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的终结,始于上世纪60年代

  • Margaret O’Mara: 美国国会数十年前作出的选择造就了科技巨头今日的垄断和强势

1965 年秋天,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 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计划 — — 将数以百计的联邦数据库整合进一个集中式的国家数据库 (National Data Bank),意在提升效率,使其推行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更加伟大。

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对个人隐私感到担忧 — — 无论是受到联邦调查局 (FBI) 监控的民权领袖和学运人士,还是对約翰·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r) 运用电子侦听技术提出质疑的议员 — — 国家数据库 (National Data Bank) 证实了他们最深的恐惧。在随后的几年里,国会召开了一些引发轰动的听证会,猛烈抨击关于国家数据库的想法,并且警告,政府收集信息的行为正在走向失控。

上世纪 60 年代的隐私斗士们可能会对科技行业的现状感到惊讶,但他们更会吃惊地意识到,正是他们当时做出的政策选择 — — 要求数据透明,而不是限制数据收集;立法限制政府行为,而不是私人企业 — — 使今天的科技巨头能够像现在这样庞大而强势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计划就算法偏见的指控对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 (Sundar Pichai) 提出质询,而活跃的民主党则誓言,在明年1月接管众议院领导权时,将在反垄断和隐私问题上加大对科技公司的压力。硅谷和华盛顿都日益认识到,现有的有关数据隐私的管制规则必须有所改变。

而了解美国议员们过去是如何处理相关议题的,对于在当下做出正确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借鉴意义。

60 年代中期是打孔卡大型计算机的鼎盛时期,在它们诞生之后的二十年里,计算机处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信息的能力已经被充分证明。这些数据大部分是关乎个人的,医疗信息、服役记录,乃至家庭在超市购买了哪一种燕麦片,同时,对于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被收集、或由谁收集,并没有法律上的限制。在那之前,监管机构根本不把对针对性营销的监管当成严重的事,因为它非常不精确。

然而,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将针对性营销转化成了一门更有威力的科学。

1964 年春天,以不懈地抨击现代广告业而闻名的记者万斯·帕卡德 (Vance Packard) 出版了《裸体社会》(the Naked Society) 一书,引发了人们对数据隐私的担忧。《裸体社会》对一些大公司的营销方案做了比较评估,指出它们在美国消费者个人数据方面的交易规模巨大且有利可图。但是,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计算能力最大的使用者身上 — — 美国政府。

帕卡德观察到,大量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吸收”到官僚机构的数据库里,数量之大令人担忧。他写道,“可以想象,那些拥有巨型记忆机器的数据库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回忆起每个公民有生以来的所有特定行为 — — 包括失败的、令人尴尬的或可能导致控罪的那些行为”

帕卡德触及了要害。国会召集了一个隐私侵犯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并于1966年7月开始就政府的数据库提案举行听证会。

众议院的主要隐私斗士,新泽西州的尼尔·加拉格尔 (Neil Gallagher),也是约翰逊的盟友,他认为数据库有一些价值,但是计划本身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做得不够。在参议院方面,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欧文(Sam Ervin),对总统广泛的国内议题持批评态度,他将数据库视为行政滥权的另一个标志。“计算机永不遗忘”,欧文警告说。

由于越南政策所导致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气氛日益增长,计算机数据库的威胁就成了无法抑制的媒体热点。“它会威胁你的隐私吗?”《纽约时报》在一条报道的标题中问道。“大多数美国人的名字在政府文件中反复出现,”《时代》杂志指出,“总计近28亿条记录”。

哗然的舆论“杀死”了国家数据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台了100多项与数据隐私相关的立法。少数几项法案的通过是里程碑式的 — — 1967年的《信息自由法》(FOIA)、1970年的《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和1974年的《隐私法》 — — 但是所有这些法案都集中在个人对这些数据库中的信息的知情权上。没有人把是否应该收集这些信息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推动数据透明,而不是推动限制数据,符合计算机时代来临之前的美国法律先例和政治传统。正如法律学者艾伦·威斯汀 (Alan Westin) 在 1967 年指出的那样,美国既重视个人隐私,也重视信息的自由流动,后者的价值通常更占上风。这与西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欧,隐私被认为是需要小心保护的,并为此采取了更强有力的监管措施。

由于如此不懈地将焦点集中在政府对数据的使用和滥用上,国会因而很少关注私营企业在做些什么。美国的公司们仍然可以自由地收集产品使用者的数据。

国会再一次努力地在信息自由和隐私权之间“取得平衡”。致力于提高透明度的那些建议 — — 比如标记机器人,让人们知道他们何时是在与机器交互,以及让消费者能够访问被企业采集和存储的个人数据 — — 是重要的第一步。但首先,科技业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认真审视企业被允许收集的数据本身。

国会应该认识到它在半个世纪前所没有认识到的:保护隐私绝不仅止于摧毁一个数据库,谴责一家公司或遏制一个行业。现在做出的决策将塑造未来的技术一代

计算机永不遗忘。

Margaret O’Mara,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s the author of a forthcoming book, “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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