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voj Žižek:冠状病毒和法国的抗议活动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 前两天与端传媒的编辑邮件沟通,在结束时我写道:“祝福所有人都能平安渡过这一困境,获得真实的及时的资讯,尤其是,希望疫情过后,能够通过公民行动追查到切实的原因,和责任人(如果有的话)。” 以下是 Žižek 今天的文章,他潜在地提醒了我认为 “尤其” 的这部分。
REUTERS/Philippe Wojazer; REUTERS/Aly Song

就像社会抗议活动一样,疫情爆发不会突然出现然后消失。它们顽固地潜伏着,在最不经意之间爆发。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并且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做到。

中国境外的人认为,隔离足以解决该病毒的传播问题,他们在 “隔离墙” 后面或多或少是安全的。但是,既然已经在20多个国家都报告发现了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意味着急需一种新的方法。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创伤性威胁?

也许我们能从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中学到一些东西,根据精神科医师兼作家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论死亡和将死》(On Death and Dying)中提出的著名五阶段模式,关于人们在得知身患绝症时作何反应:

  • 拒绝 —— 只是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如 “这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 愤怒 —— 当我们无法再否认这一事实时便会爆发愤怒,如 “我怎么会这样?”
  • 讨价还价 —— 希望自己可以以某种方式推迟或减少这一事实,如 “让我活着看到我的孩子毕业吧”;
  • 抑郁 —— 虚无,如 “反正要死了何必自寻烦恼”;
  • 最终是接受 —— “我已经无法抗拒,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Kübler-Ross 后来将这5个阶段模型应用于任何形式的灾难性个人损失(失业、亲人死亡、离婚、吸毒成瘾),并强调指出:这些阶段不一定按照同一顺序发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完整的五个阶段

每当一个社会面临某种创伤事件时,总是可以辨别出这五个阶段。以应对生态灾难(气候危机)的威胁为例。

首先,人们倾向于否认它 —— “这只是偏执狂的想法,真正发生的只是天气模式的惯常波动”。

然后是愤怒 —— 对污染环境的寡头公司和对危险视而不见的政府的愤怒。

再然后是讨价还价:“如果我们回收废物,可以争取到一些时间;另外,它也有很好的一面,我们现在可以在格陵兰岛种菜,船只将能够通过北部航线更快地将商品从中国运到美国,由于冻层融化,西伯利亚北部有了新的肥沃土地可用。”

接着是抑郁 —— “太迟了,我们失败了”。

最后是接受 —— “我们正面临严重威胁,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同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对我们的生活中日益增长的数字监控威胁

再一次,首先,人们倾向于否认它 —— 认为这是 “夸张的”,“更多左派的妄想症”,“没有什么机构可以控制我们的日常活动。”

然后是愤怒 —— 愤怒于寡头公司和政府秘密间谍,他们 “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并利用这些了解来控制和操纵我们。

再然后是讨价还价 —— 劝导自己相信 “当局有权搜寻恐怖分子,而不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再之后是抑郁 —— “太迟了,我们已经没有隐私人权了,个人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最终就是接受 —— “数字控制是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我们应该让公众意识到其所有方面,并参与到斗争中来!”

A Chinese man wears a protective mask, February 12, 2020, Beijing, China © Getty Images / Kevin Frayer

甚至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那些因特朗普当选而受到伤害的人也在重复同样的模式。

首先是否认 —— “别担心,特朗普只是装腔作势,他掌权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然后是愤怒 —— 把他推 上台的 “黑暗势力”、支持他的那些民粹主义者,对我们的道德实质构成威胁;

再然后是讨价还价 —— “还没有失去一切,也许特朗普可以被遏制住,让我们容忍他的一些过分行为吧”;

接着是抑郁 —— “我们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美国没有民主了”;

最后是接受 —— ”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政权,美式民主的美好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直面危险冷静地计划如何才能战胜特朗普的民粹主义。”

在中世纪时期,受鼠疫影响的城镇居民也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

首先是否认,然后是愤怒 —— “我们罪恶的生活被惩罚了,或许甚至是让瘟疫发生的残酷的上帝”;

接着讨价还价 —— “还不太糟,我们可以消避开那些被感染的病人”;

然后是抑郁 —— 我们的生命结束了;

接下来,有趣的是,纵欲 —— “既然我们的生命结束了,那就尽可能及时行乐吧。畅饮,性……”;

最终,是接受 —— “我们还活着,那就尽可能表现得像正常生活在继续一样。”

这也同样呈现在人们如何应对2019年底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中不是吗?

首先是否认 —— 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不过是某些不负责的家伙散播恐慌;

然后是愤怒 —— 通常是种族主义或反国家的形式:肮脏的中国人有罪,我们的国家不够高效……

接着是讨价还价 —— 好吧有一些受害者,但没有非典那会儿严重,我们能够控制住损失;

如果这行不通,抑郁就出现了 —— 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们都在劫难逃 ……

但是,这里的 “接受” 会是什么样子的?

古怪的事实在于,疫情显示出一种特性,与最新一轮的社会抗议存在很多共同点,比如那些在法国和香港发生的抗议:它们不是爆发式的速战速决的,而是一直呆在这里,坚持着,将永久的恐惧和脆弱注入人们的生活。

我们应该接受的、应该与自己解释的是,存在着生命的下一层,即 病毒的不死,愚蠢的重复性地生存,它永远存在于我们身边,永远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在我们最不期望的时候爆发出来。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病毒流行提醒人们生命的最终偶然性和无意义:无论人类创造了多么宏伟的精神大厦,像病毒或小行星这类愚蠢的自然偶然事件就可以终结一切。更不用说生态学的教导了 —— 我们人类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促成这一终结。

但是,最终的 “接受” 可以采取两个方向。

其中之一可能意味着只是疾病的正常化:好吧,人都会死,但生活会继续,甚至可能有一些良好的副作用。

而另一种,“接受” 可以(并且应该)推动我们动员起来,抛弃恐慌和幻想,在集体团结中行动起来。⚪️

Slavoj Zizek: What the coronavirus & France protests have in common (and is it time for ORGIES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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