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究竟是亲中还是亲美?

  • 我们反对任何一种审查,反对创作者对审查的屈服,不论它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 这里是两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件事,放在一起,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按】如题所示,这里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来自企业媒体洛杉矶时报,第二篇来自独立组织WSWS;当然,后一篇文章中的内容其他媒体也报道过,比如 Salon、Techdirt、The Mirror、The Express 等等,因为它是来自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解密文件。但相比下WSWS的介绍比较详细。

简单说,前文是在描述现实状况的一个单一侧面,后文则是另一个侧面,是曾经当权者拼命掩盖的那一面。

我们不做分析。您可以自己理解它;如果您感觉找不到头绪,可以通过阅读本文中穿插的书籍帮助补充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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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对中国的低三下四在华盛顿引来了热议。但为什么现在呢?

在经历了半年 COVID-19 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后,中国陷入困境的电影院已经重新开张,上映的影片从本土爱国大片 “战狼2” 到皮克斯的 “Coco”(中文题为《寻梦环游记》)。

对于好莱坞来说,电影业最重要的国外市场的回归让人感到一些谨慎的乐观。

“这一渠道会通向何方,我想没有人知道”,洛杉矶制片人、为中国公司提供咨询的 ANA 媒体公司总裁 Scott Einbinder 说,“但令人欣慰的是,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黑暗之后,隧道的尽头已经形成了一些光亮。”

不过,任何安心感都被越来越多批评好莱坞与中国关系的声音所笼罩。特朗普政府官员和政治盟友一再打击娱乐业通过讨好北京政府来获得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的努力。

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称该行业 “即使是最轻微的不利于中国的提法,也会自我审查掉”。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因间谍指控而下令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蓬佩奥的声明呼应了7月16日威廉·巴尔的讲话,他也批判美国电影公司帮助中国审查电影。

抨击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

7月,参议员 Josh Hawley 批评NBA “对北京俯首帖耳”,允许运动员在球衣上佩戴社会公义口号。

在给NBA专员 Adam Silver 的信中,Hawley 问道,是否也允许运动员打上支持香港抗议者、支持美军或支持警察的标语。

迪斯尼公司ESPN的记者 Adrian Wojnarowski 在发送了一封两个字的电子邮件回复后被停职,其中包括 f-bomb。

此外,白宫贸易顾问 Peter Navarro 称迪士尼前流媒体主管 Kevin Mayer 为 “美国傀儡”,因为这位高管离开了伯班克的娱乐巨头,经营中国公司 ByteDance 旗下的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Navarro 指责 TikTok 和其他应用向北京输送用户数据,而字节跳动否认这点。“我们从未与中国政府分享过 TikTok 的用户数据,将来也不会这样做”,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说。

这股批评浪潮是在中国娱乐业已经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出现的。中国的电影业务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自从2012年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大幅增加了美国公司进入中国电影院的机会以来,美国电影公司一直希望在中国拓展业务。

长期以来,美国电影公司一直在寻求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票房份额,而不是现在的25%,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票房份额约为50%,同时也希望获得更好的上映日期。他们还希望根据收入分享协议,将每年允许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数量从目前的34部配额提高到更多。

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中,这些努力都退居其次了。由于后者在南海扩大军事影响力的举动,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

一些电影公司的高管和分析师担心,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嘴炮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美国电影的前景,特别是对于那些通过统一费率制度将作品带入中国的独立电影公司来说。

由于冠状病毒形势对制作和影院的影响,电影公司在国内已经陷入困境。

“对话需要集中在获得合法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上,而不是试图束缚制片人的手脚去克服贸易壁垒”,独立影视联盟主席 Jean Prewitt 说。

审查制度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代价,外国影片在发行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

在20世纪福克斯2018年大热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中,中国上映的版本里提及皇后乐队主唱 Freddie Mercury 的性爱内容被删掉了。

去年夏天,有推特用户注意到,汤姆·克鲁斯在《头号玩家》预告片中使用的飞行员夹克进行了改动,去除了台湾国旗,这被认为是安抚中国的举动。

巴尔在演讲中引用了漫威2016年的大片《奇异博士》,该片将角色 “古人” 的出身从藏族僧侣改成了由 Tilda Swinton 饰演的凯尔特人。

迪士尼、华纳兄弟、索尼影业、派拉蒙、环球影业和美国电影协会的代表都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也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然而,行业分析师和高管们表示,娱乐业是政客们最方便的沙包。在大选年期间,这种倾向只会增加,因为政府因处理冠状病毒危机而变得脆弱,特朗普将其称为 “中国病毒”。

参议员 Ted Cruz 今年提出了一项立法,如果电影公司为中国审查电影,他们将无法获得政府在制作上的援助,电影公司高管们将此举称为政治姿态。

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Stanley Rosen 说:“它上了头条新闻得到了充分的宣传,并助长了我们所有问题都来自外部或左翼的谬论。”

洛杉矶发行商 Myriad Pictures 的总裁 Kirk D’Amico 表示,在贸易争端发生之前,他向中国授权内容的业务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他说,自2018年以来,他在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70%至80%。他指责贸易紧张局势和关于 COVID-19 的嘴炮大战。

D’Amico 表示:“这对我们的钱包造成了伤害,对我们的实际销售也造成了伤害。”

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影业高管表示,华盛顿对审查制度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他们指出,电影公司为许多国家 —— 包括保守的中东国家 —— 修剪电影,以避免触犯当地的文化情感。改变电影以吸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观众是有商业意义的。

一位电影业内部人士说:“我们不会损害价值”。

但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的喜好影响了全球范围内讲述什么样的故事,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

“中国政府在推动好莱坞审查或制作反映他们自己叙事的电影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塑造叙事如此有效的政府。”

美国笔会自由表达研究和政策副主任 James Tager 说,该组织正在出版一份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

自从传统上监管娱乐部门的机构在2018年被取消,将控制权转移到共产党的宣传部门以来,中国的审查制度已经收紧。此举是习近平领导的一场全面运动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中国言论和思想的控制,特别是在媒体和教育领域。

虽然最近一些美国电影在中国做了巨大的生意,但近来中国政府倾向于本土制作和爱国主义电影。

正如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去年在中国电影颁奖典礼上宣称的那样,在党的指导下,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导精神” 下,落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制作了越来越多的爱国主义电影。这让美国[爱国主义]电影的市场更具挑战性。

即将出版的关于美国电影公司与中国关系的《Feeding the Dragon》一书的作者、娱乐业资深人士 Chris Fenton 表示,电影公司应该更加谨慎地应对中国的限制。

“电影公司需要承认有很多虚伪的事情发生”,Fenton 说,“他们需要走出他们的泡沫,并意识到很多人正在变得非常了解中国的问题。”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政府官员的声明而立即对各大电影公司进行报复。包括环球公司的家庭电影《杜立德》和索尼公司的动作片《喋血双雄》在内的外国电影最近都被批准在中国上映。尽管迪士尼在耗资2亿美元的制作过程中加入了中国文化顾问,但目前仍不清楚迪士尼何时能够在中国上映其翻拍的真人版《花木兰》。

中国仍然需要好莱坞大片来推动其庞大的电影业的复苏,自1月底以来,中国的电影业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归根结底,让好莱坞在中国发行电影对中国有利,就像对好莱坞有利一样”,B.Riley FBR 的娱乐业分析师 Eric Wold 说

不过,制片人 Einbinder 还是希望娱乐业的政治化能够降温。

“特朗普政府挑剔好莱坞很容易”,他说,“但事实比这复杂得多。他们还必须记住,好莱坞在美国各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Hollywood ‘kowtowing’ to China takes heat from Washington. But why now?

▶️ 以上是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下面关联一篇独立组织的文章,对比来看。我们不做评论(曾经做过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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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rs “变形金刚”(2007)

好莱坞是如何被政府控制的

在《National Security Cinema: The Shocking New Evidence of Government Control in Hollywood 》一书中,Matthew Alford 博士和 Tom Secker 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操纵好莱坞某些项目的内容,甚至彻底阻止制作,经常以 “国家安全” 为借口对电影和电视进行审查。

作者认为,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是推进 “基于对历史的扭曲解读,以暴力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

Alford 是英国巴斯大学的教学研究员,也是《Reel Power: Hollywood Cinema and American Supremacy》(2010)的作者。Secker 是一名私人研究员,他运营着 spyculture.com,这是一个关于政府如何审查娱乐业的在线档案

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www.patreon.com/posts/ru-guo-ni-neng-40002295

【注:您可以看看这个网站,内容非常丰富。SpyCulture.com 由 Tom Secker编写和制作。Tom 是英国的记者、作家和播主。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维稳部门、好莱坞、政治宣传、审查制度和恐怖主义历史】

这本书认为,美国军方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对好莱坞的产品进行了控制。这本书指出,本土卫队(国民警卫队以外的预备役部队)为 “臭名昭著的故事片[D.W. Griffith 的]《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提供了坦克,在这部电影中,黑人奴隶反抗他们的主人,然后三K党骑马进来拯救世界”。

作者利用信息自由法案获得了1911年~2017年间政府对电影审查程度的文件证据,并曝光了它们。DOD(五角大楼)提供军事装备和 “建议”,甚至允许军方成员出镜,以换取对814部电影内容的某种程度上的控制

作者写道:“如果我们把1133部电视剧集也计算在内,那么被国防部控制内容的荧屏娱乐产品数量就跃升至1947部。如果把《24小时》、《国土安全》、《海军罪案调查处》等电视剧中每个单独名称的剧集看作一部作品,将FBI、CIA和白宫等其他主要政府部门的影响也包括在内,那么很明显,国安系统已经控制了成千上万部影视作品的内容。”

Alford 和 Secker 提供了《变形金刚》系列电影作为例子(2007–2018年至今,其中大部分由 Michael Bay 执导),说明国防部如何通过使用不同的 “秘密” 手段来影响过去(现在)被认为是 “纯娱乐” 的电影的制作。

作为惯例。电影制作人在向国防部申请物资支持的同时,还需要向国防部寄送剧本草稿。而《变形金刚》的制作者却不是这样。

国防部直接付钱给电影制作人,让官员们可以获得 “非常早期的对剧本的影响”,给他们提供了电影制作史上最多的军事援助,比如 “十二种空军飞机和来自四个不同基地的部队”。第二部《变形金刚》电影获得了价值 1.5亿美元的 F-22 战斗机。

Peter Cullen in Transformers (2007)

作者正确地得出结论,变形金刚系列电影除了 “非政治性” 之外,事实上是一个可以被称为 “战争宣传片” 的例子。向观众传达的不言而喻但有意的信息是 “相信官方” 能够将他们从外国战争和入侵中 “带回家 bring ’em home”,不管有多少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人,不管是士兵还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杀害的平民。

【注:“bring ’em home” 是反战活动家组织的口号之一】

当作者转而调查中情局对电影内容的审查操纵时,他们从现有的事实和资料出发,分三个不同的时代去论述:1943–1965年、1966–1986年、和1986年至今。虽然中情局对电影的审查或干预相比下少得多,但是,其压制的方法和手段,恰恰更加隐蔽。

Alford 和 Secker 写道,在战后不久,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努力 “确保好莱坞电影不以任何形式描述他们”。同时,该机构从成立之初就忙于 “在电影业最高层内招募情报资产(就是线人),并利用他们来监视好莱坞的制作过程,在电影剧本中增删材料”。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1954年)和《一九八四》(1956年)的电影版,就是中情局要审查的电影的典范。

事实上,两位作者指出,电影学者早就意识到,这两部改编电影 “都受到了中情局的直接影响”。

就《动物农场》而言,对影片结局的修改是为了鼓励人们抵抗 “苏联和东欧的各种斯大林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在现实世界中,中央情报局正在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并对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独立政府发起行动。”

Jan Sterling in Nineteen Eighty-Four (1956) “1984”电影版

在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发现了通过特工 —— 准确说好莱坞的人充当特工 —— 的有效性。作者举例说,派拉蒙制片厂的审查负责人 Luigi Luraschi 定期与中情局的 “匿名人士” 联系,向他通报派拉蒙有能力也愿意改变电影以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

在派拉蒙公司的许多电影中,都有很多场景被添加或删除 —— 意在改善美国社会的形象 —— 包括表面上无害的 《Sangaree》 (Edward Ludwig)、《球童》(Norman Taurog) 和《Houdini 》(George Marshall),都是1953年上映的,还有1955年的《战略空军》(Anthony Mann),后者是为了确保美国不至于出现 “很多枪支爱好者” 而做出的审查。

Sean Connery and Rik Van Nutter in Thunderball (1965) “007之霹雳弹”

1961年,中央情报局在企图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中遭遇了 “第一次高调的失败”,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中情局对这次失败的反应之一就是,通过电影来改善其形象。

这一点在《雷霆万钧》(Terence Young,1965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根据 Ian Fleming(中情局局长 Allen Dulles 的朋友)的小说改编的詹姆斯邦德电影,对中情局有许多正面的提及,也是首部有一个可爱的中情局角色 Rik Van Nutter 的电影。

1966–1986:Richard Helms(此人1943年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66年至1973年担任中情局局长)他主持的工作似乎和好莱坞的关系没那么多的干涉。但 Alford 和 Secker 问道:“一切真的像看起来那样吗?”

这一时期的两部电影 —— 《托帕兹》(Alfred Hitchcock,1969年)和《秃鹰三日》(Sydney Pollack,1975年)—— 将中情局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情报机构,将 “杀人的恶棍” 即中情局特工派到公众面前。

作者推测,该机构可能欢迎这些电影和其他电影所呈现的 “更具威胁性” 的形象。他们写道,如果真的有 “中情局对《秃鹰》剧本的默许,那就说明中情局实际上对以这种威胁性的词汇来表现自己很放心。

影片的最后一幕将中情局的犯罪活动合理化,因为最终似乎 “只有中情局能够保护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石油流动”。

Robert Redford in Three Days of the Condor (1975) “秃鹰三日”

两位作者指出,1973年初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解除中情局局长职务的 Helms(部分原因是 Helms 拒绝帮助掩盖发展中的水门事件丑闻),1975年在《秃鹰三日》的拍摄现场与主演 Robert Redford 交谈了 “几个小时”。

作者认为中情局刻意培养 “硬汉” 形象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且至少提供了尼克松开除 Helms 的历史和周边事态发展、包括 “石油流 “的状况,会加强他们的论点,给读者以启发。

1986年至今:《壮志凌云》(Tony Scott,1986年)被证明是一部成功的美国海军宣传片 —— 在电影上映后的一年里,“海军招募人数激增了16000人,海军飞行员的招募人数激增了500%。”

这种成功使中情局改变了操纵好莱坞的手段

事实上,中情局是在利用反动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其核心事件之一是1989年至1991年期间东欧斯大林政权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

在与间谍惊悚小说作家 Tom Clancy 建立关系后,中情局允许改编 Clancy 的两部作品《爱国者游戏》(1992年)和《碟中谍》(1996年),成为20年来第一批在中情局兰利总部拍摄的电影。

其他名人的联系很快就接踵而至,使 CIA 控制了一大批电影的发展。

作为CIA的娱乐联络官(ELO),Chase Brandon 是一位在CIA行动中工作了25年的老兵,也是好莱坞明星 Tommy Lee Jones 的表弟,他帮助让间谍机构对一些电影的制作产生了影响,比如《伯恩的身份(谍影重重1)》(Doug Liman,2002) 、《恐惧的总和》(Phil Alden Robinson,2002)和《新兵》(Roger Donaldson,2003)。

Brandon 作为最后一部电影的鬼才编剧的角色已经得到了验证。正如作者所言,《新兵》旨在反击政治上的担忧,比如 中情局显然没有预测到9/11袭击事件,并宣传中情局的 “头等大事:恐怖主义”。

最令人惊讶和不耻的是,有多少好莱坞演员以某种方式为中情局和美国军方做宣传员。

罗伯特·德尼罗(他的父母是左翼)、汤姆-克鲁斯、丹·艾克罗伊德、迪恩·凯恩、威尔·史密斯、克莱尔·丹尼斯、凯文·贝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迈克·梅尔斯等人都曾公开访问过兰利总部。

“乔治·克鲁尼和安吉丽娜·朱莉曾与中情局合作过电影”。

著名美国演员、导演和编剧 Ben Affleck 是卢旺达独裁者保罗·卡加梅的朋友,也是上述中情局和国防部协助拍摄的《恐惧的总和》的主演,他对一位采访者说:“好莱坞可能充满了中情局的特工。”

在 “案例研究” 部分,两位作者更仔细地审视了军事-情报机构对14部不同类型的当代电影的操纵影响,其中包括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2009);迈克·尼科尔斯的《查理·威尔逊的战争》(2007);罗伯特·泽米吉斯的《超时空接触》(1997年);特里·乔治的《卢旺达酒店》(2004年);塞斯·罗根 和 埃文·戈德堡的《采访》(2014年);彼得·伯格执导的《王国》(2007年)和《孤独的幸存者》(2013年);威廉·弗里德金的《交战规则》(2000年);保罗·格林格拉斯的《联航93号》(2006年)。

通过对这些影片的详细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影片都在宣扬一种共同的基本意识形态,即 “美国军事至上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仁慈的”。

Tom Hanks and Philip Seymour Hoffman in Charlie Wilson’s War (2007) “查理·威尔逊的战争”

在《查理·威尔逊的战争》中,中情局通过删除剧本中描写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某些的场景来推进这种意识形态,例如,在剧本中被删除的几个场景中,包括一个 “特立独行的中情局特工” 描述了俄罗斯士兵将阿富汗难民聚集在一起,围成一个半圆,教他们如何读书写字。

《钢铁侠》(2008) 按照好莱坞熟悉的剧情线来证明美国统治的仁义。起初,托尼·斯塔克(小罗伯特·唐尼饰)是一个刻板的富家子弟,但他被抓捕入狱后,几乎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他以钢铁侠的身份用先进的设备杀死 “一般意义上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就像五角大楼在做的那样。

美国空军对电影制作者的奖励是提供飞机和飞行员作为临时演员,以及剧本和技术的建议。

Alford 和 Secker 观察到,“空军上尉 Christian Hodge、国防部负责该片的项目官员评论说,‘空军要像摇滚明星一样出场’。”

案例研究部分最后考虑了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央情报局、以及 Clancy 和导演 Oliver Stone 和 Paul Verhoeven 的工作。

虽然作者指出 Clancy 很难说是一个 “政治上值得称道的人物”,但他的小说的好莱坞版本删除了其中所包含的任何反体制细节,并将其转向误导 “人们对真实事件和政治动态的认识,同时将所谓的安全国家(就是维稳)描绘成危险和敌对世界的唯一答案”。

两位作者相当慷慨地提到了 Verhoeven 的 “政治颠覆性三部曲”—— 科幻三部曲《机械战警》、《全面回忆》和《星际舰队》。按照 Verhoeven 的说法,后一部电影之所以能通过审查,“是因为(索尼影业内)没有人看过它”,原因是索尼 “每隔三四个月就要交接一次管理层”。

资深电影人奥利弗·斯通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在讲述吹哨人 Edward Snowden 的《斯诺登》上映后,斯通谈到他无法为这部电影找到美国的融资;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是他 “从业21年来第一部重要的政治电影”

斯通评论说:“做(关于)一个美国人的故事,却无法在美国为这部电影融资,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斯通在寻找美国资助任何不认同美国政策的电影时,都要面临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审查,审查用控制资本的方法令这类异议作品枯竭,无法实现。

在这本书中,有时作者没能为他们的陈述和判断匹配足够的历史背景,尽管这本书最后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尾注。美国公众(甚至全球公众)对这一关键主题几乎一无所知,值得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

总的来说,这本书以清晰的文字介绍了好莱坞产业和政府部门和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确实打算提供越来越多的 “战争宣传”。除非这种审查和操纵被制止,否则,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我们将 “继续在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噩梦中生活直至死亡。” ⚪️

National Security Cinema: The Shocking New Evidence of Government Control in Hollywood — How the US military and CIA go about their propaganda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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