇一直到国际机构。

现在,可以让我们想象更多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来组织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接近耗尽,我们必须把这个神话永远掩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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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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