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人作为认知杀手

守门对认知的剥夺无处不在。如果你专注于少数固定的渠道获取信息、即便在互联网上也有固定的交流圈子,即 依赖其他少数人掌握你的认知,其结果会很糟糕。希望本文能帮您了解这一危害。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说起来不难,但事实上有可能并不容易做到。 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出版商,只需要你注册一个博客账户甚至只是一个社交媒体账户;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更容易理解传媒内部的问题 – 关于审查过滤的问题,媒体在审查过程中究竟考虑的是什么?没错,就和你发推时的考虑基本相似:关于如何才能更多地吸粉。 于是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能认识自己的心态,就能更容易了解为什么业内会奉劝你不要指望从媒体中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说审查并不是中宣部那么简单?为什么你不应该过多关注那些背后有大金主的企业媒体发布的内容?为什么你对媒体的爆料虽然很值得大众了解却得不到记者的关心?…… 透明度革命的一半原因是为打破这一局面 —— 取消所有守门人 —— 它强调的是信息本身是什么,而不是闭门造车的编辑自己觉得信息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另一半原因是由于谎言作为权势的支柱,所有当权者都以改造/扭曲现实为稳固权力的手段)。 即便如此,互联网时代依旧有很多人延续传统媒体时代获取信息的习惯 – 即 通过主流媒体,或者干脆说“指望主流媒体[能提到某些事]”,这便意味着依旧赋予守门人以极大的认知掌控之权力。 今天我们来解释一下守门的概念,让更多人了解它,或许会有所帮助。 “守门”是在信息传播中过滤信息的过程,无论是出版、广播、互联网还是其他某种通信方式。守门的学术理论建立在多个研究领域,包括传播学研究、新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守门人理论最初只关注极少数大众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但现在该理论也解决了面对面的交流和互联网固有的多对多动态中出现的信息过滤问题。 该理论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 Kurt Lewin 于1943年提出。 在媒体结构的所有级别中都有守门现象 —— 从记者决定选择哪些信息来源以包括在故事中,到编辑者决定哪些故事被打印或被覆盖,还包括媒体插播所有者甚至广告商。个人也可以充当守门人,决定在电子邮件或博客中包含哪些信息。 IYP 简要介绍过这种守门现象造成的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部分,详见《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为自由而战(二)》 —— 定义 ——…

你曾经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过自己的照片?你危险了!

…Louie 担任董事会成员。该公司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数据挖掘技术”。 Anita Jones 博士曾在 In-Q-Tel 董事会任职,并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防研究和工程总监。她还是国防部长的顾问,并监督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机构负责高科技发展。 直到一名记者揭开了 DARPA “信息意识办公室”的神秘面纱时,公众才开始关注其生物识别数据是如何变成了大规模监控的信息挖掘项目之关键组成部分。 维基百科的 IAO 页面上写道:“IAO 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每个人的信息,在一个集中的位置,供美国政府轻松阅读,包括并不限于:互联网活动、信用卡购买历史、机票购买、汽车租赁、医疗记录、教育成绩单、驾驶执照、水电费、纳税申报表,以及任何其他可用数据。“ 根据 Abreu 的说法,一位匿名来源再次解释了社交网络巨头隐秘的一些技术:“他们不仅可以扫描你的 Facebook 页面上的一切内容,而且,他们的面部识别和生物识别应用程序可以扫描 Facebook 内的每一张照片(有数十亿之多)而且是实时扫描!“一会儿就删”那种办法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就是他们运作的先进技术和计算能力。“ 长期以来,政府机构的技术能力总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Abreu 的消息来源将面部生物识别技术确定为“超越现有的一切技术”。“无论是你的个人资料还是很久以前的老照片、甚至是你的照片的传真副本,只要你的面部生物识别数据存在于他们的数据库中的任何地方,并且他们有一个视频的参考屏幕截图,他们就可以找到近90%匹配的准确度,“Abreu 补充道。 关联:如果革命要走向成功,就需要一群愤怒的大众,需要足够高的速度,而且,如果组织动员发生在互联网上,那就必需获胜,因为一旦不能取胜,同样的基础设施既能让一种舆论共识迅速发展起来,也能被用来追踪所有卷入舆论散播的人。《为自由而战(一)卧室里的坦克 — — 被军事化的互联网人》 Abreu 透露,专注于挖掘此类图像的魔头并不仅限于…

血族:美国人、IBM 和出口的数字警察国家[video]

…数字技术将使用“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视频及互联网监控系统”对从公共服务交付到犯罪管理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检查。 此后不久,约翰内斯堡就开始实施基于新监控摄像头和集中式警察数据分析的所谓“智能警务”。去年,当时市长 Parks Tau(ANC)将智能治安在约翰内斯堡富裕的中央商务区 减少了 22% —— 这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白人区域。 Tau 吹嘘 他的打击犯罪的工具有“面部识别技术、车牌识别技术,并能够检测或预测一群人何时计划犯罪。” 开普敦市也 同样效仿 这种东西。 高速互联网对智能视频监控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传输高清晰度的信息。计算机需要丰富详细的图像来识别单词、面部和其他属性。模糊的图像无法工作。因此,⚠️在有高速互联网的地方,也可以进行高端的侵入性监控。 南非高速互联网推广的领导者是前情报部长(2008-09)和国家安全部长(2009-14) Siyabonga Cwele。作为SA的前间谍头子,Cwele 支持极具争议的国家信息保护法案,该法案加强了对所谓国家机密的保护。 Cwele 没有列出正式的证书、行业经验或技术培训。尽管如此,总统雅各布祖马本人就是前情报官员,他任命 Cwele 为电信和邮政部(DTPS)部长。这使得前任间谍部长开始负责南非的互联网。讽刺吗?可能并不是,这个集中化的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超级1984,详细解释参见“为自由而战”系列。 在西开普省,Cwele 告诉南非人 他们“必须适应”、“必需改变我们的隐私观念”;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创造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已经来到南非。 “血族”海报。这篇文章足够解释为什么这个海报是这样的。我们相信“血族”的编辑团队可能没有这一揭露的意图 智能警务:美国、南非…

非洲人的脸被用来训练中国老大哥:北京正在努力将其监视技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

曾经被视为可能赋予公众权力的数字技术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独裁政府的老大哥工具这里是详细报道: 从每个城市地铁站的人体扫描仪和X光机安检仪到社交媒体的全面实名制,已经能令当局可以追踪和惩罚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言论和行为。曾经被视为可能赋予公众权力的数字技术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独裁政府的老大哥工具– 北京现在决心将这些工具卖给发展中国家。 2015 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主导尖端科技产业;去年计划让该国在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并建立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是北京政权这些雄心壮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美国的同类扩张不同,中国并不只是想主宰这些市场,它是希望利用发展中国家作为实验室,来改进自己的监测技术。 非洲许多地方现在基本上依赖中国公司的电信和数字服务。总部位于深圳的 Transsion Holdings 是 2017 年占领非洲市场的第一大智能手机公司;中兴通讯是中国电信巨头, 为埃塞俄比亚 政府提供监控公民通信的基础设施;海康威视是全球领先的监控摄像机制造商,刚刚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办事处。 关联我们半年多前的文章:“cypherpunks 的信念对致力于反权威运动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大众监控不仅是民主和治理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了地缘政治问题,强权利用技术欺凌弱者,大国利用技术威胁弱小国家的主权……美国不是唯一这么干的大国。乌干达等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了中国直接投资的充实。大笔贷款是为了换取非洲给中国公司的合同,用于建设将学校、政府部门和社区连接到全球光纤系统的互联网骨干基础设施……非洲人上网了,但是硬件由“超级大国”提供的。非洲互联网将成为非洲继续被征服到21世纪的手段吗?非洲是否再次成为全球大国对抗的舞台?”详见 <为自由而战 四> 另外关于海康威视的介绍:<是谁在为中国政府的监视社会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里,几乎没有机会对面部识别系统作出有效的限制” 最新的案例是 CloudWalk Technology,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州的初创公司,⚠️已经与津巴布韦政府签署协议,提供大规模的面部识别计划。该协议目前暂停,直到7月30日津巴布韦选举后再继续。但如果通过,它将使津巴布韦 —— 一个人权记录惨淡的国家 —— 成功复制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变成像中国一样的监视国家。 ⚠️通过获得与中国大不相同的种族混合群体生物数据样本,CloudWalk 将能够更好地训练面部识别系统的准确性…

反加密的战争正在升级: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说”我们要后门”

反加密的战争正在升级。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执法官员告诉 Facebook,⚠️他们想要后门以访问其所有平台上发送的所有加密消息。 这些政府在公开信中呼吁 Mark Zuckerberg 停止 Facebook 在公司所有消息产品上引入端到端加密的计划,并要求该公司承诺它将 “允许执法部门能够以可读和可用的格式合法访问内容。” 这是破坏数十亿人使用的通信工具的安全性和隐私性的惊人尝试。 EFF表示:Facebook不应该遵守这项命令(Facebook 会同意吗?读过斯诺登文件的人应该表示怀疑)。 这封公开信与美国和英国之间新协议的签署相一致,该协议允许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执法部门更轻松地获取另一司法管辖区中存储的电子数据。也就是跨国维稳协议。 并且,写给 Facebook 的这封信还更进了一步:⚠️英美澳这三个国家的执法部门和国安机构直接要求访问的内容遍及每台数字设备上的每一次对话。 这封信侧重于所谓的执法方面的挑战,但是,它忽略了引入加密后门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险。 许多人,包括新闻工作者、人权活动家、敏感人士、以及家暴受害者,都在使用加密技术来确保物理世界和在线世界的安全。加密对于防止犯罪分子、政府、和寡头公司的监视是至关重要的。 加密是我们可以抵御全面统治的一个希望,一个结合勇气、洞见和团结的希望 — — 我们可以摆脱无处不在的入侵,从中创造一个新的国度,将那些物质现实的控制者隔离在外,他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追踪我们所有人。《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土;推荐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 — — 为自由而战(三)》 并且,这些政府寻求的加密通信的后门将不仅适用于那些具有所谓法治功能的政府。因为技术是没有国界的。 这些寡头公司一旦构建了这样的后门就必须将其提供给威权政权,例如,他们可能以打击恐怖主义或维稳内乱为名寻求间谍公民的能力。 美国司法部及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声称支持“强加密”,但是,在这封信中所描述的对加密数据的无限制访问能力与加密的实际工作方式不兼容。⚪️ The…

操纵式宣传:五个过滤器和识别线索

人工恐惧的创造方式具有双重目的:一边是为了摆脱你不喜欢的人,另一边则是吓唬其余人。当人们受到惊吓时,他们就会依附于权威。 审查是宣传的基础,审查造成宣传、宣传反过来再促进审查。 正如 IYP 曾经在独家消息中所分析的,审查并不必需一个“中宣部”,而中国目前已经掌握到了这一关键操作点。反审查的社区和活动家群体应该尽快跟上当局的变化速度。 反审查是透明度革命启动的媒体改革中最重要的目标这一。更多详见《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 — — 为自由而战(二)》。审查在呈现不完整的和扭曲的“现实”,审查存在的地方都是宣传,而难以有真相。 中国最近正在火热主张的“融媒”想要利用的是一个被称为 propaganda model 的理论,当然,这次是在算法专制的基础上加强它。 “宣传模型”是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政治经济概念模型,用于解释宣传和系统性偏见在企业大众媒体中的作用 —— 即 主流媒体。 该模型试图解释人口是如何被操纵的、以及操纵者如何通过这种宣传在公众心目中“制造”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同意。 因为,企业媒体的结构方式会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本身就起到了非民主力量的宣传作用 —— 也就是说,真的不需要中宣部也能达成同样的“作用”。 这一模型的提出最早出现在1988年出版的《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我们不能被互联网摧毁” — — 📢新的全球性革命正在拉开序幕,万维网之父重出江湖

这些就是数字理想主义者、颠覆者、革命者以及任何想要打击数字极权的人。全球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 反专利、反垄断,旨在打破特权的海盗党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发展壮大,这不是偶然。找回互联网的民主根源,是当下时代全人类最为迫切的需求。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曾经被所有人寄予巨大期望的信息革命成果变成反乌托邦的噩梦。 变异了的 Web 怪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监视、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和复区域化的种族民主主义撕裂,我们对信息自由的追求被算法的行为操纵所欺骗,集全人类智慧的理想变成了愚蠢的超个人主义网红经济……数字极权吞噬了民主,高度集中化的权力正在摧毁人类最珍贵的价值追求。 不论是《nobody cares 的背后》,还是“百忧解时代”系列和“为自由而战”,我们一直在提醒这一可怕的陷阱,并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在《定制人将终结民主》一文中的强调几乎是终极警告。 民主不会像专制政权那般一夜崩塌,然而当下它近乎不为人知的消融一直在加速。近十年来层出不穷的研究文献已经对这一悲剧做出了深刻的探讨,但也同时表明,学术界无法驱逐这一怪兽,他们只能理解,却无力阻止。 正如我们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政府并不惧怕互联网,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个变异 Web 正是助长专制主义的利器。他们要利用它,只要把人们囚禁在集中化的平台上、让你困在小圈子里,接受每天鸡零狗碎的信息消防栓冲击,一切变革皆无法实现。因为龙头就捏在权贵手里。 我们支持并始终协助一切旨在打破专制政权的努力,和那些推动中国变革的勇士们站在一起。然而我们的视野有所不同。我们的担忧在于,如果民主被数字极权侵蚀的趋势无法逆转,即便中国变革成功,又将变成什么?最可能的结果是,在这一状态下不会有任何变革出现。 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我们在上周介绍了经济学角度打破数据垄断的思路,本文则是技术角度的构想。我们曾经也介绍过类似的构想,这里的不同在于,新一轮变革的策划就来自互联网之父。Berners-Lee 能夺回被数字极权和专利巨魔夺走的公平吗?能重新实现他最初创建互联网时的美好构想吗?随着去中心理念在全球各地的行动派中展开,一场新的全球性革命正在拉开序幕…… “I WAS DEVASTATED”: TIM BERNERS-LEE, THE MAN WHO CREATED THE WORLD WIDE WEB, HAS…

互联网如何让你失去自由?

…他们将互联网视为间谍、破坏和战争的主场》。 在没有政府监视的情况下在线交流和共享数据的权利已经越来越少,这一可怕的趋势或许是不可逆转的。 在澳大利亚,当局已经提出立法,迫使加密通信服务提供商为政府机构开发后门,从而使大量私人内容向情报机构开放监视。 民主政府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平台以这种方式行事的能力通常在功能上类似于专制国家政府的直接控制:国家监管的触角正慢慢地缠绕着日常的互联网使用。 在线审查的程度也明显超过了所谓的改善国家安全所需的一切。 欧洲指令第11条/第13条表明,在巨额罚款的威胁下,欧盟不会犹豫是否在互联网平台上施加巨大的(并且可以说是定义不明确的)义务:所谓的链接税和平台提供商现在需要的版权过滤在互联网时代开始时是不可想象的。 臭名昭著的英国色情禁令表明了国家单方面实施内容限制的惊人能力 —— 就像在克赖斯特彻奇的悲剧之后,新西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做到迅速阻止视频内容的传播那样。 虽然这些例子没有暗示任何形式的反自由阴谋,但它们表明了一个关键点:没有审查和监视的互联网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现有媒体和通信法的支持下,很多民主政府已经表现出采取被动行动并在没有民主协商的情况下实施审查制度的态度。 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对国家审查和控制的解毒剂,主要是因为它曾在功能上无法被监视或控制除物理访问互联网连接以外的任何内容,并且由于缺乏有关互联网技术使用的法规。 然而,限制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的信息类型的意愿和能力从未如此强大 ,即使互联网本身从未如此重要。 一些社交媒体平台选择参与政治化的自我审查,这只是一个更大、更可怕的趋势的冰山一角。 更多详见《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 — — 为自由而战(二)》 注:这篇文章写得不够透彻,我们增加了一些关联内容以便能被读懂。最透彻的应该是这本书《互联网究竟是什么? — — 来自“监视谷”惊人的启示》。但我们依旧翻译它,至少能证明美国学者也亲口承认这个问题了。这可不怎么容易。 The Internet Is Making You Less Free…

重要性需要被感知而不是被介绍

上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了*联合*。让技术社区与公民社会组织、权利组织、反抗社区、公益慈善事业等团体密切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不论是安全知识补充、应对威胁的快速响应、还是磨练技能的渗透测试,技术社区将带给社会运动和任何一种反抗者以绝对切实的力量。中国在这种有效联合方面所呈现的缺憾是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 在国际上,任何互联网权利组织都会告诉你,活动家、异议人士、记者和边缘社区,是在线安全协助的重点,技术社区应该准确嵌入到这些组织中以便提供稳定且可靠的帮助。但是在中国,技术社区目前为止所思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如何才能“引起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具体的协作效率。 这是非常滞后的。要知道,当权者一直在以技术作为武器对付我们、使用互联网前所未有的强大监视能力压制我们的一切行动,针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技术问题,如果反抗者不能做到道高一丈,注定会出师未捷,在基本层面上失去机会。 至少从 2009 年也就是十年前开始 — — 阿拉伯之春就同时展示了在线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几乎所有可能性和脆弱性 — — 数字安全培训师和专家立刻启动以帮助世界各地的在压迫性或其他危险环境中工作的人权活动家。 我们在《为自由而战》系列中已经分析了很多著名的变革运动,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利用了互联网,并且更重要的是,巧妙地避免了来自互联网的威胁。 在美国,民间社会面临的数字安全需求不断增长,基金会往往需要追赶这一进程,而没能在防御层面起到充分的作用。结果是,即使一个组织准备好了自己来提高其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它也很少有资源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计划。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也一样。 虽然很多社区一直以来都在面对强大的政府监视和形形色色的骇客攻击(想想联邦调查局和小马丁路德金,或者每一代人对民主活动家和举报人的攻击)但对非营利部门数据安全的威胁更加广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正在获得以前仅限于执法的监视工具;黑客企图通过复杂的网络钓鱼攻击破坏网络中立倡导;墨西哥反腐败组织的负责人被政府支持的间谍软件攻击;成千上万的组织将敏感的用户数据存储在不安全的数据库中,这些数据库很容易被黑客攻击暴露匿名捐赠者的信息,反之亦然,对捐助者的党派攻击会给他们的受助者及其任务带来风险。 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威胁没有如此明显,最常见的状况是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安全知识而没能做到有效匿名,导致被警方在现实中识别并受到惩罚。加之,中国没有反抗组织和群体,而异议人士是非常勇敢的,他们中很多人以“不怕喝茶”为精神,拒绝匿名保护。也因此技术社区难以起到嵌入的作用。 我们一直在撰写各种保护知识和技巧的文章,向敏感人群解释加密的消息服务、安全电子邮件的重要性、社交工程学的攻防技巧、如何保护社交媒体的帐户和宣传能力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实却是,有关如何使用 Signal 、保护数字隐私的大量指南、以及诸如“使用 Tor”的多项须知等等广泛声明,可能难以被非技术人士理解,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错位。 与此同时,慈善组织也很难了解究竟什么样的技术专家才是活动家、边缘社区、记者和人权维护者最需要的。 这些差距显而易见。但是没有人应该为这个差距负责。现有的数字安全资源通常是旨在帮助个人确保他们的数字足迹避免被识别所需的工具,或者在发生紧急情况和关键威胁时做出的响应。教授整个组织及其资助者 — 如何深入了解数字态度和习惯,如何分析敏感用户、组织和以任务为中心的数据使用、保留和共享,将更加困难。 我们要的并不是亲自动手帮助敏感人士安装一个 Whonix 就完工了,而是最终能让人们知道遇到紧急状况时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如何形成结盟网络,让求助变得更容易。也就是,形成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思考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对民间社会数字基础设施的攻击日益复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支持在组织层面进行更大的能力建设。 无论一个组织是否有5、50或500名员工,改变习惯和改造旧系统和政策都是困难和昂贵的。改造资助者的传统思维方式会能起到作用。根据我们在解决数字安全需求和进行必要的重大变革以在线保护自己方面的经验,以下是民间社会组织及其资助者可以采取的四个步骤,以开始解决这一迫切的需求。…

伟大的自欺 — 战略性欺骗的心理维度(2)

…IYP 《为自由而战(五)》 “Power is a thing of perception. They don’t need to be able to kill you. They just need you to think they are able to kill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