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土;推荐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为自由而战(三)

吐口水没什么意义。需要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地加入思考,把想法付诸实践,鼓励人们分享这些知识,教会人们如何用技术武装自己,用新技术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去中心化加密基础设施,拥有自己的通信基础设施。向全社会推广。 怎么办思考之三:反抗ACTA的成与败 互联网上的政治叙述依赖于煽情造势和媒体的时间尺度,这种时间尺度极其短暂,一则消息的出现与消失都在24小时内,然后就会被新的信息所取代。通过互联网,我们是在建造所谓的互联网时间。因为理论上互联网不会遗忘,于是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建立卷宗,对其做研究分析(相关分析软件非常多),最终团结人们参与其中,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政治叙事。 让当权者滚蛋。 国际无政府主义者曾经使用这种方法对付ACTA。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仿冒贸易协定》是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协定,最初由美国版权行业搞出来的,实际上早已运用在相当多的双边贸易协议中,立法者企图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制度,来规定什么样的出版合法,什么非法。它是阻止人们从事各种出版活动的机制。 在这个体系下,如果你给某人发一封信,要求他们从互联网上删除某些东西,他们就必须删除,虽然可以给他们几天时间提出抗议,但是,由于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言,处理这种抗议太费钱了,于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删除。然后让作者和上传者自己去维权。 中国人一直以为谷歌是绝对伟大的,百度是绝对垃圾的,这句话其实只对了后一半,谷歌一样逃不开ACTA。最典型、且被公开的信息比如山达基教(Scientology),他们已被证实曾经从谷歌的YouTube上删除了数以千计的视频。 ACTA一直被广泛批评为限制人权、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协议,并且因此在欧洲多处掀起了抗议。欧盟签署后,负责研究这项协定的欧盟专员Kader Arif当即宣布辞职,并指出这项议案对公民权的限制不容忽视。幸亏中国没能加入ACTA,但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在某部分程度上的状况没有急剧恶化,但别忘了,中国政府正在加紧收买国际商业媒体,这是比删帖更严重的入侵——它能从根本上控制信息。 在民主辩论中,ACTA已经臭名昭著,公民赢得了语话权,但在幕后,秘密的双边协议其实已经建立起来,并达到了同等程度的目的,这直接颠覆了民主议程。比如新的联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照搬的ACTA,这类状况非常多,当权者把受争议法案的标题拿掉了,把内容切割成了小块,让这些小块像蠕虫病毒一样渗透到各种事物中,渗透到国际制度中。 在公众眼里,你以为自己的公民权得到了发挥,以为民主胜利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胜利,而事实上,情况一如既往。 由此可见,政策和立法改革并没有奏效,尽管你也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对手,那样他们就会加速进程。所以要想保住民主,就要全球公民警惕起来,用各种方法进行检查,这样至少能延缓事态发展进度。 最基础的是,动员人们切实地参与到这些讨论中来,参与到改革中来,在他们还有权利这样做的时候。 也只有互联网公民能做到。增加做出错误决定的那些人的政治成本,只有把互联网掌握在公民自己手中,我们才能通过一个自由的互联网来促成这些集体行动。 怎么办思考之四:去他们的云计算吧 去中心化系统(decentralization)的基础建构的难度是个核心要点,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基础架构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因为现在已经有集中化的云计算了。 集中化是所有互联网人的撒旦,Facebook是集中化的,twitter是集中化的,Google也是集中化的,中国那些玩意儿更是,它们都受制于掌握强制性权力的人。就如当年的电报门,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德国《明镜周刊》、西班牙《国家报》以及法国《世界报》均迅速给予了报道,而亚马逊则立刻将维基解密的网站从它的服务器上删除了。 而且云计算还给公司提供了一种经济激励,把数据交给所谓的国际数据中心处理,是一种更便捷的处理方式,但这些数据中心都是美国企业运营的,这就意味着背后是政府牵头的被集中化,就像支付公司那样。 向云计算转移数据的趋势相当令人担忧,太多的服务器被集中在同一区域,为了更便于标准化控制,也便于对支付系统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是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技术,主要因为集中起来更便宜。除了流媒体电影外,互联网上发的绝大多数通信都发生在服务器之间,所以你把服务器放得更近些就会更便宜。最终,就得到了这些通信服务器的巨型蜂巢。 这些巨型建筑正是国安局大规模拦截的搜集点。中央控制让权力滥用变得非常容易。 集中化是赢在经济竞争中了。而为此埋单的正是我们所有人的个人安全。 因此必须致力于打造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想要反对这种监控状态,要推翻“老大哥”,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去他们的云计算还是什么其他垃圾吧,互联网公民应该拥有自己可以掌握的东西。 这也是急需向更多公众传播的信息。随时都会有当权者跑来干涉你寻求自由的努力,1999年 Napster 开始的P2P技术就曾被指“犯罪”。他们就是这样制造舆论攻击的。但如果你为自己建立起更好的文化,那么每个人都会使用Napster。 文化就意味着共享。 Napster在最初还是有点集中化的,但也正是它,为去中心化的理念埋下了种子。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具体的实例来显示去中心化建构如何作用于知识共享。当我们在讨论绕开审查或揭穿政治叙事,以建立更好的民主体制和更好的生活时,我们就是在讨论知识共享。…

这个时代真正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已经有人找到了——为自由而战(五)

现实是一份重要的资产,人们需要有牢牢抓住它的意识,调查性新闻就是将现实从权力手里夺回来的崇高艺术。 日前出现的一则消息很是令人吃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份刑事判决书,一名中国河南的男子因出售 SS 服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没收销售所得,罚款 10 万。 判决书称,该男子使用支付宝和 PAYPAL 在 VPS 服务商阿里云、VULTR、RFCHOST、50KVM、SSCLOUD 等购买 VPS 搭建 SS 服务,然后出售给其他用户。 据称,他搭建了 55 个 SS 服务,发展了四千多名客户,获利 30 余万元。中国法院表示,被告“违反国家规定,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依法应当受到惩罚”,其服务“未经相关部门授权,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绕开我国互联网防火墙的监管,非法访问境外互联网站,收看非法电视、收听非法广播”…… 消息本身并不令人十分吃惊,在此前已经有数位中国技术人士因销售或搭建VPN而被捕入狱,惊人的是这则消息透露了当事人的操作方法,其中“支付宝、阿里云”等字样的出现意味着这位技术人士的安全意识已经薄弱到了糟糕的程度。 这样可不行。 我们公布过对微信文本加密的方法,这就是一种护盾,相关武器还有很多,当下全球有很多密码术战士和真正的有战斗力的公民社会,他们正在不断开发和推广着很多工具,只要人们有这个意识,寻找并不困难。 只有护盾还不够,它只能让你在战场上多活一段时间,如果你和队友们都没有对抗能力,这场战争也赢不了。对抗能力就是技术,至少应该能顾熟练使用技术人士所提供的最新武器。 打破阴谋 在各种计算机工具出现之前,隐私一直是被政府、企业和银行所霸占的,现在人们有机会开辟新的战线,借助信息给予人民更大的权力。…

为自由而战(一)卧室里的坦克——被军事化的互联网人,以及可以怎么办

如果革命要走向成功,就需要一群愤怒的大众,需要足够高的速度,而且如果组织发生在互联网上,那就需要获胜,因为一旦不能取胜,同样的基础设施既能让一种舆论共识迅速发展起来,也能被用来追踪所有卷入舆论散播的人。 我想提醒的只是三点:1、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因为它关系到所有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2、为什么不能妥协——因为敌人一直都在进攻;3、中国人缺少的是什么?——抵抗意识、技能和知识。 最可怕的并不是不了解,而是妥协,甚至是自我审查式的拼命想“做个好人”,这在中国很常见,在全球都不稀罕,他们看不见反击者的奋力拼搏,对送到眼前的保护盾熟视无睹,然后陷在无力的哀伤中,一事无成。正是他们,给敌人的火力敞开了大门。 新时代的战争和被动军事化 形形色色的黑客大赛往往都有政府和军队的资助,当权者希望从中培养、挖掘到更多的赛博战士。他们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不是在传授战术,他们关注的是对防御系统的修辞术,以及攻击术,于是他们需要激怒人们,激起人们的爱国狂热。他们在推动一种机器齿轮式的心智,让人们跟从“国家利益”的命令行事。 技术只是一个砝码,民族主义才是杠杆。 民间技术高手蜂拥而至,因为有耀眼的奖金和“高贵”的工作机会,然后他们成为了赢家,被政府戴上大红花,被盛情邀请去“保卫祖国”。 也许你认为自己不是技术人士,这些与你无关?也许你说那些人是五毛、功名利禄的奴隶,然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你拥有一台可联网的电子设备,你就无法摆脱被军事化的阴影。 整个赛博空间都在加速军事化,原本属于全球公民的领地正在被把控资源的当权者步步占领。这个时代里,只要你通信就会被拦截,你就必然处于军事管制之中。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私生活放在了网上,这就像你的卧室里开进了一辆坦克,你的床下藏着一个士兵。这是公民身份的军事化。 不用考虑政治体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施大规模拦截,因为它早已商业化了,那些想“赶着时代步伐”捞一笔的人们都在搞监控,独裁国家对这般邪门技术的狂热追求更是吸引到了全球技术专家的跪舔,钱如雨下。 大规模监控意味着储存所有通信,所有语音通话,所有流量数据,所有用到短信服务的消费方式,包括互联网连接方式。 曾经流行一时的侥幸心理认为,政府的财力无法支撑长期持续的全面监控,于是很多关注隐私安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角度上。但很遗憾,大家想错了。如果你把军费预算和监控成本以及互联网战士的培训成本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普通的武器系统往往会更贵,赛博战士和大规模监控的成本相比一架战机来说是非常便宜的。 并且,随着科技飞跃,储存成本每年都在下降。比如德国,一年只需要花费大约三千万欧元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储存系统,以良好的音质储存所有德国人的电话通话,还包括管理费用,至于纯粹储存成本只需要大概800万欧元。 南非还有像 VASTech这样的公司,它们销售一种系统每年只要一千万美元,可以拦截所有人的所有通话,并储存。于是状况已经开始变化了。在以前,跨国拦截只是针对特定目标的全面监听,而现在,是永久性的拦截一切,储存一切。 比如 Eagle 这套系统,法国公司 Amesys 曾经把它卖给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在商业文件中被描述为“全国性拦截机制”,它可以监听全国所有人的通信。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有多穷、资源有多匮乏,众所周知,他们都买得起用得起法国的技术来实现斯塔西式全面监控,足够说明问题了吗? 这个“行业”的工作被分为战略路径和战术路径。战术路径的意思是:在目标场所内安装窃听器,需要有人把麦克风带进去,或者把GSM部署在一辆车里,就可以拦截人们的通话,不需要和网络运营商交涉,也无需提前获得搜查令之类的文件,不需要走法律程序。 而战略路径的意思则是默认执行,也就是记录一切,然后再分析,系统整理。 也就是把一颗通讯卫星正在转播的东西全部拿走,把一根光缆上传播的东西全部拿走。当权者喜欢这么干,因为你不知道谁什么时候就会变成嫌疑人。在西方国家,这种手段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宪法争论,正因为他们可以永久保留这些数据。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拦截进出本国的通信,然而像自动封锁银行账户、自动部署警力、针对特定群体拦截等诸多此类的后续活动,在Al技术的驱使下,基本是轻而易举的。西门子曾经向情报部门推销过一款自动实施行动的平台,一旦拦截记录发现A目标正位于B目标的特定范围内,目标A就能收到一条提示邮件——一个关键词——然后就能触发一次行动。 情报部门和政府的工作核心是:通过剥夺人们理解事物的能力来延缓事态发展。最常用的就是“机密”二字,一旦这个词出现,便意味着你被限制了继续了解详情的资格。 当权者会把互联网看成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损害了他们的能力,过去他们在用这种能力去定义现实,去定义正在发声的事,去限制人们对事实的了解,以及弱化人们的反应能力。于是现在,当权者对监控技术大举投入资金,因为他们害怕互联网会影响他们的统治方式。 他们总是在谈论数字战争,就像是他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想要缔造和平。他们努力控制技术和法律进程,以此作为促进自身利益的手段 —— 用对你我的利益的剥夺,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

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为自由而战(二)

通过审查篡改历史并非数字时代的新玩意,然而正是数字化,让很多事实不仅被扭曲,甚至连扭曲的痕迹都不复存在了,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 当下中国的异议群体似乎有着充分的情绪,这是革命的一个基础,但他们没有能力,基础知识、技术和思考等多方面的能力均严重欠缺。于是很少有人会去重视“可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能用手头的资源做些什么,最新出现的资源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如果您长期关注海外媒体对中国异议人士的采访就可以发现,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他们,大多呈现这一特征。 作为网络审查最严重受灾区域之一的中国,其国民对此的反馈至今只停留在吐口水上,相当于放任当权者不断加速深入的侵犯。 甚至不少人已经提出了“躲藏/远离”的想法,“我离开互联网不就行了吗”,这种非常天真也很危险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常见。很遗憾没有人能躲得开互联网,就算您扔掉所有电子设备,也要去银行存钱,要生活下去就必需消费,于是您还是在互联网里。说这种想法危险是在于,它以一种逃避的心理在自保,彻底熄灭了反抗精神。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可以说是全球最先进的审查系统之一,在中国网络上,政府已经有能力将一个话题标签的可见度固定在某个特定的省份之内,最大程度上压制联合,哪怕仅仅是舆论联合。这是数字版的“枫桥经验”,令Facebook都自叹不如。 在谈论亚洲地区的审查时,很多西方国家的互联网公民喜欢用“其他人”这个词,就好像审查只会影响到“其他地方”,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就算你在美国使用Google,照样会出现“出于法律要求,部分搜索结果被省略”,这样的字眼。 当然,美国互联网的结构是相对去中心的,这方面令它很难实现中国式的审查。美国的审查缘由、审查方法和审查施行机构,都与中国不同,但必须承认,实质是雷同的,同样都是侵犯知情权的恶行。 审查和监控绝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基于全球联网的技术设施,并不存在“其他地方”,就像技术安全和政府事务的安全(政权稳固)一直都是两码事,这在全球都一样。好在部分中国人已经明白这点了。 审查并非只存在于那些压迫性的政治体制中,无疑,每个当权者都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互联网问题就是全球性问题,互联网人需要尽快转换思考方式,以免被恶意愚蠢的政府削弱智商。 尤其是中国人,而且,你将由此发现一个更为高超的反抗路径,你将获得全球反抗力量的支持。 加密在很多国家至今仍是非法的,因为它划出了一块块视觉盲区令政府恐惧,当权者拼命地想要阻止强加密技术、要求添加后门,而且政府的要求究竟落实了多少,在各种所谓机密的保护下我们很难准确了解。为了维护经济,中国政府无法全面禁用当下最普遍使用的加密技术 VPN,这还是拜GFW所赐,可以说是当局的作茧自缚,然而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同样效果的方法,那就是强制备案。 这并不是世界末日。但现在开始,就需要更多人了解到事实真相,更多人一起出谋划策,加入反抗大军。本文将继续上周的话题,一起探讨应对方案。 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 1953年,苏联秘密警察首脑、内政部长贝利亚被撤职并受到处决,于是关于他的一切资料、那些正面描述他的条目,全部被编纂百科全书的机构删除了,仿佛苏联的历史上不存在这个人。 中国当局对“反腐运动”中倒台的高官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在积极地进行资料数字化工作,从而对其进行再编辑。随着技术进程的加快,未来将有更多的原始资料、历史事实被抹杀,如果现在不能有效阻止这种审查的话。 通过审查篡改历史并非数字时代的新玩意,然而正是数字化,让很多事实不仅被扭曲,甚至连扭曲的痕迹都不复存在了,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 中国人对 404 再熟悉不过了,中国网信办似乎比较懒,只要发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要求全文删除,对突发新闻如此,对“反腐”倒台高官曾经的正面报道也是如此。于是你经常能看到404页面,很多线索因此被切断,这是谷歌无法解决的。 以上说的还仅仅是出版后审查,然而出版前的自我审查更远甚于此,并且通常极难被发现。也就是本网曾经分析过的:媒体对信息的第一层过滤。某国际大牌媒体就曾经对一封62页的电报进行了编改,只引用了其中的两段话,以证实文章本身的立场,而其余被删除的部分却正好是反对这两种观点的。 事实上这类状况非常普遍。我们所有人在大部分时候都通过媒介来了解世界,而媒介的背后是当权者和投资人,于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变成了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世界。 很多国家的确有民主架构,但并不代表审查在这里不存在,相反它会变得非常复杂和精妙,它通过多个层面的间接途径来混淆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层面可以用来否认正在发生的审查。为了绕避选民的追问,当权者一直为此绞尽脑汁。 为了便于理解,你可以把审查想像成一个金字塔,只有一个小小的塔尖露出了地面,这个塔尖就是公共诽谤诉讼、谋杀记者、新闻禁令等等这些,所有人能直接看到的东西。而这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塔尖的下一层是那些不愿意暴露于塔尖的人,他们通过自我审查将消息压住,以免被推向塔尖。 再下面一层是各种各样的经济诱导,或者叫它赞助诱导,把利益摆在面前,让人们积极地报道某件事,从而回避其他事。再下面一层就是原始经济——媒体人对流量的痴迷,他们只写那些划算的、有的赚的故事,甚至都不必考虑上层的经济因素。 然后再下面就是读者的偏见,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很有限,他们容易受到假新闻的操控,并且你还无法对他们解释真实的信息。 这就是审查的金字塔。网上流出来的网信办禁令和遍地的404是第一层,上述那家大型媒体所做的事在第二层。 我一直说,全球打击假新闻的努力看起来声嘶力竭,就算能圆满成功,也不过是皮毛之举,审查存在的地方就没有真相。而绝大多数审查是不被承认的,因为它们发生在暗处,也因此不存在对某个特定主张进行审查的指示。相反,是记者自己认识到了他们被期望如何去做,因为他们了解取悦和巴结某些人的利益所在。 存在于前苏联的那种审查——半夜踹开门把记者带走——现在被倒转过来了。记者们放弃了职责的同时,就把真相带走了。…

结束毫无意义的口水和拉锯战,这里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为自由而战(四)

把互联网转换成一个监视系统,是它的核心潜力决定的。更糟糕的是,当权者已经将互联网变成了压制工具,威胁要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和压迫的国家入侵武器。 因特网的真正本质是一个不存在审查的领域。每一个以审查、掩盖和启示为核心的权力集团,自然都会对它怀恨在心。 这是一场战斗,数字时代每个人对无法逃避的战斗 —— 抵抗商业和政治对因特网和言论自由的压制。 为了彻底改变政权的行为,就必须清醒而大胆地思考。 这么多年来,如果说人们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政权不希望被改变。所以当今的人们必须超越前人,去思考前辈们所不能做到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技术变革。必须了解不良治理的关键生成结构,发展出一种思考这种结构的方式。 这种结构足够强大,可以穿过相互竞争的政治道德的泥潭,形成一个清晰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必须运用这些见解来激励自己和他人,采取一种高瞻远瞩的有效行动,以更好的方式取代导致治理不善的结构。 很多人看到自己做的事情前人已经做过的时候,会感觉很踏实,并且会情不自禁地追求那种踏实的感觉。这是很糟糕的。这样做没可能创新。创新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被时代驱动的、甚至可以说是逼迫出来的需求。 知识分子经常会引经据典,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前的先人们“就是那么做的,然后他们成功了”,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复制他们的成功”。那可不一定。尤其是在技术飞速发育的今天,世界本身已经发生了变革,陈旧的思考方式至少可以肯定拖了进度的后腿。就如今天的你照样有机会笔墨纸砚,但肯定没我打字速度快,如果设定我们的目标都是传递信息的话。 怎么办?挑战。你不可能不犯错,但恰恰是犯错证明了你没有放弃挑战。很多自由派人士不仅爱躲避,还几乎可以算是和敌人共谋。他们希望变革能在友好和睦的状态下进行,那不可能。他们呼唤正义,但不想让任何人受苦和难堪,那不可能。 “The principal mark of genius is not perfection but originality, the opening of new frontiers.” ― Arthur Koestler…

中国的新 “密码法”如何终结了加密

端对端已废 下图是我们在去年10月报道的消息。其中的文章您可以在这里看到:《NSA 的阴云笼罩国际加密 — — 网络安全标准化会议在中国举行令人五味杂陈》。 中国人大在去年10月26日颁布了 “期待已久” 的密码法,已经于2020年1月1日生效。可以在这里找到该法律的正式文本。 中国设计的这个系统试图追求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即:使网络仅对不良行为者来说不透明,但对共产党政府来说,完全透明。 密码术是将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技术。必须使用密码术来保护在网络上传输和存储的信息的机密性,但是密码的使用给政府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公众隐藏信息的加密技术也可以用于对政府本身隐藏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仍保持对网络系统全面监视的同时,要求进行加密。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法律。该法律将加密分为三类:核心,普通和商用。 核心和普通旨在用于传输和存储共产党国家机密的系统。商用加密旨在用于商业和私人用途。该法律规定,它欢迎外国的商业加密提供商。 也就是说可以在中国销售外国加密系统,但前提是:该系统已通过尚未被准确描述的认证系统的批准和认证。 该法律称,加密的使用应遵守《网络安全法》和相关MLPS 2.0法规的规定。共产党的国家密码管理局(SCA)有权监督和检查密码系统的实施和使用。 这三类系统忽略了通常实现加密的方式。 最重要的密码系统不是商业系统。大多数系统都基于 Gnu Privacy Guard 系统。这是一个完全开源的系统。您可以在此处下载源代码。 提供GPG系统的组织的整体重点是允许公司和个人向政府隐瞒信息,无法想象提供GPG系统的组织会与中国政府合作以获取对其产品的审查和认证。 不止是中国,与任何政府合作都会违反该原则。 这导致了新法律下的第一个问题。大多数密码系统是开源的可免费下载。中国政府和普通用户一样可自由检查用于实施GPG和相关开源系统的源代码。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和个人使用GPG和相关系统,鉴于这些系统绝不会提交给中国政府进行审查和批准?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关于外国加密系统的整套规定将完全没有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商用”一词完全没有意义。 这将导致最重要的问题。…

恶劣的“微妙”:审查在中国不完全关乎政治

过去,中国政府主要审查政治敏感内容,如今他们开始转向了算法推荐的所谓的“低俗”娱乐内容——就是本网曾分析的信息自由末日启示录“四骑士”之一。依靠算法向用户推荐内容的今日头条昨天宣布关闭内涵段子应用,而主要移动和社交媒体也纷纷宣布“整顿”。 新浪宣布联合秒拍、一直播,对自身平台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违法内容开展持续三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微信、QQ 关闭播放快手、抖音、微视、西瓜视频等;今日头条关闭 App 内语录、段子、趣图、美图和美女共 5 个频道;抖音短视频关闭视频直播和评论功能… 此前最近的关于的“四骑士”中国审查的消息是:在被 CCTV 指责宣传未成年人怀孕后,中国最热门的两个视频平台在应用商店中消失了。随着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控扩大,不仅包括被认定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内容,所谓的“不健康或色情内容”也归入其中。我们在 Google+ 上发布的报道已被删除,原因不详。 表面上看它就是审查,已经延续了四年多的所谓“净网运动”,但其具体操作则非常微妙。 中国的审查标准从来模糊,给了裁决者很大的滥用空间。其滥用往往有三种:即为刺激出更多出于讨好立法者的自我审查、金钱或政治利益相关的不公正打击、寻租。可能性高低全凭具体事件所具备的条件。 比如最近又开始刷的“郭德纲作品被下架”的消息,本身是假的,不过不排除恐吓性宣传的目的。 在中国,审查应该就具体案例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装束,不论是双边谈判、还是国内审查,都是如此,前者提醒更新地缘政治心理学,后者属于人情社会交易型关系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与美国的几乎完全基于政治信仰的审查有很大区别,外媒不一定能理解。 审查本身就是在扼杀言论自由,不论当权者使用哪种理由,哪怕它听起来再合理,因为不论你想过滤什么样的内容,首先都要实施对信息的全面拦截,其中被波及者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我们曾经对此有过较为具体的解析,详见:《为自由而战(二)》。 关于审查之恶,我们将在近期更多详细分析,也许将出现很多你未曾了解过的信息,欢迎关注“审查与自我审查”栏目的更新。…

美国可能禁止无法被破解的端到端加密通信

老大一句顶一万句。如果美国下手,全球的加密就真的完了。 端到端加密消息传递是所谓的执法的一个主要障碍 —— 全球各国政府一直在破解加密的尝试中歪招迭出。 这堆政府面临的关键挑战是:这些服务是由技术公司提供的,而这些公司大多位于美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令这些应用无法被其他地方的立法者触及。 消息传递服务是“over-the-top”,这意味着内容或服务建构在网络基础服务之上,而不需要电信运营商额外的支持。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像大多数互联网技术一样,这里的权力经纪人是美国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 Politico 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是否寻求立法禁止科技公司使用无法破解的加密形式”,这件事值得重点警惕。 “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隐私需要跟上这一变化”,超级安全消息平台 Wickr 的首席执行官 Joel Wallenstrom 说。 Politico 引用了一些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报道称:“加密挑战,政府称之为‘going dark’,是国安委会议的焦点,其中包括来自几个主要机构的副手官员。” 该讨论的重点是消息应用的“隐私和安全功能”,“使当局调查恐怖主义、贩毒和儿童色情内容受挫”。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正在进行的有关隐私、数据安全和信息完整性的辩论中,消息传递应用的隐私已经成为一个中心主题。 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从公共社交媒体发布转向了封闭的通信平台群组,而消息传递应用的竞相出现也是这方面的主要推动力。 甚至 Facebook 也将消息安全和隐私置于其新战略的中心。请注意,隐私不是目的地,只是一个开始,却已经被寡头公司利用为挡箭牌了,详细《以隐私为目的的斗争如何让你变成了监视的盟友》。 “我们希望有真正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解决问题的方法,”Wallenstrom 告诉我,在NSC新闻爆发之前。 在他看来,需要避免政府方面的“划红线”和“顽固不化”,中国、朝鲜和伊朗“就技术而言,不是我们想要效仿的模版”。 微信在中国的例子特别明显,当局在相当公开的基础上监控信息流量,并随时可以对任何被认为不当的行为进行制裁。…

警惕微妙的劝导术:影响力强大的措辞和想象中的“美女”

继续前文。 文字是如何让政治宣传和大众劝导获得力量的? 一种事物的描述方式和一个行为的表达方式会指导人们的思维、匡正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反应。宣传者描述一个事物,给其打上标签,下个定义,做为信息的接收者只要认可了这种界定,那么在进入辩论之前就已经达成前期劝导了。 两千多年西塞罗就已经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劝导规则,西塞罗说,他之所以能帮罗马那些臭名昭著的谋杀者们顺顺当当地洗脱罪名,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有辩论的能力,那些极其可耻的恶行“并非犯罪”,而是德高望重的善行——受害者才是应该被千刀万剐的恶棍。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研究发现,宣传者喜欢使用那些放在上下文语境中褒贬模糊的词语,比如:一个“更善良、更温和”的人、让我们将国家变得再度“强大”起来、钱能买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勇敢、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没有人会去反对善良、温和、强大,以及为自由而战,但在某些具体语境中,它将带有令人鄙视的含义。想象一下,维稳者对维权者宣传“善良温和”,川普说“让我们的国家再度强大”,卖习近平语录的广告说“这是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以1968年尼克松在竞选中关于越战的言辞为例,他承诺要在越南取得“光荣的和平”。这个词条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某些人来说,光荣的和平指的是即刻从越南撤军,结束这场不公平的战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句话则是意味着要战斗,直到美国取得无条件胜利。其真正的意思只能任凭听者自己去诠释,但毫无疑问,尼克松给越战确立了正确的目标。 政治标签的威力 南海仲裁结果出炉之前,中国当局以强烈的口吻宣传其乃“废纸一张”,意味:我不认可你的合法性,就可以不尊重你的判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甚至宣称南海仲裁厅“是违法建筑,应予以拆除”。这种流氓口气并非仅仅是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它恰恰能对那些比较无知的民众产生标签化前期劝导。同时佐以爱国主义洗脑基础,其效果不容忽视。   图2 注:中国政府制作的海报) 下图是南海仲裁结果出炉后,中国官方宣传机构的措辞:继续强调菲律宾是“违法行为、非法诉求”,“不具备合法性”——将单方面否定伪造为理所当然;指责美国的做法是“投机”,但不提自己的立场,而是提醒“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劝导策略之一:将“我的观点”变成“我们的观点”,虚构共识。可对照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四步策略”。 (图4 注:四个“不”字的排比句,深红色背景暗示情绪) 下图为中国官媒发布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的记者会消息,看措辞:“不论仲裁结果如何,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没有人会反对捍卫国家主权,但仲裁结果判定中国在南海不享有主权,也就是说南海在其强调的“捍卫”范围之外。另,纠纷“不会影响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它用的是“影响”而不是损伤或者剥夺,仲裁结果不论如何这句话都能成立。最后那句话,“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用军队一词暗示备战,随后又强调“维护和平稳定”,也就是不要战争,最后又说“应对各种威胁挑战”,那还是不惜一战。究竟战还是不战?主战和反战的双方读者会各自读出不同的结论。 注意这段文字是发布于习近平定调之前。习言论:19:02分,人民日报:16:31分。 当局之所以如此措辞,源于其对稳定的需求(也就是对冲突的担忧)很强烈,但又不希望自己被视为灰溜溜的输家,这种时候双关语是最佳的选择。众所周知,如果中国既不宣战、也不退出国际海洋公约,那只能意味着接受南海仲裁结果,不论其强调什么、主张什么。 民主派视这些宣传为滑稽和出洋相,但它确实有效果,在仲裁结果出炉后,陆续有多位中国网友在不同平台爆料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被“爱国者”刷屏了。12日晚间,中国社交网络上瞬间出现了许多短视频,分析指,都是旧素材拼接的结果,有武警跑步的镜头,还有很多93阅兵前夕运输武器的场面,但还是引来了很多人的激动,却少有人质疑——即便南海开战也用不上陆军啊? 一位记者朋友观察后表示,那些爱国人士中多数平日不怎么关注时政,却在此时被民族主义情绪刺激得跃跃欲试……理论上看,中国当局的政治宣传是很标准的路数,特别是在中国老百姓政治意识和相关知识水平平均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宣传足够产生一定效应。 对标签的利用在政治宣传中非常常见。希特勒将德国经济问题解释成“赤字威胁”和“犹太人的问题”,从而得以动员德国民众。反堕胎的群体称自己的主张“倾向于生命”——谁会和生命做对呢?支持堕胎的人则称自己是“倾向于选择”——谁会反对拥有选择权呢?战争支持者口中的“低强度冲突”,你要将它乘以十,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损失状况;而反战群体则说,“把我们被装入裹尸袋的儿女们带回家”。 政客在诠释社会问题和编造国事日程时会使用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民族特色、改革开放、稳步崛起、加强、进展、主动性、以及各种高大上短语。曾经有一本书名为《语言:控制的主要途径》,作者是美国人,是写给共和党人的,教他们如何“像牛顿一样说话”。该作者将那些双关语汇集成册,并每年给公众人物使用到的最狡猾、最自相矛盾的语言颁奖。如果收集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措辞,一本书肯定不够用。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仔细品读那些措辞,甚至有验实证明排版误错也不至于影响理解(就是这句话的样子),怎么可能被这些细节影响到呢?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影响不会经由人的意识,正相反是在绕避你的意识,着重于潜意识中的习惯、印象和思维模型,如此方可达成目的。 奥维尔在知名小说《1984》中戏剧性地描述了词语的宣传力量: “重写不仅是为英格苏克的忠实追随者们的世界观、心理习惯提供适宜的表达方式,更是为了使得一切其他思考方式无处立足。即使人们永永远远采用新说法,而旧说法被遗忘在脑后时,异端思想就会如其字面意义那般不可思议。” 当人们意识到,事实上奥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职务,是为亲英派编写用以在印度广播的宣传文案时,《1984》这部小说便获得了骇人的新内涵。 劝导术的使用 祝华新把统战说成“给出路”,暗示编外者提意见是“没有出路的”;维稳者对群体事件喊话说“理性”,而不是说“克制”,这里面的微妙区别也不难理解。铺垫同样是重要的一部分,管制会先抓几个大V嫖娼上央视,摆出杀鸡道场;维稳会先布局几百上千荷枪实弹的武警,形成威胁。恐怖分子在策反人质的时候就用这个路子:先让你深信自己肯定会死在这里,而且肯定不可能痛痛快快死,当这个过程达到了目的,忽然给你点好处、表现出心疼你,温言软语,还假装偷偷摸摸的帮你弄点水和食物,当你感恩了,他们就给你暗示一个“活路”,再给点时间“让你思考”。 语言的本质会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它被人们的下意识用来对各种信息划分归类,也正因此,语言具有强大的劝服力量。当人们在用“一个90后的小女孩怎么可能颠覆国家政权”这句话刷屏的时候,赵威的标签就确立了。但当时谁也无法预测事态会如何发展,只是从直觉上认为这样的标签不妥,比如“是不是看不起年轻人?或者看不起女人?”但在普通时政关注者心目中便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形象,此后不论是内隐人格的生成、性侵传闻的舆论轰动,还是理性化怪圈,都建立在这个标签上。 人们很容易按照某个事件或某种情境已有的标签去行事。但措辞和标签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也能延伸到其他情境中,“适当的时候”便形成自我劝服。 想象中的美女…

透明度革命要从内部爆发

多年来,对科技公司的报道充其量可以说是超级困难的,但也不是不可能,虽然结果非常痛苦,看看 Information 或者 Businessweek 就知道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型科技公司的新闻业务比非技术公司的新闻业务相对更多,其员工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以任务为导向的硅谷劳动力基本上都把记者视为:最爱管闲事的家伙,再糟糕点就是:恶意的骗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真的相信自己公司的‘好事儿’是被记者搞砸了。 其他人可能只是害怕 Facebook 和其他巨头公司雇佣的“抓特务”团队,⚠️ 这些团队严惩那些泄漏内部信息的员工。(还有一个事实是,许多科技劳工在保守秘密中获得了公司给的好处,他们宁可放弃道义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这些沉默的存在,很难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 Facebook 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内部。 但是,omertà 似乎正在突破这些障碍。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各级现任和前任员工向记者敞开了心扉 — 从11月中旬开始,“泰晤士报 ”的 Facebook 报道似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同时也是员工自己主动改变旧貌的结果。在持不同意见的谷歌员工发表声明的几个小时后,前 Facebook 高管马克·勒基(Mark Luckie)就向 Facebook 发布了一封长信,谴责种族歧视。 抵制谷歌帮助中国审查的员工抗议让人回想起了其他罢工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也是由员工们发起的,他们对该公司处理性骚扰和歧视问题的结果表示愤怒。 在经典的劳动组织方式中,罢工组织者公开自己的身份、公开宣称他们的要求,并且非常乐意与记者讨论他们的抱怨 ; 通过让自己如此公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