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haven:政治现实的低吟之语

  • 通过“操纵过去,实际上你可以塑造未来 —— 通过将过去改造成未来的结果”

在去访问荷兰电影制作工作室 Metahaven 的路上,Oscar Rickett 就遇到了一个“非常 Metahaven 式”的经历。从伦敦到阿姆斯特丹欧洲之星的火车几乎在越过边境进入荷兰时就停止了。它被搁浅在高速轨道上足有两个小时,烟雾从车头滚滚而来。通过对讲机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别担心,这只是制动。”

这个场景看起来太熟悉了,集中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些日子,传统形式的权威已经破裂,在线平台窃取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而看似先进的系统 — 就像铁路网络那样 — 永远都是故障。

他给 Metahaven 的 Daniel van der Velden 发了短信,告诉他这里发生了什么,并提到一直想象荷兰的运作会是顺畅而有效的。“是的!这就是个神话!” van der Velden 回复说。

来自 Web 2.0 的后果简直令人震惊。曾经看似开放和自由的互联网已经转变为双重意义及商业与政治交易的反乌托邦。人性化的心理依赖已经从闪光萌的所谓“用户友好”体验中被发展出来,被企业和政府机构监视着。正是这些黑暗的“后2.0”现状 — 以及帮助创建和实施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 激发了 Metahaven 的工作。

Metahaven 只包括 Van der Velden 和 Vinca Kruk 两个人,尽管二人更喜欢“集体”这个称呼的灵活性。作为一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平面设计工作室于 2007 年创立,而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倾向于电影制作,通过电影,他们从一个我们生活的“中世纪的信息迷宫”世界中发出了呐喊。

他们说,正是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在 Twitter 上使用机器人激烈地争论”,我们受到各种认知扭曲的影响,例如假新闻和后真相。

Metahaven 的传输就来自我们当下的反乌托邦现实,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艺术界的崇敬。现在他们开始接触更广泛的受众。当代艺术学院正在举办 Metahaven 的个展,Version History,其中一部新电影,欧亚大陆 — 在巨大的视频墙上展示 — 以及他们更早期的作品“信息天空”(2016年)和“故乡”(2018年)。(与阿姆斯特丹 Stedelijk 博物馆的 Metahaven 回顾展同时举行)

Metahaven 的电影充满了不确定。后苏联的空间,俄罗斯导演 Andrei Tarkovsky 的作品具有持久的影响力;YouTube 视频中经常能见到的下拉菜单和侧边栏弹出,讽刺着这个世界的在线体验。

Metahaven 的大部分工作充满了神秘感,这种工作利用了严重介导的视觉碎屑,精准定义了被大企业和政府控制的世界。微软预先安装的字体包、阴影效果、花哨的颜色、盗版徽标和其他过时的图形元素,这些标记令人感觉模糊又格外的熟悉。

庞大的企业实体 — 亚马逊、苹果、谷歌 — — 对我们所有人的认知、以及我们如何发现知识,进行最高级别的算法和监视控制。新闻非营利组织 Wikileaks 在 2010 年首次在其网站上发布了 2007 年美国巴格达军事袭击案件,其中驻伊拉克的路透社记者被杀的视频。一石千层浪。同年,Wikileaks 又发布了超过 75,000 份与阿富汗战争有关的文件。被通过这些数据转储曝光的视觉语言所吸引,Metahaven 在 2011 年为 Wikileaks 进行了一系列志愿者品牌推广活动。该项目包括一系列印有该组织名称的灰色 T 恤,以及一套带有伪装图案的围巾 — 暗示政治的谎言。并将全部销售的收入都转赠给了 Wikileaks。

Metahaven 引用了著名媒体活动家和学者 Ethan Zuckerman 的“数字行动主义的可爱猫理论”(2008),它将数字平台确定为政治行动的主要地点。Zuckerman 认为,如果国家开始侵犯人们发布宠物图片的权利,公民肯定会抗议 — 并且如果像 Facebook 这样的在线平台解散,人们很容易找到其他地方发布这样的图片。

是的,发布。把你的权利拿回来,这就是行动主义。

The pair’s work on show in South Korea in 2016. Photograph: Doyun Kim

如今,Metahaven 这个集体的推特账户的背景照片仍然是来自故乡的风景,您可以在其中读这样的文字:“旋转门和镜像墙”。跟着 Metahaven,您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Oscar 的火车被延迟了两个小时进入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于是他在车站内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个二人组,这地方设有咖啡馆、唱片店、在线广播电台,也没有精酿啤酒吧。他们就这么坐着干聊起来。

Van der Velden 出生于 1971 年,在鹿特丹长大,而 Kruk 比他年轻9岁,在附近的莱顿长大。他俩每个人都有图形设计专业的学位。除了一起工作外,他们还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

“担心公开声明我们是一对夫妇这让人有点紧张,因为这种趋势真的很浪漫,”Kruk 说。

“或者一点都不[浪漫]!“ Van der Velden 说。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那么关于角色分工这事总会有这种好奇心,”Kruk 继续道。 “以同一个名字工作是极其自由的,因为你可以随意改变你在集体内所扮演的角色。”

与 The Sprawl(2015)一起,Information Skies 和 Hometown 共同构成了 Metahaven 的“真相未来主义”三部曲。The Sprawl 是一部更为传统的纪录片,它的字幕上写着“关于宣传的宣传”。然后,一些说话的头忽然出现了,包括 Peter Pomerantsev,“Nothing Is True a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没什么是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他是一位美学家和普京理论家,他被描述为“俄罗斯政治的傀儡”。

“现在,宣传技术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们正在推动的集中化的观点,”Van der Velden 说,“他们试图制造怀疑,试图干预我们无法掌握事实的认知空间,但我们可以创造故事。”

这个团队希望在欧亚大陆进一步探索这一想法,直到这次会面时它仍在编辑。这部电影将被置于一个“虚构的,又不那么虚构的未来欧洲,类似于中世纪的封地地图”。

其中还有 Nigel Farage 和意大利喜剧演员后转行做政治家 Beppe Grillo 的档案片段。Farage 正在锻炼自己如今必须熟悉起来的东西,’我是一个政治局外人,我实际上是一个喜剧演员’ — 这实际上就像是一种特洛伊木马摧毁政治本身,并成为某种准友好的人物,那种我们必须相信他,因为他很有趣的人。“ 他也是*关于过去的虚构*的创造者 — 正如 Van der Velden 所指出的那样,在欧盟出现之前,欧洲不是民族国家的土地,它是帝国的土地。这与该创作团体为电影确立的中心思想联系在一起了,即通过“操纵过去,你实际上可以塑造未来 — 通过将过去改造成未来的结果”。

为了制造欧亚大陆,Metahaven 带我们前往21世纪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他们参观了乌拉尔山脉的 Sak-Elga,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理边界,那里的水已经由于铜污染而变成了红色。他们走遍南方,寻找中国与西方之间“新丝绸之路”的踪迹,最终拍摄到中国的出口搭乘苏联铁路穿越18世纪的风景。

在马其顿,他们去了韦莱斯,这个小镇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被称为“世界假新闻之都”,因为大量的特朗普支持网站正在那里运行。希拉里克林顿将她的失败就归咎于这些地方,然而 Metahaven 发现的则是:“没什么特别的。你找到的只是一个人们没有工作的小镇,有一个废弃的旧工厂,有些人有电脑和一点政治意识,一个没有非常强烈的自由世界观倾向的地方。“

也许你猜错了。Metahaven 的工作中可没有什么讽刺,就如 Van der Velden 所说,“讽刺已经死了。它在20世纪90年代是有效的,但目前讽刺早已不是真正能发挥作用的东西。你仍然可以看到像英国喜剧演员 Sacha Baron Cohen 那样的人,它的形式仍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一些外部想法中,那些能让我们大笑的想法。但讽刺这种形式,正在被层层削弱和剥离”。

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需要讽刺。而 Metahaven 所做的,是为现实的低吟之语安装一个扩音器。

正如 Van der Velden 所指出的那样,Metahaven 有时不和谐和困难​​的视觉风格视图是在无规则的敲击和韵律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如果你敲击得太多,它就会变得像噪音一样,如果它变得过于诗意,你就会失去密度的张力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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