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运动,其他任何方式赢得收益都是危险的:一个典型教训给中国社会参考

  • 自治运动和建制派的斗争,难度在哪里?

我们此前介绍过智利的反抗运动,见《从独裁到民主,反抗的火焰 — 48年》,其中包含的行动技巧值得中国活动家研究。本文将讨论的是行动后的变革战略,这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它意味着您的反抗努力究竟能否如愿获得您想要的改变。

2021年5月15日至16日的周末,智利各地的选民选举了参加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将为国家制定新的宪法。这次投票机会,本身就是通过2019年的起义赢得的让步。

在这些选举中,右翼被酣畅淋漓地击败,但也并没有一个体制内的左翼政党获得多数。企业媒体将此誉为 “独立” 政治的胜利  — — 但是,这对当初给左翼政治家带来动力的自治运动意味着什么?在下面的分析中,智利的记者探讨了代议民主政治和直接行动民主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非建制左翼在智利的选举胜利是多年来故事的最新发展,从巴西的 “粉红潮” 使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等左翼政治家上台,到2011年运动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在这些案例中,右翼和中间派政治的失败为这些选举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左翼政党一直在艰难地兑现他们的承诺,甚至被更极端的右翼政客接替  — — 巴西的博索纳罗希腊的新民主党横向的社会运动如何驾驭左翼选举胜利带来的局面,以确保他们的前景不被政党和政府的命运所束缚?

智利有一段右翼反政府直接行动的历史,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在这个时代,国家权力就像一个烫手山芋,谁拿着它就能烧死谁,甚至在统治秩序似乎已经被打败的时刻,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为下一轮做好准备。

第一部分:国家机构的分散性

在去年10月的宪法公投之前,我们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浪潮提出了以下这些想法:

虽然智利起义一周年很快就到了,但我们不确定圣地亚哥的未来会怎样。我们看到围绕这场运动的言论从争取 Dignidad(尊严)的运动转变为反对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宪法的运动。10月25日,在智利起义周年纪念日的一周后,智利人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投,以决定是否召开大会,重新制定从皮诺切特时代继承下来的宪法。体制内的左翼很快就把社会的弊病归咎于现行宪法  — — 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让人们不去关注独裁政权和其反对派之间的体制安排是如何造成这种局面的……当他们取代了成千上万在街头与军队和警察英勇斗争的人们时,成为了皮诺切特反对派的指定领导人。

因此,我们目前的冲突使新的反叛群体与国家及其机构反对派对立起来。这场斗争将决定智利的起义是要有尊严地生活,还是要使那些造成我们与我们的经验、历史和彼此疏远的制度安排永久化。尽管暂停抗议活动的方式使起义群体的声势下降,但我们看到反抗依然无处不在 …… 街头的运动有更大的作用,不仅仅是 “保护街头游行” 或对任何穿越国家治理的旋转门的公共官员施加压力;街头行动的作用是为其他思想的扎根、为其他可能性的扎根,创造条件。

宪法公投

2021年5月15–16日的周末举行了一场大型选举,全国各地的选民从竞争城市市长、市议会代表和参加为智利制定新宪法的代表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这原本计划在4月15日举行,但各政党同意将选举推迟一个月,以应对智利的COVID-19大流行病的第二波。

参加这些选举的居民大会和社会组织强调了关于政治治理在智利应该如何运作的三个主要原则:

1) 人民主权:改变政治制度,使政府行为反映出智利普通人的利益,而不是迄今为止这般反映制度受益者阶层的利益(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响应长期以来的社会要求,这些要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2) 民众力量:政客应该代表社会运动的利益,这些非体制性的社会组织通过运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要求。

3) 领土自治: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给予了国家政府更多的权力,而牺牲了与人民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市政当局。

在公投后的几个月里,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编制了候选人名单,并在这些选举中进行竞选。社会组织有机会像政党一样行事,为制宪会议制定自己的选举名单,并举行自己的初选来选择市长候选人。

右翼确信他们会获得足足三分之一的选票,而这是他们在制宪会议上获得否决权所需要的。在去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国务卿海梅·贝洛利奥 (Jaime Bellolio) 断言,在决定谁将参与制定智利新宪法的过程的选举中:“我们相信,我们将以3比0获胜”。

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 Vamos por Chile: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中右翼和皮诺切特政党联盟。
  • Apruebo Dignidad:由共产党、自由阵线、及其附属的社会组织组成。
  • “Apruebo”:由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后上台的中左翼政党联盟 “la Concertación” 组成。
  • Del Pueblo:由独立候选人组成的联盟,许多人与社会组织有联系,与政党没有任何关系。
  • Nueva constitución:由有政党背景的独立候选人组成的联盟,他们没有以政党的名义参加选举。
  • 其他(otros):13名独立人士,他们作为本地区的代表参加选举,与官方名单没有任何关系。
  • 土著人民(Pueblos indígenas):为智利原住民保留的17个代表席位,通过特别投票选出,只提供给智利9个原住民民族之一推举出的成员。

以上是建制派的样子。

当许多邻里社区大会组织起来宣传自己的候选人时,无政府主义者集会试图解读目前的情况,并确定自治主义者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体制地形中的立场。

在此次大选之前,反建制的倾向被认为会发生以下情况:

1) 投票率可能会很低,这将使选票偏向右翼。

2) 右翼将在制宪会议上获得至少三分之一的席位,使他们能够阻止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

投票率确实很低:只有43%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但是,尽管这种低投票率表明缺乏 “民众参与”,而且建制派左翼将其与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力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但右翼在选举中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外,没有任何政党联盟获得否决权,因为独立候选人赢得了42%的席位。智利的企业媒体将 “独立人士” 作为制宪大会选举的主要赢家,称其为从 “社会爆发”(即2019年的起义)中涌现出的新兴政治集团。但是,这些独立人士并不是一个联盟  — — 他们是由来自不同社会组织和智利不同政治活动历史的不同候选人拼凑而成的。

这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领导人能代表整个社会运动。

“雷·皮卡丘”

制宪代表选举中值得注意的获胜者包括圣地亚哥43岁的校车司机 “雷·皮卡丘”(上图),他成为尊严广场抗议活动的标志,并在上述 “lista del pueblo” 板块中赢得了席位,以及人权捍卫者和马普切精神领袖、著名活动家 Machi Francisca Linconao 的获胜。这就她:

官僚主义 VS 反对派,“政治阶级” 与 “人民” 的较量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在21世纪,国家权力是个烫手山芋  — — 他们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国家结构难以减轻资本主义的影响,没有任何政党能够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失去公信力。根据这一理论,替代性倾向和政治实践只要能够以统治秩序的反对者自居,就能蓬勃发展,但这些倾向一旦沦为政客可以宣称代表的政治纲领,或者与执政党发生联系(无论对错),就往往会失去民众的支持。

在智利,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未能在制宪会议上站稳脚跟,因为他们都提出了技术官僚危机管理的愿景,而这一愿景已经被此次智利起义和COVID-19大流行病所否定。

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的人数多于2021年5月的选举。2017年,现任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以53%的选票获胜。皮涅拉的支持者指出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威胁说 “如果智利偏离其新自由主义道路,它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动员了反移民的恐惧:近200万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委内瑞拉,为了逃避其他地方的经济危机而逃到了智利。右翼警告说,自由阵线(一个相对较新的左翼联盟)或社会党的胜利将使国家变成一个 “Chilezuela”,通货膨胀猖獗,失业率高,养老基金蒸发,社会动荡,杂货店空空如也 …… 宣称确保稳定未来的唯一途径是坚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The specter of “a ‘Chilezuela’ with rampant inflation, high unemployment, evaporating pension funds, social unrest, and empty grocery stores.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不稳定的 “Chilezuela” 的现实已经在右翼政府的领导下得以实现。虽然起义证明了人们对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普遍感到失望,但国家对COVID-19的反应表明,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危机。到目前为止,政府的主要经济救济形式是允许智利人从国家管理的私人养老金中提取10%。2020年6月,发生了自COVID-19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人们要求政府批准这些提款;政府在6月和12月批准了两次提款。2021年4月,国会试图批准第三次提款,被皮涅拉尽其所能地阻止了。右翼担心,这些提款可能会对退休基金管理会(AFP)投资的巨型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右翼有足够的国会席位来阻止投票。如果国会通过该法,皮涅拉可以在最高法院挑战国会,许多人担心最高法院会支持他。然而,在明显考虑到皮涅拉糟糕的支持率(大约15%)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后,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成员批准了该法律,包括皮涅拉所在政党的许多代表。同一天,皮涅拉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旁边是两位最有前途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华金·拉温和伊芙琳·马赛,宣布他将在最高法院挑战国会。一周后,最高法院裁定皮涅拉败诉,批准了该法律。

智利的治理体系在历史上对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投入了大量的权力;这比皮诺切特1981年的宪法还要早。无论执政党联盟的政治家们如何努力与总统保持距离,他们在选举中的成功都与总统的行动和政策息息相关。在COVID-19大流行病开始时,皮涅拉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行动和集会实行严格限制,并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

政府对起义的漠视、以及大流行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反对派能够通过凸显智利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弱点来建立权力。在皮涅拉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和他的反对率急剧上升的同时,右翼政党联盟也发生了分裂,因为他们的政客试图将自己作为皮涅拉的反对派。这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政治愿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完全挂钩,该模式未能在2019年开始的危机浪潮中提供稳定。

同时,政治反对派也与技术官僚的治理模式有关,这种模式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后多年来一直在智利保留着新自由主义。这些政治家被广泛视为与掌权的政党同属一个政治阶级,他们代表了 “向民主过渡” 的典范,试图通过缓慢改革独裁政权的政策来维持稳定。追求两党的协议,制定由大学培训的专家提供信息的政策,他们代表了 “国家可以逐步缓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灾难性社会影响” 的承诺。

虽然他们证明自己与这场起义的 “社会需求” 脱节,但他们也因为未能阻止任何 “官方” 政策而使自己变得无关紧要。当皮涅拉要求国会批准延长一年后的紧急状态时,反对派批评了他的政策,但还是批准了延期。这些反对党曾希望增加财政救济和社会援助  — — 特别是财政激励和价格控制(这些都是违宪的,但在理论上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实施)。然而,行政当局拒绝实施这些建议中的大部分。每走一步,反对派都在谈论如果他们执政,或者如果1981年的宪法被修改,他们将如何管理危机。然而,他们证明了议会模式无能,因为他们无法推进替代项目,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下有可能回避皮诺切特时代的宪法。

在2019-2020年智利示威之前,自由阵线联盟是智利新左派的代表,提出了一种与体制内反对派决裂的选举政治愿景。这个联盟产生于2011年的学生运动,特别是自治主义运动,它试图打破智利共产党对社会运动的指挥作用。他们的政治纲领应该是通过听取智利基层社会运动的意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意见。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应该代表他们政党的基础,只根据党员的共识在国会投票。他们的成员将是社会运动和自治邻里活动的积极成员,以便掌握其当选代表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脉搏。该联盟在2017年获得了20%的总统选票,并选出了两名前学生运动领袖加布里埃尔·博里奇 (Gabriel Boric)和乔治·杰克逊 (Giorgio Jackson)进入国会。

然而,该党并没有像希腊和其他地方的这类政党那样,作为起义的代表声音而人气大增,反而是在2019年10月之后的几个月里几乎崩溃了。在起义的高峰期,当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政党拒绝与极右翼进行谈判时,博里奇违背了他所在政党的共识,签署了 “和平与新宪法协议”。后来,他投票支持 “反封锁、反抢劫、反蒙面、反占领土地” 法,该法加重了对直接行动的惩罚,而这些行动正是智利起义的核心。因此,数以千计的自由阵线激进活动家和社会组织与该联盟断绝了关系。前自由阵线的激进分子回忆说,他们在社区里受到骚扰,在集会上被吐口水。

加布里埃尔·博里奇坐在右翼身边签署 “和平与新宪法协议”的这张照片已成为一种meme,出现在对自由阵线政治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任何帖子的回复中。

在这次选举中,独立候选人的崛起是对智利新左派矛盾的直接否定,年轻的政客们声称代表人民的力量和社会运动,但却投票反对这些原则。在入选制宪会议的独立候选人中,许多人是离开自由阵线的政党激进分子和社会组织的成员,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赢得自己的席位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还有一些人是直到现在还从未信任过选举政治的活动家,但他们认为这次制宪会议是智利历史上第一次可以不让政客和智利精英参与编写宪法的途径。

新的选择是由在制宪代表选举中获胜的各种独立集团代表的。在许多方面,这显示了一种发展选举政治的尝试,以应对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其他经历过所谓 “粉色潮” 的国家的失败,这些国家在21世纪初出现了左翼选举胜利的高潮。而对于那些左翼人士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中心人物或政党能体现当前变革时刻的希望和愿望。对于政治精英和右翼来说,他们认为似乎不会有左翼政权可以抵制或要求外国干预。

新当选的圣地亚哥市长

市长选举

尽管智利的政治体系存在合法性危机,一些人还是对市政政治保持了更多的信心。左翼一直试图在地方选举中获得权力,表面上是为了在国家政府的政策违背当地人的意愿时对其进行挑战。

智利的大都市中心  — — 圣地亚哥、比尼亚德尔马和瓦尔帕莱索  — — 都选出了或重新选出了左翼市长。这些候选人的胜利是由于把自己作为智利社会运动的工具。在市长选举之前,共产党和社会组织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初选,叫做 “Alcaldia Constituyente”,在这个选举中,各城市可以对社会组织和政党提出的市长候选人进行投票。这次初选的低投票率在圣地亚哥成了一个meme,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空荡荡的投票站照片。尽管如此,共产党候选人、现任市议员伊拉西·哈斯勒还是赢得了初选,并在随后的选举中获胜,成为圣地亚哥近来第一个共产党员市长。

圣地亚哥森林公园的横幅,上面写着“不要再发射催泪瓦斯了,你在毒害我们!”

哈斯勒击败了现任圣地亚哥市长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他是每周在尊严广场(Plaza Dignidad)举行的抗议活动和圣地亚哥街头的非正式摊位的积极反对者。在起义的头几周,邻里社区集会在整个圣地亚哥激增。已经是圣地亚哥市议会成员的哈斯勒积极参与了在森林公园的集会,该社区直接毗邻尊严广场。现任市长豪尔赫·亚历山德利积极与警方协调,促使尊严广场军事化,使居民每天暴露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装甲车的状态下,这些武器用来镇压街上的抗议者。在采访中,哈斯勒一直强调警察每天的暴行威胁着该地区的居民,这比亚历山德利继续暗示的 “犯罪幽灵” 构成了更大的风险。

当反国家运动与新的管理机构联系在一起时

目前,体制内的左翼成员在政治战略方面向自己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如何防止右翼建立权力和影响治理?有没有新的治理形式可以让新的政治体系更好地应对危机?

但是,我们应该问自己不同的问题:自治的、不受统治的力量将在社会冲突和危机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准备与过去的自治倾向不同的行动?过去那些人没能脱离体制内的左翼,最终消逝在无关紧要的地方。

在审视以前那些同样声称代表 “人民” 的左翼政府的失败时,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了解这个由依附、异端、效忠和赞助组成的混乱的世界。热衷于制宪会议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分散我们对(代议制)政治领域之外的一切事情的注意力,而它所假定的概念框架也让我们对右翼运动在(代议制)政治领域之外的事情毫无准备。风险在于,我们会让右翼获得势头,成为新的 “反国家” 力量(特朗普时代的所有讽刺都已经很熟悉了),而左翼运动最终会依靠警察来镇压右翼运动  — — 当右翼乘着这股势头重新上台时,同样的警察最终会被用来镇压革命者。

研究如何在持续的社会冲突中采取直接行动,将确保我们继续有办法在一个领域中维护自主地位,否则将越来越多地将危机解决方案限制在改良派的治理框架中。

在智利农村以伐木卡车为目标的直接行动。

在大都市中心,人们很容易忘记采掘业是智利经济的基础:采矿、工业伐木场和工业渔业。在智利腹地,这些产业与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发生了长达数十年的冲突,他们试图收回自己的土地,阻止这些产业对其领土造成的灾难性伤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普切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直接行动以行使领土自治权。几十年来,关于体制改革将帮助马普切社区重新获得他们的土地并限制工业对生态的影响的承诺彻底失败后,一些土地占领运动开始了。其中一些运动开始时,参与者在被侵占的土地上举行仪式和活动,然后在那里建造房屋和种植农作物。每年都有更多的破坏行动阻止了林业公司的伐木设备,更多的农村抗议活动阻断了农村的伐木道路,更多的伐木卡车被匿名的武装公路劫匪劫持。

由于生态破坏和财产的冲突在智利腹地势必持续,马普切社区将继续采取直接行动,而不是等待承诺的体制改革。作为回应,即使在政府中没有代表,极右翼也可以通过利用直接行动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在内地获得权力。

例如,在一名卡车司机在一次武装抢劫中受伤后,智利最大的卡车工会宣布罢工,要求政府加强对智利农村的保护。七天来,卡车司机封锁了阿劳卡尼亚大区的泛美公路的每个匝道以及该公路的其他农村路段的货物运输。在被罢工封锁的智利农村城镇中,杂货店的基本商品被抢购一空。与此同时,罢工的卡车司机在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举行聚会。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罢工工人与他们雇佣来参加派对的脱衣舞娘跳舞。

The trucker strike

土著人民和智利左翼都谴责卡车司机是右翼、性别歧视和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在这个评价中,他们是正确的。但左翼批评的核心是谴责右翼政府的双标:残酷对待尊严广场的抗议者,却对罢工的卡车司机置之不理。当卡宾枪手使用他们所掌握的所有武力来平息广场的任何社会抗议时,国家政府却通过满足司机的要求和保证在一个已经军事化的地区增加警察来终结罢工。

左翼没有为如何在选举政治之外参与这样的社会冲突制定战略,而是想象着一旦智利新宪法制定出来,这些问题就会自然消失。在对右翼罢工的批判背后是这样一个现实:左翼在谴责国家不打击右翼社会运动的同时,并没有制定战略,关于当团体利用后勤中断的力量来推动右翼要求时该怎么办。虽然制宪会议的左翼代表设想着一个承认对原住民的债务并制止警察对原住民社区的猖獗暴力的智利社会,但他们没有战略来应对利用经济力量阻止这种社会改革的右翼团体。

智利洛斯拉戈斯的一场反对鲑鱼产业的抗议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对未来智利政治制度响应社会运动要求的梦想,想当然地认为社会运动将永远是固有的反新自由主义和固有的 “人民的”、大众的。但谁是人民?正如我们在巴西和世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极右翼也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发展,这些运动也声称代表 “人民”。将卡车司机罢工这样的社会运动视为右翼和经济精英的利益,为拒绝面对有复杂答案的棘手问题提供了简单的借口。例如,人们认为新宪法应该保证工人的安全和原住民的权利,但是当工人声称原住民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时,会发生什么?当一个新的执政政府试图代表他们的利益时,为什么工人继续采取右翼政治?

第二部分:风险与机遇

这次选举中出现的一些可能的未来。

风险:非制度性右翼利用经济力量

如果我们不为如何参与选举政治之外的社会冲突制定战略,我们就有可能在面对新的制度安排之外必然会发生的社会冲突时缺乏战术。左翼的罢工概念 — — 利用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 — — 并没有解决精英阶层在被挤出政治机构时也能利用的经济和劳工力量的规模。

最危险的状况在于,在制宪会议之后,左翼和自治运动将放弃不可治理和经济混乱的地盘,转向右翼。我们可以看到,在委内瑞拉,强加的经济制裁和富裕的企业主对查韦斯政权的战争都增加了普遍的痛苦,显示了政府在应对它们所产生的危机时的软弱,并有效地将可能性的范围减少到查韦斯派或反查韦斯派的双重束缚中 — — 这是横向自治运动的灾难。我们必须面对历史上的先例,即 右翼和经济精英将利用他们的经济力量使任何新成立的 “革命” 政府陷入危机,而不是在表面上相信在新的和改进的宪法下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基辛格宣布,他将通过让智利经济 “尖叫” 来结束阿连德政权;由于反阿连德势力的联盟切断了国家的物流,智利的大都市地区陷入了饥饿。这不仅仅是国际政策和经济制裁阻断该国进口的结果。食品也不再进入大都市中心,基本商品留在仓库里,进口商品被困于港口。右翼的势力随着每次极右翼的劳工罢工和经济制裁而不断增长,他们把猖獗的失业、基本商品的配给和日益增加的日常生存斗争说成是 “社会主义政治非法性的标志”。

这些行业的工人站在他们的雇主一边而不是阿连德政府一边,有几个原因。许多人只是决定支持更强大的一方,他们认为在国家的经济危机中能更好地保证他们的个人安全。赞助人/客户关系的规范在智利依然存在;对一些工人来说,维持雇主的赞助比寻求国家政府的赞助更靠谱。一些工人因为支持他们的雇主而立即得到了回报;另一些工人则担心他们的雇主会进行报复。这些劳工罢工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一些工会扰乱了经济,要求结束一个表面上代表 “他们利益” 的政府。

这些罢工的成功表明,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能够通过后勤破坏而利用的经济力量相比,通过代议制而获得的 “政治权力” 的表面意义并不大。在《腹地》一书中,菲利普·尼尔认为,左翼强调民众代表的新模式 — — 在大都市中心的居民中很受欢迎 — — 没有考虑到腹地对权力的理解,反过来,为极右翼的收编打开了空间。

“极右翼画的大饼、以及使其上台成为可能的事,理应是对权力问题的务实关注,而美国左翼却虔诚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反而专注于建立精心设计的政治方案和华丽的乌托邦,仿佛政治是个人想象力的行使。正是这种对在危机中建立权力的关注将党派与左翼区分开来,而宣誓是目前党派的组织形式”。

立宪派的战略,通过承诺未来的安全,条件是人们在当下做出牺牲,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秩序的前任政治家们所采取的战略。虽然目前,智利的右翼由于与皮诺切特时代的国家政治有关联而被击垮,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可以为右翼再次采用经济破坏的工具创造条件,从一个不难动员人民反对执政党的时代中获益。

尼尔认为,“通过提供保证稳定的物质奖励,再加上对反对者的胁迫威胁,这类团体就有能力使民众成为他们崛起的同谋,而不管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就像危机通过暴露以前制度秩序的弱点为制宪会议创造了条件一样,危机也将通过暴露新制度政治的弱点为非制度性极右翼的发展创造条件。

而这个烫手山芋将再次易手。

风险:警察和监狱系统的加强

在直接行动的政治和代议制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中,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未来的宪法秩序可能会延续产生智利目前警察机构的 “法律和秩序” 的政治。到目前为止,国家一直在通过警察的军事化和扩大的监狱系统,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中维持稳定。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 (Sebastian Pinera) 在介绍 “丛林指挥部”,这是一支在哥伦比亚受过训练的特种警察部队。

例如,从2000年代初开始,国家政府在 “马普切冲突的红色区域” 从根本上扩大了警察机构。通过种族歧视协议,警察开始系统性地拘留马普切活动家和社区领袖。这为智利警方拘留或谋杀无数马普切青年创造了条件,如2017年被杀害的卡米洛·卡蒂兰卡(Camilo Catrillanca)一案。他们开始在审判前将马普切人关押数月甚至数年,利用种族主义的司法改革,将针对被认为威胁到所谓的公共安全的任何嫌疑人的 “预防性拘留” 正常化。在2019起义期间,智利警方和法院也采用了这种预防性拘留的制度,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起义参与者目前仍在监狱中等待审判。

制宪会议设想了一个未来的智利政治安排,通过最终让步于社会运动的长期诉求来减少社会冲突。

在起义的所有诉求中,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诉求可能是被讨论最多的。在制宪会议选举胜利的几天后,“del pueblo” 宣布,在起义的所有囚犯获得自由之前,他们不会与右翼进行谈判。还有人要求,作为制宪会议的一个条件,所有在目前种族歧视的司法系统下被监禁的马普切政治犯也必须被释放。毕竟,目前重写智利宪法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政治犯勇敢而激进的政治行动所带来的。此外,如果智利要承认并解决其对原住民的债务,这包括彻底拆除其对因争取自治而被监禁的马普切人的系统性司法种族主义。

2020年8月,参加马普切人政治犯声援游行的抗议者占领了阿劳卡尼亚的库拉考廷市政厅。后来,一个愤怒的暴徒用暴力驱逐了抗议者。

然而,这个要求释放政治犯和使智利警察解除军事化作为对社会运动要求的让步的宪法项目再一次没有包括一个关于宪法政治应该如何处理追求右翼要求的直接行动的战略。针对代表制政治,直接行动的核心理念是,可以利用经济和社会力量迫使政府或公共机构让步于要求。如果面对警察对其财产的保护减少,看到他们的长期敌人被释放出狱,极右翼利用直接行动来追求他们自己的议程,那也就不奇怪了。

面对这种战略,新的政治安排似乎完全可以选择维持相同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作为对极右翼的让步,或者甚至作为一种所谓的控制极右翼暴力的方式(正如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党人为了应对1月6日的事件而叫嚣的那样),同时声称深切关心他们对原住民和政治犯的历史亏欠。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和巴西的迪尔玛·罗赛芙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为镇压最初支持他们宣称的社会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由右翼和左翼的直接行动升级引发的政治危机中 — — 例如,2013年在巴西发生的情况 — — 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均呈现为维持稳定的手段。在阿劳卡尼亚,右翼卡车司机的罢工只是更广泛的右翼组织的一个例子。农业商业协会正在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该地区的警力,而前军事人员则组织自卫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这是向哥伦比亚熟悉的那种准军事暴力迈出的一步。Comando Trizano 和 APRA 等武装团体以保护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为借口组织了巡逻;他们对马普切人和环保活动家进行挖苦,以威胁他们。

尽管右翼将其描述为恐怖主义,但在国家和国家以外对马普切社区实施暴力的情况下,马普切人的直接行动已经转向了自卫的形式。当调解和两党协议的政治工具达到极限时,寻求治理的政治机构很可能将国家暴力的工具转向针对那些暴露出代议政治无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的反对派。

库拉考廷的马普切土地

潜力:划出难以统治的空间

独立候选人在制宪会议上的重大成功,为人们谈论 “独立” 候选人作为对抗三大政党联盟的第四个新权力集团创造了条件。然而,政治权力中并没有统一的 “左翼” 集团;这些独立代表来自一系列的政治倾向和个人背景。建制政治的支离破碎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街头政治可能加剧政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四分五裂的议会格局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政客的代表欲望,以划出难以统治的空间。

我们可以再一次从阿连德时代学习,在这一期间,左翼反建制政治在整个智利升级,而在议会中,阿连德的政治联盟与中间派政党争夺权力。在阿连德担任总统之前,随着农村农民和圣地亚哥的城市贫民夺取土地以开辟生活空间,土地占领运动在智利各地激增。在很大程度上,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选举胜利是对弗雷执政期间警察在蒙特港屠杀棚户区居民的回应,维克多·哈拉在他的歌曲 “Preguntas por Puerto Montt” 中唱出了这一惨剧。

维克托·哈拉被参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军官残忍地折磨并被法外处决;他的尸体被扔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尸体上有40多颗子弹。而谋杀他的人花了42年时间才面临指控。这就是我们与警察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原因。

虽然阿连德对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促成了他的当选,但农民和工人们继续组织自治的土地占领,而不是等待政府画的大饼成为现实。在反对阿连德计划的过程中,出现了无数激进的、自治的革命团体  — — VOP(Vanguardia organizando el Pueblo)和MIR(Movimiento Izquierda revolucionario)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在阿连德选举前后都面临警察暴力的棚户区获得了强大的支持。

尽管公众对警察暴力对待棚户区居民的愤怒导致了阿连德的当选,但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警察在搜查佩尼亚洛伦的罗赫米达棚户区时再次杀害了一名少年。体制内左翼政治家们跳出来为突袭该定居点寻找武器的警察辩护,宣称城市游击队是煽动棚户区居民使用暴力的外部煽动者。尽管政客们发表了声明,但公众对警察的愤怒仍在继续。在发现受害者实际上是MIR的成员后,MIR得以推翻对他们是所谓的 “外部煽动者” 的指控。并非所有的棚户区居民都是MIR的人,也不是所有的MIR人都是参与土地占领运动的居民。既不是 “内部人” 也不是 “外部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对棚户区的日常生活和共同的未来有着深刻承诺的居民。

虽然阿连德的政党仍然反对像MIR这样的团体,但在1972年8月7日,阿连德出席了被警察杀害的MIR少年的葬礼。这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左翼之间的冲突迫使国家将棚户区合法化  — — 一个存在至今的街区。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出席被警察谋杀的MIR少年的葬礼。

智利自治派左翼团体的历史已经被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怀旧掩盖了。这并不是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最悲惨的结果,但却是从过去中学习的一个障碍。皮诺切特的政变之后,开展了一场运动,许多参与社区自治的革命者被强迫失踪。像MIR这样的团体的幸存者被赶到了地下,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社区组织战略,转而采取秘密的反皮诺切特武装起义的战略。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阿连德的人民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是否会提供机会以创造一个自治空间。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一个冲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当选的官员会害怕驱逐一个自治空间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 — 无论是一个棚屋,一个被占领的广场,还是一个保卫森林的营地  — — 将领土让给在选举制度之外保持活跃的自治主义拒绝被统治的力量。

潜力:通过建立领土间的自治来应对危机

正如危机为制宪会议创造了条件,暴露了以往建制秩序的弱点一样,危机也为其他反建制倾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反建制倾向可以应对这些危机,暴露出下一步制度安排的弱点。非制度性的极右势力有机会利用和扩大即将到来的危机,同时如果允许他们执政,他们就会承诺所谓的安全和稳定。为抵制通过升级和批判来应对危机的模式,我们必须通过扩大自主权的实践来建立一支反统治的力量,为我们和其他人的生计和福祉提供保障。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左翼政府上台后,由于经济精英的阴谋而经常出现的经济崩溃中学习,也可以从阿连德时代的项目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以应对生产和物流的危机。为了应对右翼的制裁和破坏,阿连德政府采用了第一个控制论系统,即 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

这个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接收最新的经济和生产信息,通过接收来自生产中心的信息,并在预测模拟结果后向工厂发出指令,试图协助工厂进行自我管理。到1972年,尽管右翼卡车司机的罢工越来越有效,这个系统还是能够维持智利的物流。

这种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控制论干预的持久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非正规经济在确保获得一个地区的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当城市贫民采用副业并在街上出售产品作为生存基础时,控制论的干预措施将他们视为对稳定的威胁。右翼政权将这种活动定为城市病;左翼政权也这么做,将其称为利用稀缺性的 “黑市”。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经济危机的控制论解决方案之外,旨在建立 “计划经济” 的项目很少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它们必须重新定向或直接拆除由人们为确保其生计而创造的异质系统。

马普切农民在圣地亚哥街头出售他们的产品,应对警方对其未经许可的农产品市场的突袭。

同时,在阿连德的领导下,共产党和反建制的左翼团体开始在城市地区组织人民生计委员会(Juntas de Abastecimiento Popular,简称JAPs),以确保基本商品的供应和公平价格。邻居们会盘点他们可以获得的东西,并与社区分享他们的可用资源。正如贝尼托·布拉沃(Benito Bravo)所言在危机时期,这些自治的邻里救济行动在智利各地大量涌现。随着左翼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种邻里倡议中,他们吸引了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对当地非正式经济的关注和尊重。通过JAPs,集体决策制定每个街区的基本商品价格,使人们能够参与街区的物质政治。这些委员会也有黑暗面,即 他们也同时实行了一种社区自卫,有时会暴力对抗那些囤积货物出售或在社区中哄抬价格的邻居。

面对一个体制变革和危机的新时代,我们也可以从阿连德时代的危机中人们没有做的事情中学习。这个控制论项目 “赛博协同控制工程” 为生产和跨地区分配提出了一个有计划的经济解决方案,而JAPs则提出了一个自主和集体资源分配的模式。然而,并没有另一个项目或愿景试图自主地将不同的地区联系起来以发展经济之外的其他物流。在每个JAP内,其权力的极限是什么资源可以到达附近的领土。因此,它不仅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控制论项目,而且还被同样持久的结构性暴力和经济不平等所削弱,这些暴力和不平等首先就造成了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今天,我们应该寻求发展新的项目,在城市和农村的领土之间建立关系,以及人和资源在它们之间流动的方式,以便提出一个在危机中自治和拒绝统治的愿景可能意味着什么。显然,新自由主义模式加剧了不平等;社会主义的反应是确保商品被重新分配给那些以前没有机会的人,然而,这种重新分配的模式无法应对商品稀缺的生产危机。COVID-19大流行病扰乱了全球经济,造成青霉素和建筑材料等关键商品的短缺,这表明我们的政治项目如果依赖于恢复资本主义 “正常状态” 的可能性,就有可能失去意义。

在一个日益动荡的世界里,如果自治团体和社会运动将他们的项目建立在匮乏的起点上,开发出与人们合作以满足大众基本需求的替代方法,那么它们就能得到发展。

结论:希腊的案例

在 Syriza 的领导下,希腊政府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对许多占领事件保持了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埃克萨奇亚(Exarchia)街区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区域,防暴警察保持距离,居民一般都是自己解决冲突。因此,为了应对2015年开始的所谓移民危机,无政府主义者能够与移民合作,在大规模的建筑中蹲守,安置百名难民。

由于被阻止使用其全部的暴力能力,希腊警察决定将反社会犯罪和非法资本主义,特别是非法毒品销售和使用,推到埃克萨奇亚、大学校园和其他自治空间,希望使这些自治空间失去合法性和信誉。除了关于Syriza和这些自治区的右翼宣传(与福克斯新闻对西雅图 “国会山自治区” 的报道不同),这成功地为新民主党政府提供了一些准备选举的主要谈话要点。Syriza 未能兑现其对公众的大部分承诺  — — 这主要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中,如果全球金融卡特尔不把资本带到其他地方,就很难保护一个国家的公民。

因此,新民主党赢得了选举,上台后承诺用蛮力压制无政府主义者、棚户区和难民声援运动。这些运动对此毫无准备  — — 他们在Syriza领导下获得的几年 “喘息空间” 并没有扩大他们的战斗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希腊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把自己与Syriza联系起来,但他们仍然受到Syriza公众支持减弱的影响。

可以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通过运动的实际基层力量以外的任何手段来赢得收益都是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误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强大,因此,在你最毫无准备的时候被成为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实际的社会力量是无法替代的。如果我们以年为单位而不是以月为单位进行思考,那么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可能利用国家的裂痕来确保自治区,而是在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如何防止极右翼对手动员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如何继续建立我们的战斗能力,即使是在左翼政府下  — — 我们如何确保民众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失望不会使右翼势力夺取国家并直接反对自治主义,就像在智利和希腊发生的那样?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Chile: The Hot Potato Changes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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