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技术封建主义的世界

  • “资本主义和竞争是对立的。竞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按】3年前,我们发布过另一本书,Yasha Levine 的《监视谷》,它揭露了这个互联网的起源:“互联网曾经是一种武器,现在仍然是武器”。这本书希望警告人们,在修复上投入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它只能让你陷入无边无际的猫鼠游戏中,永远在逃亡的路上。

热门美剧 “prison break” 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Alexander Mahone 说,“我成功地追捕到很多世界上最可怕的人,连环杀手、强奸犯、抢劫犯,我让他们无处可逃。但最终,我却被一个结构工程师打败了。因为他没有逃跑,他原地反击了”。

原地反击,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介绍的所有安全知识和保护技巧都建立在寄生的角度上,让我们能在这个危机中存活下来;但这绝不是目的地。然而,只有先让自己活下来,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反击。反击才是战略。这也正是 “寄生虫的反抗艺术” 中所强调的。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与3年前的《监视谷》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上挖掘监视资本主义的起源,揭露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 —— 自发的市场力量只是谎言。尤其是,它对反抗的激励超越 Zuboff,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

遗憾的是,这本书目前为止只有法语版,但我们依旧上传一下,给能阅读法语的朋友提前欣赏。希望不久后能有英文版出现。此外还有相关的另一本书,可以帮助您理解这本新书中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我们同时上传它;以及一篇论文《当数据作为资本》。您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www.patreon.com/posts/tao-chi-ji-zhu-49572380

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2020年9月于法国出版的《Techno-Feudalism》一书中,巴黎索邦大学的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兰德(Cedric Durand)对控制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新矩阵进行了剖析。

杜兰德将数字时代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的大背景下,展示了华盛顿的共识如何最终转移到硅谷的共识中。他称其为 “加州意识形态”。

很遗憾这并不是杰斐逊飞船或海滩男孩,它更像是熊彼特的 “创造性破坏”,完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 “结构性改革”,强调工作的 “灵活性” 和日常生活的彻底市场化/金融化。

数字时代从一开始就与右翼意识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市场导向型智囊团PFF基金会提供了孵化的机会,该基金会从1993年到2010年都很活跃,并且方便地得到了微软、At&T、迪斯尼、索尼、甲骨文谷歌和雅虎等巨头公司的资助。

1994年,PFF在亚特兰大召开了一次开创性的会议,最终形成了一本具有开创性的 “大宪章” :《网络空间与美国梦:知识时代的大宪章》,1996年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出版。

并非偶然的是,《连线》杂志和PFF一样,都在1993年成立,瞬间成为 “加州意识形态” 的内刊。

在《大宪章》的作者中包括未来学家艾尔文·托夫勒、和里根的前科学顾问乔治·A·凯沃斯二世。早在其他人之前,他们已经在构想 “网络空间是一个广布的生物电子环境”。他们的《大宪章》是探索这个新领域的特权路线图

那些兰迪恩式的英雄

同样并非偶然的是,这个新疆界的智囊大师是艾因·兰德和她相当原始的 “开拓者” 与暴民的二分法。兰德宣称,利己主义是善,利他主义是恶,同情心是非理性的。

当涉及到这个新黄金国的新产权时,所有的权力都应该由硅谷的 “开拓者” 来行使,他们是一群自恋狂纳西索斯,作为优越的兰迪恩英雄。在创新的名义下,他们应该被允许破坏任何既定的规则,在熊彼特式的 “创造性破坏” 中肆意妄为。

这就导致了我们目前的环境,谷歌、Facebook、Uber 等巨头可以越过任何法律框架,将他们的创新强加于大众,就像既成事实那样。

在谈到 “数字统治” 的真谛时,杜兰德一针见血:美国的领导地位从来都不是因为自发的市场力量而取得的。

恰恰相反。硅谷的历史绝对依赖于国家干预 — — 尤其是通过军事工业综合体和航空空间综合体。美国宇航局的顶级实验室之一的艾姆斯研究中心就在山景城。斯坦福大学总是获得利润丰厚的军事研究合同。例如,在二战期间,惠普公司由于他们的电子产品被用来制造雷达而蓬勃发展。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买下了大部分尚在襁褓中的半导体生产。

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与甲骨文 “合作” 制作的《数据资本的崛起》报告显示,数字网络是如何打开通往一个新的、充满资源的处女地下的通道。“那些先到达并控制了它的人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丰厚资源” — — 以数据的形式

因此,从视频监控和电子银行到DNA样本和超市票据,一切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领土占有。在这里闪耀的是大数据发展中蕴含的榨取主义逻辑的光辉。

杜兰德举了安卓系统的例子来说明榨取主义逻辑的运作。谷歌让安卓系统适用于所有智能手机,这样它就能获得战略性的市场地位,打败苹果生态系统,从而成为几乎整个地球的默认移动互联网入口点。一个事实上的、极具价值的网络资产帝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最关键的是,无论最初的企业是什么 — — 谷歌、亚马逊、还是 Uber,征服网络空间的战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控制数据的 “观察和捕捉空间”。

关于中国的信用评分系统 …

杜兰德对中国的信用评分系统进行了精细平衡的分析  — — 这是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期间推出的公/私监控伙伴关系体系,其口号是 “重诚惩不诚”。

对于中国最高政府权力机构  — — 国务院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鼓励在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被认为是 “负责任的行为”,并制裁被认为 “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就是信任的问题。北京将其定义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方法”。

中国的术语 — — “社会信用” — — 翻译成英语后就完全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比 “social credit” 复杂得多,中文的意思更多的是 “可信赖度”,包括打击欺诈、违反环境规则、不尊重食品安全规范等等,当然,也包括打击政治异议。因为当权者认为这些人 “不可信”。

对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管理,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被认真讨论了。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毛泽东的《小红书》中就可以看到。可以看作是受到毛泽东所谓的 “群众路线” 原则的启发,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思想(分散的、非系统的)积累起来,集中起来(总体的系统性思想),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散发和解释,确保群众吸收并转化为行动,并在群众的行动中验证这些思想的恰当性”。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10BEIJING167_a.html

杜兰德的分析比 Soshana Zuboff 的分析更进一步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这本热门书展示了数字平台如何成为 “封地”:它们在被数据填充的巨大 “数字领地” 中生存,并从中获利,即使它们锁定了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的权力。

现在这一封地已经变得非常现实,就在您生活的城市里。在这里看到更多详细解释《订户之城》。

而就像在封建主义中一样,封地通过附庸农奴来统治领地。主人靠剥削领地而获得的社会权力谋生,而这意味着对农奴的无限控制权

这一切都体现了完全的集中化硅谷的忠诚信徒彼得·泰尔(Peter Thiel)一直强调,数字创业者的目标正是绕过竞争。正如《崩溃了:十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那本书中所引用的那样,泰尔宣称:“资本主义和竞争是对立的。竞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单纯的硅谷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模式:涡轮资本主义作为食利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 硅谷巨头取代了庄园,也取代了国家。这就是杜兰德定义的 “技术封建”。

当布莱克遇见巴勒斯

杜兰德的这本书极富现实意义,说明了数字时代的理论和政治批判还很稀缺。没有精确地绘制出所有那些可疑的收入提取回路的地图;没有分析它们是如何从金融赌场  — — 尤其是促进超集中的巨型投资基金中获利的;或者说,他们是如何从零工经济对工人的硬性剥削中获利的。

正如杜兰德所回忆的那样,数字土地的全面集中正在导致斯图亚特·密尔(Stuart Mill)已经预见到的一个场景,即:一个国家的每一块土地都属于一个主人。大众对数字主人的普遍依赖似乎是 “算法时代自由主义同类相食的未来”。

有没有可能的出路?也许只能有一种激进的方法 — — 布莱克 vs. 巴勒斯的交锋。我们必须扩大理解范围  — — 不要再把地图(如《大宪章》中所示)和领土(我们的认知)混为一谈。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在他的前精神病学幻象中,都是关于解放和服从的,他描绘了一个专制的神灵通过某种大众影响的源码强加于人。看起来很像是数字时代的深度分析。美国小说家威廉·巴勒斯将 “控制” 概念化  — — 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一系列操纵(他对社交媒体感到恐惧)。

它指出,要打破控制,我们必须能够入侵并破坏其核心程序。巴勒斯展示了如何拒绝一切形式的控制,并将其击败的思考。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成为反叛者 —— 黑客,或顺服者 ——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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